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笑侠:法律如何介入高校的学术管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8 次 更新时间:2021-02-08 23:3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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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笑侠 (进入专栏)  
在法理上称为学校和教师的教导和管教,产生的权利在我国台湾地区称为“管教权”,这种权利其实也是权力。它具有法律父爱主义的特点———学校和教师出于对学生的爱护而课以义务或限制其自由;同时也包含有伦理关系———学生对学校和老师的单方面服从,这一点被一些国家和地区加以确认。这种基于学术和学习的动机而产生的特别权力关系,具有这样一些特点:(1)他与学校之间是不平等的关系,学校或教师作为特别权力主体对学生具有概括的支配权。(2)学生的义务具有不确定性,甚至在学术上有挑剔和近乎苛刻的要求,学校或教师可以课以学生不定量的义务,比如限期完成额外课业、限期重写论文、在实验室反复实验直到得出结论为止。(3)政府或学校在必要时可制定特别规则来限制学生的基本权利,并设定义务,无须遵循法律保留原则。比如,有的学校治学严谨,校规严格,规定在校本科生即使达到法定婚龄也不得结婚生小孩,违者作退学处理。这一校规虽与婚姻法相抵触,但在大学法的法理上仍然被认为是合法有效的。(4)对于违反特别义务的学生,学校可以制定特别命令对其进行处罚。(5)学生就其权利受到侵害或限制,不可通过常规的诉讼途径予以救济。当解决这类涉及学术性关系的纠纷时,可能涉及法律,就成了有学术性内容的特殊法律关系。尽管法律上不规定学术性判断的标准,但从形式上看,它在法律上仍然要进行法律分析或法理分析。

   当然,学校和教师对学生的管教权的行使,应当遵循尊重人权原则、爱护学生原则、保密原则以及行政法上的其他原则,如比例原则。

  

三、如何特殊对待学术性判断关系

   在大学制度或大学法上,如果说什么是最显著的特点的话,非“学术性”莫属。因为大学制度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大都具有学术性的特点。这是由大学的功能和性质所决定的。我们之所以强调法律要特别对待大学,保证大学自治性或自主性,不是因大学力量太微弱,而是因学术神经太纤细。

   大学学术自主权、大学教师学术权与大学生的学习权,都具有学术性。大学生的权利与中小学生的权利存在一定的差别,前者的学术性更强、更明显,所以大学生在法理上应当享有学术权。大学开展的活动中,包括大量的学术性判断关系:(1)大学与政府的学术性判断关系;(2)教师与政府、教师与大学、教师与学生的学术性判断关系;(3)学生(考生)与大学、学生与教师、学生与政府的学术性判断关系;(4)其他学术性关系,包括大学与专业院系、校长与教师、学术委员会与教师等都存在学术判断关系。

   如前所述,行政关系分为纯粹的行政关系和学术性行政关系。在学术关系中,学术性行政关系又和学术的判断关系相联结。学术关系的本质是一种因涉及学术而形成的关系。学术性行政关系处于学术权利与行政权力的连结点上,因此它联结着行政又联结着学术。然而学术性判断关系则不同,它是纯粹的学术关系。准确地讲,它不是泛指所有涉及学术性因素的关系,而是涉及学术性“判断”的关系。比如,某篇学位论文可否授予博士学位、某位教师的论著是否具备晋升教授的条件,均涉及学术性判断,因此进入学术性判断关系。这个判断主体显然不是大学的行政主体,而是学术主体,可以是教授会、学术委员会或权威同行专家。

   (一)学术性判断在国法上如何规定

   一部分学术性判断关系是应当由法律规定的,比如《学位法》上的关于学位授予的标准和程序的规定,因而具有法律性质和意义。学术性判断关系在多数情况下并不都有必要在法律上作出规定,因此它们中许多关系并不都是法律关系。这也是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原则的内在要求。然而,这并不说明它们不具有法理的支撑。学术性关系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关系,它本身不是财产权,但涉及人身权,行政权会触及它,一旦权力越界,则对它形成影响,学术的独立性会出现偏差。因此,学术关系中存在一些特殊的法理,需要特殊对待。

