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在人性的范围内——有关科技与人文的一些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7 次 更新时间:2021-02-09 00:0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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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决不会倒退。

   孔多塞对人类未来状态的希望,可以归结为这样三个重要之点:即废除各个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同一个民族内部平等的进步以及最后是人类真正的完善化。无论是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人福祉和公共繁荣方面的进步,还是在行为原则与在实践道德的进步,都将带来人类的智力、道德以及体质的各种能力的真正完善化。

   孔多塞还是意识到人类的完善化不是完全没有限度或终点的。比如人类是否能够穷尽自然界的一切事实,穷尽测定与分析这些事实的精确性的最后手段,以及这些事实之间的全部关系和各种观念的全部可能的组合?他承认那可能是人类精神所永远不可能全部掌握的。但他认为,那种前景是很遥远的。而且,又有谁敢于猜测把元素转化为适合于我们之用的各种物质,有一天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也就是说,技术可能将这个终点不断推远,即便假设这个期限终于会来临,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已经可以达到某种人类的完美状态。他相信人类理性的进步可以和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并驾齐驱,道德科学与政治科学的进步能够引导我们的情操和我们的行动,说这也是同等地属于自然界的必然秩序。

   孔多塞欢欣鼓舞的预测,首先消灭的将是传统的国王之间的战争。启蒙了的人民在恢复自己有处置自己的生命和财富的权利时,就渐渐学会了把战争看成是最致命的灾难和最大的罪行。

   他认为人类朝向完善的进步的条件主要是教育。科学的进步将保证教育技术的进步,而教育技术的进步又反过来加快科学的进步;这是人类精神完善化的最活跃、最有力的原因之一。随着每一种科学技术的提高,把大量真理的种种证明收缩在一个很小的空间之内并使之容易理解的各种办法,也同等地将会完善化。这一基础教育之不断增长着的进步,其本身就与这些科学的必然进步相联系着而向我们保证了人类命运的改善——那可以看作是无限的,因为它除了这些进步本身的限制而外,就再没有任何其他的限制。因而我们就已经可以作出结论说,人类的可完善性是无限的。

   孔多塞设想将会出现一个“人间天堂”,他说这样一个时代将会到来,那时自由的人们除了自己的理性之外将不承认有任何其他的主人;那时每个人都真正地和他类似的人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天堂里,这个天堂是理性为他们创造的,是他们对人道的热爱以最纯洁的欢乐精工细做出来的。那时甚至死亡也只不过是特殊事故或生命力慢慢衰亡的结果,而且生与死的中间值的期限本身没有任何可指定的限度。换言之,那时不仅物质生活资料将因为科技的进步而无比丰富,相似的人们也将无比和谐,甚至享有接近于长生不老的生命。

   孔多塞这本书是在法国大革命的监狱中写下的,说明他有多么乐观和自信,也是特别的真诚和理想主义。但这同时也是一个讽刺。时间又过去了两百多年,国王之间的战争是基本消失了,但取而代之的却是全民参与和动员的“总体战”和使用了各种高新科技制造成的先进武器的“超限战”,它们造成的人口和财富损失远远超过传统贵族和国王之间的战争。孔多塞的预言部分还是实现了,比如说在科学技术方面,甚至比他预期的取得的进步还要更大,但同时也暗影憧憧、危机隐伏。

   一种人可普遍和无限完善的理论立足于深信进步的信念之上。所以,他们首先会否定人类的过去,因为过去不是完善的。葛德文在他的《政治正义论》中甚至认为:人类过去的历史无非是一部犯罪史。而进步又基于理性。一旦理性的阳光照耀,就可以驱散一切黑暗。

   葛德文认为,人类进步的原则可以很好地用下列五个命题来加以表明:在健全的推理和真理被充分传授的时候,谬误就必将消失;而健全的推理和真理是能够被充分地传授的;真理将使人类无所不能;人性的弱点并不是无法消除的;人类可以不断自我完善、自我提升。在他看来,没有哪门科学不可能再被完善,没有哪种艺术不可以达到更完美的境界。而既然一切其他科学都是如此,为什么单单伦理学例外呢?既然一切其他艺术都是这样,为什么单单社会制度和政治的艺术例外呢?换言之,人类道德水准和政治能力也必将和其他科学和艺术一样,处在可以无限进步的过程中。

