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斌: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0 次 更新时间:2021-02-13 01: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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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斌  
“部落”的概念被认为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有人主张以“族群”代之。但族群同样是一个争议性很强的概念。(20)在非洲,“部落”的概念被视为带有蔑视非洲的色彩,中国学者主张以“地方民族”的概念取而代之,“部落主义”应该被称为“地方民族主义”。(21)第三,部落社会在中东和非洲国家的“顽固存在”,部落概念向族群概念的升级换代,都表明部落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概念,而且也是一个现实的概念。它或许是迄今为止经历了人类历史发展所有阶段的组织形式。(22)也有人会问,为什么削弱部落纽带的做法难以行得通?格罗斯的解释有相当的道理:“这种源于血统的强烈认同感和团结一致的态度可能产生一种障碍,妨碍甚至破坏国家建设的进程,但在另一方面,它仍然是可能存在着压迫的国家中对个人进行保护的重要社会单位”,“在强有力的新型制度没有产生功效之前去削弱甚至破坏仍在发挥作用的社会团结纽带,无异于一种冒险行为”。(23)

   中东和非洲部落的生命力之所以这样顽强,能够在“民族国家”成为当今世界主导治理单位的条件下生存下来,并与国家组织之间形成张力,最重要原因在于这些“民族国家”几十年的历史经历,还难与绵延千百年的部落传统和身份认同相匹敌。2013年12月15日,南非已故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落叶归根”,灵柩被移至其出生地东开普省库努村,并被盖上了狮子皮,几千人参加的“世纪国葬”转换成腾布族人传统的下葬仪式,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曼德拉是反对种族隔离的斗士,是享誉世界的民权领袖,是被称为“南非之父”的首位南非黑人总统,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以科萨族(腾布族是科萨族的一个分支)人儿子的身份“入土为安”,显示出非洲部落传统之深厚。实际上,在许多非洲和中东国家领导人身上这种传统都有所保留,有的领导人甚至刻意彰显自己的部落身份和族群印记以赢得支持。

   部落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组织形态,在不同的种族、地区和文化的演进中大都存在过,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向国家制度过渡。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中国是第一个马克斯·韦伯定义的现代国家,很早就克服了部落制,尽管经历过政治衰败和家族政府的复辟,但强大国家传统保留下来了,在西方的压力之下,“中断一段时间后重起炉灶”;中东的穆斯林社会借助马穆鲁克制度,遏制部落制的弊端,构建起强大的帝国,但随着马穆鲁克制的衰败,帝国也就支撑不下去了,部落依然在中东和北非伊斯兰国家的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非洲大陆由于地理环境、人口密度等种种原因在历史上没有形成国家层次的制度体系,而西方殖民者又“不作为”,没有为非洲引进哪怕是那种能渗透和控制当地人口的“专制”制度,(24)因此国家的构建是在获得独立之后开始的,而且大多是在殖民者人为划定的疆界的基础上开始的,千百年的部落传统难以在几十年的国家构建中销声匿迹。历史学有关中东和非洲的部落研究,对于丰富国际关系学界“民族国家”的想象及其理论批判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中东和非洲的部落社会是沿着“民族国家”道路继续前行,还是要在“部落国家”阶段“停滞”不前,甚至构成“现代国家”中的一种“常态”?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可以成为国际关系理论新的切入点。我们看到,历史学界已经有人呼吁“走出传统民族国家史学研究的窠臼”,(25)政治学界更有学者呼吁要“跳出西方‘民族国家’的话语窠臼”了。(26)

  

   三、帝国的“反思”

  

