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登高:土改前夕地权分配的检验与解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 次 更新时间:2021-02-02 23:5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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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耕农比重最高的仍是山东、河北和山西。1934年土地自耕率较高的省份分别是绥远(91%)、察哈尔(90%)、河北(87%)和山东(87%),陕西(83%)、河南(72%),北方租佃率约为14.9%。

  

      表6关中土改区41县(市)2516乡土改前后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况

  

  

   说明:(1)土改后比土改前多土地2982182.21亩,系查出黑地等情况。

   (2)关中土改地区共2522乡,其中渭南缺6个乡的统计。

   资料来源:陕西省农民协会办公室制:《关中土改区41县(市)2516乡土改前后各阶层土地占有统计表》,1951年8月。陕西省档案馆全宗号123,目录号24,案卷号42。转引自何军:《20世纪50年代初关中农村的土地改革》,《中国农史》2006年第2期。本表数字四舍五入。

  

  

   图5冀鲁晋陕甘青图农佃分布1912—1937年

  

   (五)东中部地区地权分配总体状况

  

   以上主要对全国东部、中部地区的土地占有状况进行了检验,主要数据见表7。

  

   根据土地改革的普查数据,地主富农占有土地比重,南方各省在18-35.5%之间,基尼系数并不高。北方远远低于南方,基尼系数相对较低。目前还难以得出地主富农占有土地比例的全国均值,南方的数据基本准确,约在30%±5%,福建最低,仅为18%;北方很少普查数据,目前仅有关中土改区,不到13%,如果要取一个大致的数据,北方约在20%左右。这与政治口号相距甚远,但并不说明人均占有较平等,地主与贫雇农相差数倍乃至十几倍,局部地区富者田连千亩,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也存在。

  

   各省份之间大体可分为如下三个层次:

  

   第一层面:地权平均的省份,北方自耕农主导,佃农比重低。山东、河北、山西,自耕农比重最高。陕西、河南,自耕农比重较高,关中地主富农仅占土地12.9%。

  

   第二层面:地主富农占地比重少的省份。福建、广东,地主富农占地比重分别是18%、32%,这主要是因为公田所占比重太高,因而名义租佃率较高。湖北、广西,地主富农占有土地百分比不高。

  

   第三层面:长江中下游地区,佃农拥有较强的土地权利。地主富农占地比重,浙江为27%,安徽为32.5%,苏南地区最高,达35.3%。华东地区平均占比33.38%。名义佃农比率高,但由于田面权普遍,贫农拥有土地财产权。由于统计数据不全面,湖南应该比江西的27.5%要高。永佃权较普遍,田面权也不少,因此土地权利占有不均的状况,要低于统计数据的水平。

  

   表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农村前10%富有阶层的土地占有率

  

  

   说明:(1)名义租佃率,指包括公田等在内的全部土地的出租率。本表通常由没收征收土地的比重,视为名义租佃率。

   (2)典型租佃率,指地主富农土地的出租率,由名义租佃减去公地租佃的数量。中南地区的公地(族田、寺庙、教堂、学校、团体),湖南、广西大约占15-20%,江西15%,湖北10%。广东30%,个别县份达60%。(中南土地改革委员会调研处编:《中南区各省农村特殊土地问题调查》,1950年11月17日)除广东外,其他省份的公地比重,似有所高估。

   (3)没收征收土地比重数据*,见莫宏伟、张成洁:《新区农村的土地改革》,江苏大学出版社2009年。

  

  

   三、地权集中的负反馈机制

  

   近代农村经济破败,中国落后挨打,人们普遍归咎于土地兼并,并感性地夸大土地集中的程度。清代与近代,也并没有显示出土地集中的趋势,方行(2000)考察清代是如此,民国时期亦然,从全国自耕农所占比重的均值看,1931—1937年大体不变,1931年为45%,1934年为46%,1937年仍为46%。 从各形态的农户数量上看,土地并没有出现集中的趋势。甚至局部或特定时期还出现分散化的趋势,马若孟考察山东、河北等地发现, 1930年相比1880年的土地分配状况更为平均。土地集中的现象被夸大,趋势又并不存在,导致以往认识误区的原因很复杂,其中重要的一点在于忽视了土地集中的负反馈机制。

  

   从表象上看,土地流动、土地交易、土地买卖似乎就是有钱的人会拥有越来越多的土地。但是,同时会存在对冲机制与之相抵消,这就是所谓负反馈机制。

  

   第一,诸子均分制。这一点几乎人所共知的,比如,一个农民辛辛苦苦耕作,累积了100亩土地,两个儿子每个人分50亩,到四个孙子分时,就成了人均25亩,土地占有又分散化了。通常情况下,土地越多,生育后代越多;土地越少,就不会生那么多孩子,因为没有足够的土地维持人口再生产。这就导致大户人家在分产家析产之下,土地占有趋于分散。

  

   在欧洲部分地区和日本不是诸子均分制,而是长子继承制,所以呈现出另一种历史演进的状态。但很多人将这种差异视为文化所决定,然而,不是西欧更具有民主平等的思想吗?那种文化才应该均分呀;而相反,常说中国文化集权专制,那才应该长子继承。归根结底,产权与经营模式,才是继承制差异的根源,也是继承制产生和长期延续的根源。

  

   第二,多样化的地权交易形式,包括回赎机制,有效抵消了土地集中的趋势。如果只存在土地买卖这种单一的产权交割形式,容易导致土地集中。但如果地权交易形式多样化,农民可选择租佃、典当、抵押等形式,特别是典、活卖的回赎条款,力求避免土地产权的最终转让。交易形式越多样化,越有可能降低系统性风险,这是基本的逻辑,尽管常被遗忘。

  

   第三,个体农户独立经营具有生命力和竞争力。大户拥有较多的土地后,如果自己雇工经营,是竞争不过个体农户小土地经营的,在当时技术条件下规模化的雇工经营反而没有效益。所以拥有更多的土地后,还是要租佃出去,通过押租、永佃、田面权等形式将使用权、占有权等土地权利释放出去,从而使土地权利占有不均受到缓和。

  

   第四,法人产权、双层地权也成为土地集中的负反馈机制。田面权使中下层农民也能够拥有土地占有权,从而降低土地占有的基尼系数。族田、寺庙田、学田、各种会田、社田等法人产权土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私人土地占有的不平均,如广东福建的公田比重可达30%左右,如此一来,私人土地占有的不平等极限(即使全部为最富有阶层所占有)也不会超过70%。

  

   第五,皇帝与朝廷的限制,对可能引发土地兼并的官僚强权进行明确约束,如官僚在任内辖地不得购买土地房产等规定,这是委托人(皇帝)对代理人(官僚)针对激励不相容所做出的约束性制度安排。这种被约束的强权,在近代军阀割据之下,有可能走出“笼子”;因而在近代,武力、暴力、强权侵扰地权市场,局部地区土地兼并可能有所强化。

  

   第六,天灾人祸,尤其是战乱。战争期间,因为人们控制当前与未来收益的预期较低,会选择不持有土地。如,抗战时一些地区土地分散,江南地区田底价格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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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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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南学术》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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