   人可普遍和无限完善论者相信:第一,每个人都是可以完善的,甚至全面完善的,只要理性的光芒照耀到他们。每个人的先天禀赋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只需要通过后天的教育就可以达到光明。第二,人类整体更是可以无限完善的,进步是没有止境的。他们视人类过去的历史为愚蠢、野蛮甚至罪恶。似乎只要有了后天的良好教育,诉诸理性,人们一旦明白过来,世界就将进入一片新天地,所有的人都将按照理性行事。他们的特点是:无比地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后天教育的效果;相信人类总是处在必然的进步之中。

   但这样的信心却不一定靠得住。这首先可以诉诸对近代以来历史的经验观察,毕竟,启蒙的呼声大倡、社会改造的实践大举已经有数百年了,观之于这之后的历史,人类在精神和道德上进步了多少呢?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一次次给予人们各种超越人性的希望,有种种宏大的计划,梦想着一个完美之境,但却屡屡受挫。

   我们的确有了许多进步。这都是看得见的,是发生在物质和身体层面的。巍峨的高楼大厦,方便的交通工具,快捷地获得信息和娱乐的网络和手机。人们的衣食住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寿命增加了,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的确,还有教育,至少是教育的物质和设备条件大大改善了。

   这一切经济和财富的发展主要是科技带来的。人类对自己的信心其实主要是来自科技。这种进步是积累的、叠加的,互相补充和增益的。但是,人类在道德和精神生活的方面有多大进步呢?现在的人们比过去的人们生活得更加幸福、快乐与和谐了吗?就比如完善论者寄予厚望的教育,教育的硬件与软件的确是大大发展了,比过去优越多了,但现在孩子们的学习是否比过去更加快乐有效和得心应手了呢?他们的负担不是越来越加重了吗?种种心理焦虑、压抑乃至不幸事件不是有增加之势吗?

   人可普遍和无限完善的理论隐含的人性论前提看来是一种“性白板说”:人性先天没有什么天赋的东西,犹如一张白纸,一切都可以通过后天的教育来塑造。它同时又隐含一种“性无差别说”,所有人都是一样,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教育被塑造成任何人。就像行为心理学家华生所言,给他一打健康无缺陷的婴儿,把他们放在他设计的环境里培养,他可以将他们训练成他选定的任何一种类型的专家——医生、律师、艺术家、商业巨子或者乞丐、窃贼。但这一宣称很难让人信服。

   五

   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大都相信进步——而且是不间断的进步,他们也越来越追求实现进步。他们总不满意已取得的进步,或者说,前面的人将老一代的人视作保守,他们努力来争取进步,后来他们比较满意了,但他们后面的人又不满意了,并将他们视作保守。一代代的人在不断重复从进步到保守的过程。知识分子们当激进的主张遭到了挫败,他们就转而渐进。但是,这进步的方向却几乎总是不变的、单向的。

   然而,批评“单面的人”的人们却在不断造成“单面的人”,因为他们只是相信欲望的自由解放,财富的平等分配,而“被解放的人”则继续沉溺在物欲或体欲之中。他们强调平等,而且要求从机会的平等进到结果的平等,但这种平等几乎都是从自身的权益上要求,甚至越来越多的从物质上要求。这样就不仅刺激了受益者的物欲,而且刺激和解放了几乎整个社会的物欲。要实现结果的平等,就不能不在利益的分配上有所偏重,而有被偏爱的受益者,也就必然有被加重的负担者。被这种平等释放、提升和扩展的强大物欲,也就成为科技和经济的强大动力。反过来,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也在不断开辟和提升人们更高或更新的物欲领域。人们不断地渴望和追求彻底的平等,除了物质利益的尽量平等,还有身份正名的平等,补偿或偏爱的权益平等,但几乎不谈精神上的平等。很少人发出的对精神平等的希望和呼吁,往往成为空谷的足音。