   虽然历史上的帝国已成往事,但帝国的“阴影”从未消失,并在冷战结束后不断浮现在人们眼前。(27)进入21世纪,随着非西方大国的崛起,美国主导的“单极时刻”宣告结束,新一轮大国竞争正在卷土重来,有关帝国的谈论更加热烈。英国被描述为“未终结的帝国”,(28)苏联解体被解读为“帝国的解体”,(29)中国的崛起则被刻画成“中华帝国的再造”,(30)甚至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变化也被描述为“躁动的帝国”,(31)尼尔·弗格森向美国领导人提出了帝国过度扩张的警告,(32)哈特和奈格里对冷战后的世界困局提出了以“帝国”为名的“后现代”处方,(33)沃尔特·拉塞尔·米德提醒人们英美及英语国家在当今世界中的“中流砥柱”作用,(34)等等。总之,从对苏联解体的解读到新世纪政治秩序的探讨,“帝国热”在国际学术界风行一时。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法学家加入帝国的研究和讨论中来。帝国似乎成了认识和解决当今世界问题的一把钥匙和一种方案。尽管有关帝国的讨论涉及面极广,论者的观点见仁见智,但有这样几个方面值得国际关系学界关注。

   首先,有关“民族国家”与“帝国”的关系。理论上讲,帝国也是一种“前现代”国际行为体,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组织形式之一,同时也是当今世界的“底色”,因为几乎所有国家都曾经与新、老帝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都是从帝国或帝国殖民地“脱胎换骨”而来。(35)一般认为民族国家与帝国是二元对立的,并把帝国向民族国家过渡理解为一个线性的过程。但历史研究表明,帝国支配世界的时间至少延续到20世纪中叶;民族国家与帝国实际上是“两种原则,一种实践”;(36)英、法等殖民帝国与本土的民族国家事实上是欧洲国家的“一体两面”,王赓武将其称之为“民族帝国”(national empires),(37)克里尚·库马尔认为大英帝国是从英伦三岛开始的,英格兰人征服了苏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而法国才是一个“帝国民族”;(38)英法等殖民帝国本土的治理方式有些还是从殖民地的统治经验中借鉴而来的;而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兴起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从欧洲向全世界的“扩散”过程,相反受到18、19世纪之交美洲殖民地独立的革命影响;民族国家成为世界主导单位的时间实际上只有五六十年,欧盟等政治实体又有取代民族国家,重回帝国之势。(39)有学者认为,与帝国几千年历史相比,我们没有必要目的论式地认为民族国家就是唯一合理合法的国家形式。(40)

   第二,帝国是世界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人类共同体组织形式。帝国与民族国家最大的差异,是其构成的多元化,不同的种族、民族和族群,不同的宗教和教派组织,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区域,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稳定的组织形态。在人类几千年文明史演进的过程中,帝国很早就出现了。有学者甚至认为第一个殖民帝国出现于公元前3200-前1200年,即埃及人在非洲进行殖民扩张的时代。如果我们以欧洲的历史演进为基准,就会发现,从古代世界的阿卡德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埃及的中央王国和新王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孔雀与笈多帝国、秦汉王朝,到中世纪的拜占庭帝国、阿巴斯帝国、高棉帝国、蒙古帝国、明王朝、神圣罗马帝国、马里帝国、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再到现代的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葡萄牙帝国、西班牙帝国、俄罗斯帝国、大英帝国、法兰西殖民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和纳粹德国以及东亚的大清帝国和大日本帝国等,每个不同的时代,都是以几个庞大的帝国对世界的支配为标志的。在这其中,现代帝国与古代和中世纪帝国的一大差别是,现代帝国都有一个核心民族作为支撑。(41)

