许纪霖:信仰与组织——大革命和“一二·九”两代革命知识分子研究(1925—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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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报名就叫《热血日报》。他在发刊词中说:“洋奴、冷血,这是一般舆论说加于上海人的徽号了!可是现在全上海市民的热血,已被外人的枪弹烧得沸腾到了顶点了!……创造世界文化的是热的血和冷的铁,现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几乎与此同时,在风景宜人的白马湖教书的朱自清,一反往常的冲淡平和,疾笔写下了著名的《血歌》,短促的、跳跃的句子如同狂风、急雨、鼓点:“血是红的!/血是热的!/血是长流的!/中国人的血!/都是兄弟们!/起哟!起哟!”

   即使不在“五卅”或“三一八”现场的外省青年,也会被大革命的情绪所感染。杭州的中学生王凡西,最初是一个相信胡适点滴改良的温和青年,一心想研究学问,看不起那些政治上活跃,但成绩不好的激进同学。但后来他承认“五卅运动却给了我一个激烈的与决定性的转变”。上海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到杭州来宣讲发动民众,本来正处于毕业考试关键时刻的王凡西,热血也沸腾起来,参加了杭州学生会的工作,整整两个月,忙于爱国运动,“大时代中炽烈的大斗争,像只巨大的熔炉一样,把投入者身上一切不合适的思想和感情于顷情间焚化了,……我很快懂得了,所谓‘为学问而学问’的说法是多么地虚伪,真正学问应该和行动相结合,为行动来服务的”。一旦走上了政治这条路,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他后来去了莫斯科东方大学,成为职业革命家。

   五四运动前期的中心是启蒙,后期是社会改造,然而“五卅”以后,启蒙与改造的无力感,被一种亢奋的政治热情所替代,这种政治热情,与民国初年以议会民主制为中心的政治参与迥然不同,它不是少数精英阶层的欲望,而变成了以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底层运动,后来随着北伐的展开,又动员了更底层的工人和农民。但无论如何,国民大革命中心舞台的活跃者,无论是工农运动的动员者,还是北伐军里面的骨干,几乎都是国共两党的新鲜血液——在革命中日趋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

   如果说大革命一代知识分子受到的刺激是“五卅”和“三一八”的“血”,那么“一二·九”一代革命者则为亡国灭种的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所激愤。东北的沦陷,首先让东北的知识分子感到了切肤之痛,他们流亡到关内,投身于各种救亡活动当中。作家端木蕻良在南开中学读书,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就在学校组织了“抗日救国会”,还当众怒斥了前来学校讲话的天津市市长,结果他被学校开除了。另一位作家萧军写作了描写东北抗日武装的小说《八月的乡村》,因为他是东北人,对日本人的侵略刻骨仇恨,以后加入革命皆由爱国情绪点燃。即使不是东北人,北平不少有热血的知识分子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也骚动不安。在清华读书的吴晗写信给自己的恩师胡适,倾诉内心的愤懑。他以异常激烈的语调抨击了在国难面前“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和“麻木不仁、浑浑噩噩的国民”,说:“看着人家出卖你的父母兄弟,听着若干千万同胞的被屠宰的哭声,成天所见到的消息又只是‘屈服’、‘退让’,假使自己还是个人,胸膛中还有一点热血还在着的时候,这苦痛如何能忍受!”

   在大革命一代知识分子当中,多为破落的富家子弟或贫家子弟,除了周扬等个别人之外,鲜有正当发达的富商或官宦子弟参加革命的。第一代创党知识分子当中有很多出身于北京大学,但在大革命时期,北大并非革命者的主要贡献地,与上海大学远远不能相比。王凡西在1925—1926年间是北大中共支部领导之一,他发现北大校园里面“乱党”不多,1300名学生里面,革命同志只有二三十人。但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一二·九”一代革命者当中,有很多人出身于富家官宦子弟。大革命洪流中的学生,基本出身于上海大学、黄埔军校、师范学校这些教育体制的边缘部分,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主力,已经是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学校等这些中国顶级的高级学府,而这些顶级学府,很少贫寒子弟,仅学费一项,就将他们拒之于门外。瞿秋白当年到北京,首选是考北京大学,但家道的衰落让他付不起那笔昂贵的学费,不得已他只能进入膳食全包、学费全免的俄文专修馆,因此阴差阳错,后来成为共产党的领袖。像燕京、清华、北大、南开,里面多是衣食无忧甚至准备出国深造的富二代、官二代。本来他们有辉煌的前程,为什么会冒险加入抗日运动,继而成为革命者呢?