   学术性关系如何转化为学术性法律关系?正是基于大学的学术性关系,我们提倡大学应当有特殊的制度。除了宪法相关规定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之外,主要是靠《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学位法》以及部委规章等来规定必要的学术性关系,但在具体事务运行上,毕竟国法不能代替大学行规和校规。(1)应当在《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中确立一条原则或规则,允许大学联盟、专业(同业)协会和大学自身去完善大学制度,并允许大学制度中涉及教育和科研的学术性活动的权利义务内容与国法有差别对待的规则。这样一来,这种学术性关系就成为法律认可的关系,它自然而然就转化为学术性法律关系。(2)我们的各级立法机关应当改变教育立法观念,不能依赖数量有限的国法。这也是大学自治的应有之义。当然,制度建立在程序上可采取报请主管部门备案的方式。(3)大学应当减少对国法的依赖,特别是在涉及大学制度建设的特殊性方面,解放思想,澄清以往的对国法的错误认识,敢于进行制度建设上的突破。(4)大学联盟(如“985”、“C9”)可以联合起来做一些对中国大学制度完善有益的大事。(5)大学制度创新的依据是什么呢?应当借鉴并吸收国内外高等教育的先进制度、国内外高等教育的行规、国内外高等教育理论的新知,沉淀并转化为中国教育改革的成果到大学制度之中。为我国大学制度的内容的完善、丰富、细化、合理化作出贡献。(6)解决大学的同质化问题,也和大学的制度有关。同质化首先是把大学制度同质化。大学制度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应该有制度的统一化,但不等于大学消除各自的教育理念和特色。

   中国有的名校想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可是被一些传统老学科过大的规模所困扰,办学资源分配上经常出现争论,传统优势变成当下劣势。如果从制度上进行自主性创新,根据自己的学术判断自主设计好自己的大学定位和发展规划,将能推动这个僵局的化解。以校规为主导的制度在大学治理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样自主设计自己的大学制度,其理由就是大学具有学术性的关系,具有自治性。

   (二)基于学术的特殊保障制度

   在法理上,必要的“特权”具有实质上的合理性。我国现行制度中还部分保留某种“特权”。比如,教师的特殊工作决定了教师没有劳动时间8小时工作制的限制,从夏季和冬季的学习效果和规律上看,给予师生较长的暑假和寒假,它并没有在劳动法中予以规定,但这是现实制度给予师生的“特权”。我国大学制度中是否有必要承认大学或教师的某些特权呢?我们还有许多棘手待决的相关问题。比如,科研经费管理中的无序或严苛,都是由全国“一刀切”的财务制度所造成的。国务院总理在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要让我们的科研人员摆脱那些琐碎的事务。大学科研经费的特殊性在于,科研经费的支出与机关、企业的支出不同,它作为学术活动是由复杂的脑力劳动构成的,如何计算其研究的物化成本和智力酬金,不是财政部或者财务管理者所能够估算的。既然已经通过学术课题申请程序竞争性地获得拨款,那么就应当让课题负责人及课题成员在额度范围内按照科研经费预算进行自主支配。这项不采用常规财务规则的“特权”是合理的,应当给予认可。另外,大学学术研究中的言论权,与一般法意义上的言论权不同,因为学术研究的宗旨是探索真理,何况客观上也是发表于极小众的学术性刊物,它显然不同于大众刊物上的宣传性的言论。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科研自由,就是基于学术活动的特殊性。大学科研人员的言论与课堂上的言论相比,也有一定的特殊性,应当注重对它的特别保障。

