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华庆:党规与社会主义法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4 次 更新时间:2021-02-08 22:5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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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华庆 (进入专栏)  
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第五是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说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各族人民之间、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都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

   中国共产党要自始至终成为领导党必须是德性党、先进党和自我革命党。

   无论根据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古典政治哲学还是自孔子以来的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政治人都应该是道德人而非经济人。例如,亚里士多德将“为共同体利益行事”作为优良政体的标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应该为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但实际上统治者可能为自身利益行事,所以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可能沦为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政体是否优良不在于统治者的人数,而在于统治者是为了自身利益行事还是为了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颠覆了这种传统,资本主义政治将政治人变成了自私自利的经济人,误入歧途。只不过由于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占绝大多数,这种不正当的倒成为天经地义的了。社会主义政治将民主政治回归为德性政治,政治人回归为道德人,而非经济人。从理论上来看,中国共产党是德性党。《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明确宣称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德性特征既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认同,更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要求“共产党人没有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相一致。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所以中国共产党是德性党,能够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中国共产党要成为领导党,仅仅靠德性是不够的,必须成为先进党。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不仅仅要有愿望而且应该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列宁认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觉悟部分”。“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绝不能“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即训练、启发、教育工人阶级和农民中最落后的阶层和群众并吸引他们来参加新生活。”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就应该成为该国人民的先锋队。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为了保证先进性和领导地位必然要求党员是先进分子。《中国共产党章程》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是“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

   德性党和先进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既有愿望又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然而,先进有一时先进和一直先进之分,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将来先进。一时先进只能领导一时,一直先进才能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当今时代是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一个人、一个党、一个民族如果不能因应时代变化而变革,就会被历史所淘汰。中国共产党只有同时是自我革命党才能保证中国共产党一直先进。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领导党,必须把握时代变化,紧跟时代步伐,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习近平总书记将自我革命性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的优势:“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

   从理论上看,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德性党、先进党,所以中国共产党能成为领导党。同时因为中国共产党是自我革命的党,所以中国共产党就能始终成为领导党,实现长期领导,国家长治久安。如何保证现实中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马克思主义领导党,是社会主义法治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社会主义宪治是二元宪治,社会主义法治是二元法治,与资本主义的一元法治遵循不同的法治原则。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原则,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原则。

   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长期未能走上法治的道路可能与共产党对自身的德性定位有关,有德性的人、有德性的党是不需要法律来规范的。十五大最初提出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依法治国,中国共产党是依法治国的主体,中国共产党的自身治理并没有纳入法治的轨道。

   现实中的人是善恶并存的。“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西汉末期的杨雄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也就是说,人性具有善和恶两种因素,它们都是与生俱来的,经过后天的熏染和学习,发展善的因素则成为善人,发展恶的因素则成为恶人。每个人都是善和恶的混合体,不同人的区别在于善的因素更多一些还是恶的因素更多一些。现实中的人是从极恶到极善的连续分布,大多数人都是既不极善也不极恶的人,也就是一般人。我们长期在人性善与人性恶之间争论的原因是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在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在二值逻辑之下,所有的人分为好人和坏人,要么善要么恶。我们需要突破二值逻辑接受多值逻辑才能更好地理解社会,基于多值逻辑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更符合现实,才会更加有效。基于多值逻辑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是改良式的,社会治理的目标是改善人性:抑恶扬善。这就决定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假设不应该是点思维(要么恶要么善),而应该是区间思维(从恶到善),由此决定了法德共治的正当性:法治主要抑恶,德治主要扬善;法治是底线,德治是理想;法治是防止恶劣的人性,德治是弘扬高尚的品德。对于人性的区间思维使道德的扬善功能和法律的抑恶功能都得以发挥。

   尽管德性一直是共产党的追求,然而现实中的共产党员只是整体上相对于一般群众来说道德性更高,而非绝对的道德性。有些人在加入共产党时思想和能力可能都达不到要求,但通过伪装或欺骗加入了共产党;有些人加入时符合共产党员的德性要求但后来变质了。这两种共产党员都会导致共产党变质,所以共产党不仅仅需要思想建党,而且需要制度治党和依规治党以保证其道德性。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德性党,中共中央在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原则就有正当性。由于在共产党内部德性要求也有高低之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党员廉洁自律规范”和“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要求不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原则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原则与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原则一起构成社会主义法治特有的德法并治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德治与法治的关系类似于治病,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治理就是预防社会生病和治疗社会之病。张仲景有一句名言:“上医治未病之病、中医治将病之病,下医治已病之病。”治未病之病的医生和治已病之病的医生之间并不存在贵贱之分,而只存在先后之分。道德教化在先,法律惩罚在后,教化与惩戒并用:德弘理想,法治底线。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原则既不是德主法辅也不是法主德辅,而是德法并治、德高法低、先德后法。“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社会主义法治的首要原则是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

   法治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是实现个人自由、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工具。确定性是法治的基本价值,当今社会飞速发展、日新月异也是法律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否则法律人可能会成为社会进步的公敌。正如美国法学家庞德在《法律史解释》一书开篇所言,“法律必须稳定,但又不能静止不变”,法律的稳定与变革的妥协是法律成长的原则。对于作为德性党、先进党和自我革命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法律的稳定和变革之间的关系变得尤为突出,直接决定了社会主义法治的结构是党规与国法并驾齐驱,党规带动国法的动态结构。

   总之,中国共产党德性党的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原则;中国共产党先进党和自我革命党的性质决定了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原则和党规与国法并驾齐驱的结构。两个基本原则中,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原则更加根本。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实际上包含两个原则:以德治党和依规治党相结合原则与以德治国和(狭义的)依法治国相结合原则。依规治党中的党规对党员更严,党规具有更多的灵活性,更需要道德作保障,国法具有更强的刚性,从狭义的依法治国到依规治党再到以德治国和以德治党是层层递进的,形成金字塔式治理结构。多元的人群结构要求金字塔式的治理结构,越往上越需要道德教化,越往下越需要刚性法治。通过抑恶扬善的党规国法并治,社会主义社会将逐步提升人的品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问题是共产党的领导与法律的关系问题。法学界将这个问题以中国共产党到底是在法律之中、法律之上还是法律之下的方式提出来。老百姓通俗地将这个问题表达为“党大还是法大?”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这个问题,而且要求给予明确的回答:“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解决好这个问题的要害是区分党的领导和党的执政。党的领导是指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事务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率先提出、实际上体现着中国人民共同利益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吸引党外人民群众、民主党派、无党派等来追随。中国共产党通过率先垂范实现组织和引导中国人民的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带领性活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领导党,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各个领域的先进分子,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能够坚持做到“三个代表”。正如《中国共产党章程》开篇所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中国共产党不谋取任何私利。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是由全体党员构成的一个整体,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是通过各级党组织而非个人实现的。

   党的执政是指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代表们通过合法途径进入国家权力机关、掌握国家政权、从事对整个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主体是党员代表们,而非全体共产党员。中国八个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其代表们也参与到国家政权中,无党派也参与国家政权。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代表们在国家政权中占绝大多数、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毫无疑问是中国的唯一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由一个一个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来体现,而非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这一点与西方国家通过竞选上台的执政党相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执政党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的领导党,这一点与西方政党在多党竞争制度下的取得执政权不同。中国共产党一身两任,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领导党是执政党长期执政的基础。现实中,由于自身原因或者外部环境的因素,执政党的执政绩效可能不理想,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质疑的对象。领导党可以通过法定程序撤换现任政府领导人回应质疑以保证正当性。

中国共产党首先是领导党,然后是执政党,执政党是从属于领导党的。而且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作为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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