   “进步”是一个有魔力的词。它席卷了近代社会,裹挟了人们的思想观念。谁不想争取进步,或至少表示自己进步呢?即便是自己内心深处自然反感的东西,但为了表现进步,也都往往表示赞许。但是,一说到进步,其实就意味着要朝着和过去一样的方向继续前进,进步是单向的,即便有些曲折,大方向也还是绝不改变的。但是,如果一味强调单向的进步,它可能脱离或违背人性。而任何违背人性的东西最终还是会遭到惩罚的。

   那么,“不进步怎么办,难道我们还要倒退吗?”这是一个熟悉的鼓动口号。但事实上并不是只有进退两种方向的,而且,有些时候“退”恰恰是“进”。或者,更恰当地说,追求“进步”倒不如追求“改善”。“改善”是容有各种方向的改变的,只要这些改变是朝着好的方向,带来好的结果,那这些改变就是可以考虑采取的。而且,从比较长远的观点来看,还有“循环”。我们不必害怕这个词。甚至可以说,有一种伟大的循环。

   六

   一种普遍的人性论或人类共性论,与这种高调和单向的乌托邦理论有没有内在联系呢?伯林肯定有这样一种联系。他在“乌托邦观念在西方的衰落”一文中认为,乌托邦理论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人都有固定不变的特性,有某种普遍的、共同的、永恒的目标。一旦达到了这些目标,人性也就彻底实现了。他说可以作如下假定:如果说人有共同的本性的话,这一本性必定会有一个目的。只有当一个人了解了他真正的愿望之后,他作为人的本性才得以充分地实现。

   但是,“本性”和“目标”不同,即便承认人有一些共同的本性,并不必定就产生一个共同的目标。目标也并不就是人性的实现。相反,恰当说明的人性可能恰恰构成对目标的限制,决定着可能实现的目标的范围。人有某些共性乃至有某些共同的目标,并不一定导致乌托邦,而当把理想放在过去的“黄金时代”也常常只是构成一种浪漫的遐想,而并不诉诸一种承担科学必然性的天命的实践。

   伯林的思想中有一种用价值的相对主义反对一切普遍主义的倾向,他也始终对试图统一思想观念、价值追求和生活方式的乌托邦理论保持警惕,这在某些方面是对的,比如在对终结关切或最高价值的追求方面。然而,重要的不是在普遍性的有无,而是在普遍性的高低。价值相对主义并不能抵挡绝对主义的乌托邦。而底线伦理倒是有可能防范这种乌托邦理论,至少在规则和手段上有了严格的限制。一种普遍主义的底线伦理并不导致乌托邦,甚至最有可能遏制乌托邦。这种底线伦理其实也就是伯林所心仪的较好的、允许各种差异和自由的社会所需要的“相应规则”。伯林承认需要这种规则来对人们的行为加以限制,以免酿成破坏和暴力行为,但伯林却不明确赋予这种规则以一种基本的“普遍性”。

   伯林其实是很喜欢康德这句话的:“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这恰恰说明人性理论不仅是许诺可能性的理论,也可以是限制无限的可能性的理论。如果深刻意识到人性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恰恰可以限制那些“笔直”的“高大上”的理论和实践。“人性曲木说”恰恰突出了人性也构成限制性的方面。

   伯林引述了许多古代的具有乌托邦萌芽的思想来说明现代乌托邦理论的来源和联系。但是,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有一种性质上的很大差别。古代的“高尚”目标的伦理并不强行要求所有人都追求和实行这种目标,更不奢望所有人都能实现这一目标,然而这种“高尚”伦理的确又常常是以一种普遍主义的形式出现。

以中国古代儒家伦理学为例。儒家学者常常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或者说“圣人与我同类”。其意思是不管处在什么阶层的人,不管其出身如何,天赋如何,都可以在道德上希圣希贤。所以,道德的呼召要面向所有人,面向所有的社会阶层,就像孔子所说的“有教无类”。儒家鼓励所有的人都有志于学,努力学习人文德性。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有强烈的现实感,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向学,而是有“学而知之”者,有“困而后学”者,但也还是有不少人是“困而不学”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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