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白乙 张一飞:全球治理困境与国家“再现”的最终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7 次 更新时间:2021-02-10 21: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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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白乙   张一飞  
那就只有一条道路: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因此,基于“集体”同意而形成的主权国家必将天然地把本国利益置于一切外部利益之前。尽管实现本国利益的方式有高明、低劣之分,但“本国利益至高无上”却必然是所有主权国家的座右铭。在现实中,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具有二重性,两者的目标并不总是相互契合,甚至在多数情况下相互抵触。比如,国内经济发展目标与全球减少碳排放量的治理目标冲突,国内渔业发展目标与保护区域海洋生态平衡目标冲突。当此之时,国家通常难以说服国内民众牺牲本国福利和安全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换言之,国家的个体理性极易导致“集体行动的逻辑”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消极作用,即与人人相关之事无人关心,“一般来说,集体物品的供给远没有达到最优水平,对负担的分配也是十分专断的……集团中的个体数量越大,离最优水平就越远”。

   (三)全球“脱钩”的可能性探讨

   尽管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过度和扭曲发展导致全球治理赤字严重,但是通过反对乃至通过消灭全球化的方式彻底结束“全球治理”这一命题,却并无现实可行性。

   首先,世界经济地理的形成与解构皆非朝夕之功。目前,全球价值链、生产链、基础设施和消费市场已经完成世界范围的分布,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完整拥有全产业链并完全依赖内部市场。尽管“各大国在尚未充分了解全球化后果的情况下便陷入了金融、贸易和信息等诸多网络,这无疑将增加盲动和冲突的风险”,但在相互依赖和深度分工成为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国家既不可能彼此脱钩,也不可能愉快地融合,这是国家必须接受的事实”。“ 除非爆发全面战争,各国政府都必须承认,在全球化大势中谋求重塑一个彼此分裂的世界经济地理,几无可能……即使强如美国,以对待军事问题的态度对待经济问题也必将遭遇大范围反对,并引起经济灾难。”

   其次,资本的逐利本性不会止步于国境线。资本主义最本质的对立面不是社会主义,而是“需求主义”。传统经济也可以被称为“需求经济”,它仅以满足生活和再生产需求为最高目标;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增加资本”本身就是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只要还有更多的提高生产效率的分工方式,以及更广阔的具有高消费能力的海外市场,资本力量便会一方面尽力开拓更大的利润空间,另一方面尽力阻止政治力量选择“愚蠢的”、出于“意气之争”的政治逻辑。

   最后,主要大国的政治与安全经验都指向了融入而非自绝于全球化。以最具未来制度引导力且经济总量最大的美国、中国、欧盟为例,各方实现安全的历史经验都不支持当局站在参与全球化与全球事务的对立面。美国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安全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的安全观要求美国必须通过参与国际事务以塑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来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的国家安全已从目标型安全转为环境型安全,这在客观上要求美国寻求主导而非对抗全球化。中国已将改革开放视为其建设成功的基本经验,中国决策层认识到,融入全球化进程使中国更加强大和安全,任何闭关锁国式的回摆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欧洲作为以地区一体化推动全球一体化的先驱,实行“多元开放主义”已成为立身之本,不可能主动放弃其欧陆大市场向外延展、联结的基本方略及其国际软实力引领者的政治地位。

  

   三、自由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的博弈

   虽然自由主义全球化难以消失,但过度自由的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治理危机已使人类疲于应对,其密集程度和紧迫性也远超既往。在超常的外部压力和环境压力下,国家的保护伞和平衡器作用容易回归现实,即便是鼓吹自由主义的声音也会暂时消退。国家与市场,民族与世界,原本就是在动态平衡中对应地存在,相傍而生的事物。一种成熟的缓解全球治理赤字之道并非是谋求激进的、一步到位的世界大团结,而只能通过由大国带动区域性,再由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联动,还包括某些跨地域但具有相当鲜明发展共性特征的治理联合体(如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建设,逐步且扎实地推进公共产品的多样化供给。当国家及国家集团通过各种途径的协作和努力,使全球性危机在各地区被大体缓解之后,又会出现人们对“全球治理盈余”的乐观判断和对国家过度干预警觉的再度回升,世界又将出现新一轮自由主义全球化回归。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自由扩张和政府管制相对立而存在,相博弈而发展。二者循环往复,此消彼长,构成历史演进的基本逻辑。