   显然,富二代、官二代走出书斋,投身抗日运动,与大革命一代全然不同,不是因为对个人前途的绝望或社会黑暗的不满,而是对亡国危机的深刻忧虑。天津豪门子弟叶笃庄在南开学校读书,父亲早就安排好了他的前途,希望他以后学理工科,在乱世里面有一口太平饭可以吃。但九一八事变之后,叶笃庄挺身而出,担任了学生会秘书长,多次参加抗议日本的学潮。代理校长张彭春找他谈话,劝他“不要跟着‘赤色分子’跑”。但他不听,又偷偷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红色书籍,思想日益左倾。高三毕业的时候,按照他门门功课得“A”的优异成绩,是可以直接进入燕京大学的。他准备大学毕业以后参加革命,到农村去发动农民,于是与好几个有同样想法的南开富家子弟一起进入了中央大学农学院。当年在这些名牌大学里面参加抗日运动的,大多是成绩优异的学生。这些优等生,继承了“五四”的精神血脉,不仅视野宽广,而且有家国情怀。据韦君宜回忆,1982年一位在美国的华人科学家承认:“我是‘一二九’那时候的学生,说老实话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一点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当时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如果他们不干革命而来这里学习,那成就不知要比我这类人高多少倍!”

   韦君宜的父亲是技术专家出身的铁路局长,一直希望送聪明过人的女儿到美国留学。在清华哲学系求学的韦君宜,拜金岳霖、冯友兰为师,也喜欢纯粹的哲学。但在“一二·九”运动当中,学生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政府的报纸行却对爱国运动只字不许提。她后来回忆说:“政府不支持爱国,只有共产党才说必须抗日,左派刊物高呼支持学生的抗日运动。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年轻的韦君宜放弃了学哲学的快乐和出国留学的大好前程,参加了革命。

   影响年轻学生思想激进的重要因素,除了政府不抗日、共产党抗日之外,还有学生们阅读了左翼作家的作品。鲁迅、茅盾、丁玲、巴金等人的作品,像一把把火,燃烧了他们的内心。在“一二·九”运动的时候,王元化还只是北平的中学生,但他疯狂地迷恋、崇拜鲁迅。在卢沟桥事变南下逃难时,他什么也没有带,只是冒着生命危险,把一帧自己手绘的鲁迅肖像放在贴胸的口袋中,在日本人的刺刀之下逃离了北平。除了中国的左翼作家,俄国19世纪人道主义文学和苏联时期的左翼文学也对青年学生起到革命性影响。刘白羽虽然出身大户人家,但在他小的时候父亲带着姨太太离家出走,他只能跟随母亲寄人篱下,备受白眼。在北平一中读书期间,图书馆主任思想进步,买了许多俄苏文学作品。刘白羽非常喜欢契诃夫,其笔下小人物的悲催命运让他深有共鸣。有一天,他读到了苏联小说《铁流》,深受打动,后来回忆说:“我当时只是一个朦朦胧胧对革命向往的人,但正是《铁流》里,我看到一幅新世界悲而壮的图像。我听到一曲悲而壮的歌声,《铁流》点燃了我年轻的心灵的火焰”。

   在上海的女青年朱微明参加革命,也是被一本高尔基的《母亲》点燃。她后来对女儿说:“我在书里看见了自己的童年,我完全被小说征服了。我确实感到,只有干革命才是我的出路。你外婆说的穷秀才寒窗十年的故事,刹那间变得愚不可及,我觉得必须像陈日蒙那样,走出自己的旧生活”。她提到的陈日蒙,是一个大资本家的女儿,常常介绍一些苏联小说让朱微明看,说:“我们读了那么多书,是为了什么?我们就是要寻找到一条光明大道。我们一起上延安去,去寻找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是真心在救中国,在为大多数人谋求利益。”