   (三)学术性判断的程序

   依一般的程序法理,学术性程序同样必须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的正当性要素:一是有对立面设置,有不同利益和主张的双方多方构成程序的对立面,如同司法活动的控辩关系设置、举报人与被举报人之间的举证义务与辩解权利的对立面设置。二是有分化,即把决定者的权力分解给若干个角色分别行使,比如针对学术不端事件,把学术事件的调查者与决定者分开。三是通过形式化的程序,有意识地阻隔先入为主的结论,程序步骤不可逾越。比如,调查取证在先,决定在后,决定前要有质证和验证,验证必须是多名同行专家等。四是直观的公正,让受到不利决定的利益主体参与或直接了解决定的步骤;校务决策中的利害关系人应当有实体内容和程序的知情权,被处分的师生能够了解程序和处理结果。五是对等沟通和交涉,校务决策的利害相关人以及受处分当事人有为自己辩解的机会和权利。学术性程序可以是国法规定,也可以是校规,甚至是通行的不成文行规,比如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多位专家进行匿名评审,就是学术性程序的行规之一。

   大学的决定大都涉及师生权益,因而其决定的程序十分重要。尤其在涉及学术性判断的问题上,容易出问题,导致侵权和纠纷。以学位委员会决定不授予学位为例,《学位法》规定由校学位委员会终审,可是学位委员会采取不同学科的委员针对某一学科的学生进行投票的制度。假如投票前有一个委员说一句话就容易误导票数,作出不授予学位的决定。事后发现不授予学位的决定却是无理由或不合理的理由,唯一能够支持决定的理由是票数不足。这对于学生是多么至关重要的权益,可是在我们的《学位法》中就是这么规定的。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是按照这个程序进行的。在近年的诉讼中,这一点已经被提出来———校学位委员会的审查只是形式审查,因为这个委员会是“外行审内行”,难以做到实质审查。可是授予或不授予学位的决定却是实质性的,学生起诉到法院之后,大学除了说这是投票结果外,无言以对。因此,不记名投票的校学位委员会是一架始终潜伏着危险的机器,一不小心就触发诉讼。我国应该尽早修改《学位条例》中关于学位授予与撤销的决定程序。对于无形式瑕疵、无实质争议的学位申请人,由专业学位委员会投票作出专业性学术决定。有形式瑕疵或者有内容疑义的学位申请人,校学位委员会有职权、职责委托相关的委员会或专门小组进行充分调查,报给校学位委员会再作投票决定。这样就把“危险”限定在合理范围内。

   (四)大学学术性纠纷和司法克制

   当大学学术性纠纷被起诉到法院时,应当分为学术性行政关系与纯粹的学术关系,从而区别为适用和不适用“司法遵从原则”的两种情形。准确地讲,区别的关键在于是否属于纯粹的学术性判断,如果是,则不可诉。例如,某文法专业教授对大学作出的撤销文法学院的决定不服,认为这个决定实体理由上是不合理的。这个案件应该看成是司法不遵从的案件。也就是说,法院可以维持大学的原决定。非学术性理由的,则可诉。在“甘露诉暨南大学”案件中,人民法院判决暨南大学败诉,认为《暨南大学学生管理暂行规定》第53条第5项所称的“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系指高等学校学生在毕业论文、学位论文或者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章、著作,以及所承担科研课题的研究成果中,存在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的情形。所谓“情节严重”,系指剽窃、抄袭行为具有非法使用他人研究成果数量多,在全部成果中所占的地位重要、比例大,手段恶劣,或者社会影响大、对学校声誉造成不良影响等情形。甘露作为在校研究生提交课程论文,属于课程考核的一种形式,即使其中存在抄袭行为,也不属于该项规定的情形。因此,暨南大学开除学籍的决定援引《暨南大学学生管理暂行规定》第53条第5项和《暨南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实施细则》第25条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

本案的争点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它是否属于可以予以开除处分的“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情节严重的”情形?二是课程论文可以例外吗?换言之,剽窃、抄袭是否只限于“毕业论文、学位论文或者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章、著作,以及所承担科研课题的研究成果中,存在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的情形”?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其实都很明显———第一个问题是暨南大学校规规定的,并且只有学校有资格、有权力将两次抄袭作为“严重”与否的判断依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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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师大法学》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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