   第三,现代欧洲帝国都自视为罗马帝国的继承人,都有一种肩负重任的使命感,并且都认为自己所奉行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是普世的。帝国不仅要东征西讨,还要把自己奉行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传播给世界。即使奉行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在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也自认为秉承了罗马的衣钵,以罗马帝国继承者自居,号称“罗马苏丹国”,尽管它要征服的就是罗马帝国留下来的基督教世界。奥斯曼人改称君士坦丁堡为伊斯坦布尔,土语中就是君士坦丁堡之意。西班牙人信奉天主教,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代表罗马向欧洲和美洲传播天主教,特别是宗教改革之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继承了西班牙表亲的精神,自命为反宗教改革的先锋,同时还作为欧洲文明的保卫者,守卫在防御异教徒的最前线。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人攻陷之后,俄罗斯人将莫斯科称作“第三罗马帝国”,他们自视为拜占庭帝国覆灭后唯一的继承人,宣扬东正教,同时与奥斯曼帝国和英、法等在欧洲、中东和中亚竞争势力范围。英国是新教国家,在欧洲和美洲领导新教运动,对抗西班牙和法国的天主教势力。法国也是天主教国家,曾经与罗马教廷站在一起,但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过后“升华”了帝国的使命,自认为是全世界“自由”和“民主”的旗帜,将法国的帝国主义定性为“文明的使命”,后来不列颠人也如法炮制。(42)但是,当这些欧洲帝国开始瓜分世界的时候,它们开始“捐弃前嫌”,共同为他们的殖民扩张和在殖民地的统治制造理论和法律根据,这就是其所谓“文明标准”。(43)19世纪中叶之后,这些相互竞争的欧洲“列强”多次召开有法学家参加的国际会议,把全世界按照它们的价值观分成了“野蛮的”“蒙昧的”“未开化的”“半开化的”和“文明的”等几个文明等级,实际上是把世界分成了“文明的”和“野蛮的”两部分。“这套文明等级的标准起初并不严格,不过,经过几个世纪的沿革和变化,它慢慢地趋向稳定,及至20世纪初,形成了一套经典化的论述,被编人国际法原理,被写进政治地理教科书,被嵌入欧洲国家与其他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最后形成欧美国家认识世界的基础”。(44)1905年日本击败沙皇俄国在欧洲引起震撼,这个“弹丸小国”挑战了“文明标准”的权威性。一位日本外交官讽刺地说:“至少在现代的野蛮屠杀方面,我们证明了与你们的平等,随后便立马成了坐在谈判桌前的你们所谓的文明人。”(45)这些“文明标准”不断演化,实际上成了西方所主导的世界秩序核心价值观的起源。(46)

   当今世界正在迎来一场“百年变局”,而百年前的世界正是西方列强和东亚新兴的日本主导的世界,是一个帝国主导的世界。因此,我们在这样一种时刻“反思”帝国,厘清“现代”帝国的来龙去脉,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现代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非此即彼”;帝国都是些多样性与多元化的共同体,但现代帝国(日本除外)大都以罗马继承人自居,并都企图构建以自己的价值观为主导的世界秩序。帝国的相继解体促成了今天的变局,但帝国要消解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美国历史社会学家克里尚·库马尔在其《千年帝国史》开头所说的话,道出了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帝国的理由:“帝国是反省当今迫切的政治议题的一面镜子,甚至是新的世界秩序诞生之前的阵痛。无论我们朝何方前进,似乎都要遭遇这些难题和境况,而历史上的帝国就是先例。”(47)

  

   四、“西方”和“东方”的流变与转化

  

   历史学研究的一条主线,就是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分野和演进。冷战结束之后,冷战意义上的“东方”已经不复存在,但“西方”依然保留下来。“西方”(the West)与“非西方”(the Rest)成为当今世界最基本的分野。但历史地看,“西方”和“非西方”都不是一个停滞和僵化的存在,而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西方”曾经是发达和富裕的代名词,但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他2006年完成的《世界战争与西方的衰落》结尾处却这样写道:“100年前,东西方的边界位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附近之间的某个地方,现在,这条边界线贯穿着每一座欧洲城市。”(48)实际上,冷战结束之后,西方正在一步步地陷入一种“困局”之中,这种困局在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和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秩序可能或正在因为西方的困局而发生一次重大的历史变化。

西方并不是一个“固化”的存在。人们一般都把西方的历史当作是欧洲历史的延伸。但实际上西方不仅是一个地理范畴,更是一个文化范畴,一个超越了欧洲地理界限的文化范畴。就西方的地理范围而言,共有7个不同版本,讲述西方的地理变迁,从西欧一隅开始,逐渐向中东欧扩展,直到北美和澳大利亚等。(49)实际上,欧洲历史上的“希腊世界”与“拉丁世界”之间就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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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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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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