   “一二·九”运动前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热血青年要选择的空间是有限的,不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对南京的国民党政府,他们是不满的,而对遥远的、从未有过接触的共产党,却充满了热烈的期待与想象。王元化在“一二·九”期间,还只是一个中学生,后来他之所以加入中共的外围组织“民先”,就是与有此认识有关。他后来回忆说:“共产党当时不是执政党,可是它一直在那里号召大家抗日,组织力量和日本人打。到了后来,共产党取得了平型关大捷,我们怎么能不相信它?抗战前国民党奉行不抵抗主义,国难当头的时候,一个正义的中国人、知识分子谁会去相信国民党?” 比王元化小3岁的李慎之,当时还在无锡念中学,他参加革命的心理动力与王元化几乎相同。他晚年在回忆“一二·九”以后参加革命的经历时说:“当时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要抗日,国民党不抗日,共产党要抗日;要民主,国民党搞专制,共产党反专制。我们是带着自由民主解放的理想奔向共产党的。只要你当年内心还有一点热血、一点良知,你就不会选择走另一条路。”

   共产党之所以吸引热血的爱国青年,除了抗日之外,还有自由、民主这些美丽的想象。“一二·九”一代知识分子,毕竟在学校里面接受过西方的思想启蒙教育,但他们在执政的国民党那里看不到自由、民主的希望,而共产主义的学说提供了一个包含各种美好价值的乌托邦理想。在“一二·九”运动之后,韦君宜不再有兴趣追随金岳霖、冯友兰学习哲学,她说:“我情愿做一个学识肤浅的战斗者,坚信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说的一切,因为那是我所宣布崇拜的主义。我并没有放弃一向信仰的民主思想,仍想走自由的道路。但是共产主义信仰使我认为,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大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确实,抗战爆发以后,大批激进青年投奔延安,吸引他们的正是这些美好的价值。何方在谈到中共革命中“三八式”干部的时候,也如此认为:“在中国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的一代‘三八式’干部正是由救亡运动唤醒和推上历史舞台的。大批青年抱着吃苦和牺牲的决心,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民主,跑到延安去参加革命。当时的延安,第一,举的是抗战的旗帜,第二,举的是自由的旗帜。那时延安大讲自由平等,许多革命歌曲的歌词里都有自由这个词。”

  

   三、通向革命的四大精神气质

   家庭出身、学校、学潮和革命运动,只是刺激一个青年人趋向革命的外部条件,是否付诸行动,最终还要取决于他主观的个人气质。那么,究竟什么是革命知识分子的普遍精神气质呢?我发现,主要有四大精神气质:追求自由的个人英雄主义、革命加恋爱的浪漫主义、对底层民众同情与怜悯的民粹主义和痛恨外国列强的民族主义。

   先说追求自由的个人英雄主义。“五四”是一个个性解放的时代,大革命一代知识分子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五四”之子,继承了“五四”的自由精神。“五四”的自由精神,有三种不同的形态,分别以知(识)、情(感)、意(志)表现出来,知识上的个人自由以胡适为代表,那是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情感上的个人自由以周作人最为典型,提倡的是自然人性的解放和人道主义,而意志上的个人自由非鲁迅笔下的“摩罗战士”莫属,那是尼采式的反主流的超人。显然,大革命一代知识分子更多继承的是鲁迅的意志自由传统,而“一二·九”一代革命者由于受到比较完整的西方式理性教育,对自由的理解相对而言比较偏重胡适式的个人理性思考和周作人式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五四”时期,自由主义在中国尚未发育,马克思主义也刚刚传入中国,知识界的第一大显学是崇尚绝对个人意志自由的无政府主义,拒绝一切暴力、一切形式的压迫。无政府主义与“五四”的另一大显学尼采哲学相结合,就产生了追求绝对自由的个人英雄主义。这一精神狂飙,深刻影响了作为后“五四”一代人的激进知识分子。他们狂热地追求个人自由,憎恶社会的压迫机制。而要改变黑暗的现实,唯一的希望就是具有超强个人意志的尼采式英雄的横空出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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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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