   从近期来看,国家的回归将是国际政治的主流趋势。原因有三:第一,美国仍然处于国家强势回归的进程之中。作为霸权国家,美国始终根据自身需求塑造国家间关系而持续调整其全球战略,客观上处于引领全球性趋势的有利地位,而其他国家在多数情况下仍将处于被动反应的从属性地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正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大力推行自由主义全球化,造成了各国普遍开放的政策时尚及此后自由主义全球化过度发展的后果。在特朗普政府出台保护主义甚至重商主义色彩浓重的对外经济政策后,其他国家也被迫作出消极性对应,致使乐观和开放的国际合作势头遭受明显的逆转。第二,在此背景下,欧洲、日本、中国等主要经济体被迫转向市场、产业与合作网络的多元化调整,呈现出区域主义兴起的时势,其背后则是地区大国所主导的地区秩序恢复与公共产品的供给。无论是CPTPP或RCEP谈判进程的加速推进,还是新冠疫情冲击下欧盟复苏基金计划的出台,日、中、德、法等大国作出的关键性贡献无不凸显其危机判断和战略自主意识。然而,这也使在地区和国家层次上围绕“核心国家”的战略疑虑死灰复燃,不仅让中日之争浮出水面,而且可能会让“欧洲的德国”退隐,让“德国的欧洲”再度变成“显学”。第三,后疫情时代全球多边治理的紧迫性再度将“国家”的行动意愿和能力推向第一线。社会纾困、经济恢复、产业链重构、跨国宏观政策协调等紧迫任务,以及应对热点冲突、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气候变化、难民危机等长期治理难题,都更加仰赖国家层面政治权力的担当,而无法寄希望于个人、企业或非政府组织的分散化力量。当前最紧要的全球议题聚焦于防止新冠病毒疫情的反复和失控,这也极大地提升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议题和世界卫生组织本身的现实意义与地位。然而,随着特朗普政府的反向操作引起“大国政治悲剧”凸显,其民族主义取向似乎给构建“全球公共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前途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尽管某些国际观察家将更大的希望放在民主党候选人获胜,美国对外政策发生重要转向上,但无论是经济全球化还是全球治理的未来走向仍将严重系于霸权国家以及其他大国的战略选择,这一点在短期内是可以确定的。

   从中期来看,国家中心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拉锯战”在所难免。事实上,“国际政治始终在民族国家中心主义与现代全球主义之间来回摇摆”。这一现象的深刻成因来自人类对于“秩序”和“自由”两种看似矛盾状态的基本需求,却始终无法对此达成认知和践行上的最佳平衡。从生存需求讲,人类需要强化国家以维持秩序,保障民众在相对稳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下享有正常且有质量的生存状态,后者不仅意味着相对均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更是对外交往的集体身份与民族尊严。因此,从古至今,无论采用何种国体、政体、意识形态,有国家的地方必然比没有国家的地方更显稳定,国家治下的民众大多赞成维持国家对内治理和对外交往的合法地位。类似“一个没有强悍的政府集权的国家,是无法存活的,特别是无法繁荣昌盛”的古典政治学认知迄今仍不失其现实解释力。但是,人们通过现代国家建设的实践也不断发现,高度强化国家权威,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活动和社会生活会导致秩序僵化,限制和压缩个人意志与创造力,反而有可能削弱维护秩序所需要的物质与道义基础,最终危及秩序本身。这就导出人类的下一个需求,即自由发展需求。西方学者重视个体自由的“元政治”因素,将其与国家之间的持续冲突作为研究的“元点”,强调弱化国家以实现个体自由的必要性。以洛克为代表的启蒙时期思想家将“天赋人权”、“个人生而自由”等观念设定为人的机能与能力,将自由个体身份确立为“人”的核心内涵。在此基础上,亚当·斯密等主张“放任”的市场流通,其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内核既非对政治的失望,亦非对道德的崇拜,而是对人“独立”于政府的追求。此后几个世纪以来,个体自由、独立同“看得见的手”之间的争论构成了西方自由意识形态的主旋律,越到晚近越激烈,“大政府”的影子也越来越重。当发达经济体的发展之累更多地来自其自身的“自由”时,西方政治中反对自由主义观念的政治力量就大量涌现,进而导致“基本保障均等化”“社会权利多样化”和对外关系“政治化”等反向运作的强烈倾向。“尽管赋予自由的理由比相反的设定义务的理由更重要,但它不能致使其无效或者完全没有实际意义。”

   由此可见,国家中心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在表面上是“秩序”与“自由”之争,在本质上则是“生存”与“发展”之争。由于矛盾的两个方面都反映出人性的基本需求,缺一不可,且每一方在极端膨胀的条件下都反过来对实现自身造成障碍,就不得不转向另一方缓解自身的天然缺陷带来的冲突与问题。国家中心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不断呈现相互制衡、交替上升的现象便成为必然——问题不可能由导致了这种问题的思维方式解决。

   从远期来看,自由主义作为发展的“源动力”仍将在与国家中心主义的长期“拉锯战”中渐占上风,是为三个根本性因素所决定:第一,第四次工业革命为自由主义注入了长期活力。前次信息工业革命奠定的全球化基础将使得下一轮世界范围的要素配置具有更强的地域和产业间突破能力,而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等新兴技术群或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提供全新的增长动力,开创前所未有的产业生态和生产组织方式,将全球科研、生产、运输、消费进一步融为一体。传统的政治组织会面对更为强劲和多变,且国家背景和国际身份日趋复杂的经济和技术联合体,却难以将其强行拆散。更重要的是,新技术革命或可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全球治理的某些问题提供未来选项。“绿色能源”从技术概念到产业转型和市场化实施,有望缓解全球能源短缺。跨境电子商务有助于缩短原产地市场和外部需求之间的距离,提升各经济体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水平。这些都为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了“国家中心主义回归”以外的解决方案。第二,“个体自愿”仍然是国家一切政治经济措施合法性的基石。国家合法性的来源包括资质合法性、成就合法性与制度合法性,因此国家的一切政治经济措施必须能够体现政府执政能力,包括国家整体竞争力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有效改善,以及维护法制和社会公平等内外治理行为的合理性、可见度。国家治理能力之强弱还体现在政府通过制定政策和战略主动影响个体行为的实际效能,它往往不在于国家制度的语汇表达和意识形态的标榜,而取决于国家意愿与“个体自愿”在实际结合上达成多大程度的有机统一。正因如此,个体独立、个体权利、自由意志等自由主义的概念内涵在国家中心主义回归的过程中并非完全退却,而是处于同“市场的守夜人”时而冲突,时而耦合甚至共进退的复杂互动之中。第三,具有新秩序塑造潜力的国家尚未提出超越自由主义的发展理念,或并无反自由主义倾向。从中短期来看,国家中心主义回归更大程度上是为了平衡过度自由主义造成的恶果,而非彻底消灭自由主义和退出经济全球化。美国等大国只是向自由主义全球秩序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下降,但并未提出更加务实可行的替代观念和制度方案。中国等新兴国家在依靠自由主义全球化获得后发优势之后,是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直面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潮流,注重以多边合作的建设性方式处理全球发展失衡,进而推动全球治理的新国际主义正当性、可行性实践。这一理念无疑来自近几十年中国处理自身发展矛盾的经验和教训,其基本思想逻辑是发展中的问题终究还要通过发展来解决,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改弦易辙,而要持续探索和突破,协调各方,久久为功。

  

四、民族国家的角色定位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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