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登高:地权交易与生产要素组合,1650-1950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 次 更新时间:2021-02-02 23: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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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登高 (进入专栏)  
如果地主再行一次找价,就可以将土地绝卖给佃农,实现土地所有权的全部转让。

   上述押租与地租之间的灵活组合,提供了目前收益与未来收益的多样化配置,为交易双方创造了多样化的选择手段。事实上,其他交易形式,不少也都能够达到未来收益的贴现,或未来收益与目前收益之间的选择与配置,如表4所示。

   典当土地,是未来土地收益之贴现,或者说是以约定期限内的土地收益获取目前急需的现金。典当地租或佃租,则是地主在保留土地控制权的前提下,将未来的地租或佃租变现。活卖土地,则基本上牺牲土地产权及其未来权益,但民间惯例仍保留了找价及回赎的权力。绝卖,则为了目前收益完全转让土地及其一切未来权益。

   表4.各种交易形式下目前与未来收益之间的权衡与组合

  

  

   三、资本、劳动力、土地之间的动态组合

   1.资本流向土地

   清晰而稳定的产权,才能吸引所有者不遗余力地投资其中;多层次的产权,则使各阶层的资本能够通过多样化的交易形式投向于土地。

   其一,稳定的经营性地权,使佃农与土地耕种者愿意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在习惯法上,投入工本,就可获得佃权或田面权,能够遗传与继承,能够自由转让与买卖,而地主不加干预,亦不能随意撤佃,因此佃农愿意追加工本以提高地力,或致力于水利与基础设施,以增加未来土地收益。彭慕兰(Pomerantz. 2008b)也提到这一点。如果不能拥有稳定的产权,佃农对土地进行投资的驱动力就会弱化,特别是长期性投资。

   各地惯例,投资土地可以获得经营性地权。租佃土地时,如系开荒垦种,投入工本,那么佃农对佃权将获得产权支配力,并得到民间与法律的认可。“江苏之江宁、无锡、常熟等县,俗称永佃田曰灰肥田,意即谓佃户曾加灰肥于田,使之价值增高,故此增出之价值权利,应属佃户。”安徽绩溪谓之“草粪权利”,其收益超过田底权所有者,因为增加草粪等肥料,使瘠地变为肥地(内政部:1934)。稳定的地权推动了佃农的投资意愿,试看福建侯官县举人林绪章祖置之业:

   “因其田瘠薄,经各佃自捐工本,开垦筑坝成田,照额耕种纳租。”意味着佃农所得份额增加,这种增加来自于佃农的工本,佃农随之获得自由支配与转让的权利。乾隆6年至18年间,这些佃权就发生了几次转让交易,陈世卿先后顶耕原佃叶紫生、叶伯伶,潘育仁顶耕陈余博,等。佃主们说:“因从前没有水坝,多致歉收。后来小的们出资雇工,修筑水坝,才有收割,照旧纳租。如各佃内有不能自种者,因有开筑工本,得价顶耕。仍向田主换批耕纳,从无拖欠。” (刑科题本:No.284)

   这种因投资工本而获得的佃权在民间受到理所当然的认可,官府也承认这种权利。佃权之成为独立的产权,在更多的情形下,是通过押金的形式获得对所租佃土地的控制权,从而获得长期投资的驱动力。

   其二,资产性地权的所有者,能够脱离土地控制与管理而获得地租,于是城市居民与工商业者投资于土地。城居地主(或称外籍业主、不在地主)定居于远离其土地的城市或外地,或从事工商业。有的是从原乡村迁往城市,他们仍然是地主,常常将城镇工商业中获得的利润投资于土地;有的则是外乡或城市的资本所有者到乡下购买农地,同样也是资本流向土地。当然也存在相反的流向,即以土地收益投资于工商业。

   资产性地权则使土地交易能够脱离实体的约束,城市居民、外地居民能够参与土地的买卖与投资,大大延展了地权交易的空间范围与社会阶层。田底权相当数量常不在本乡,这种现象并不少见。浙江平湖胜利乡第十三村各类人户拥有的田面权达1736.8亩,但田底权仅187.6亩(胡华,2004)。假设田面权的土地均在本乡,则有1549.2亩土地的田底权都由村外人所有,大多当为城镇居民。四川的地主居住地址的分布,本乡地主仅仅略多于城居与外籍地主:乡51.28%,  场15.38%,  城23.37%,  外县1.64%, 大都市4.23%, 未详4.14%。(郭汉鸣、孟光宇,1944)

   2.劳动力与土地的动态结合

   租佃制度是劳动力与土地结合的一种安排,但佃农不能主动支配土地的交易。当佃权独立并由佃主控制与支配时,就能利用多样化的交易形式通过佃权的流动进一步实现生产要素的组合。

   劳动力多的家庭,可以佃种较多的土地;劳动力不足的家庭,则可以出让其田地的佃权,脱离土地耕种。这样,劳动力与土地两种生产要素能够在动态中结合起来。江西铅山王子昂佃种蔡桂玉田租20石。乾隆34年,因其家庭人力不敷,遂将其中的5石5斗,转拨王起先耕种,得顶首七折钱3千文。乾隆41年, 王子昂的四个儿子长大了,要将田5石5斗备原价取回自己耕种。(刑科题本:No.343)有的家庭,劳动力生病或亡故,无力耕种土地,此时往往把土地典给他人耕种,或者出卖田面权。

   福建南靖县徐包用顶耕银承耕王锦的田种4斗,因有病不能多耕。与他相反,徐箴有四个儿子,家里富有劳力,遂用银32两, 于乾隆16年转佃徐包的租[种]田2斗耕种,每年向田主王锦交纳租谷2石8斗。乾隆22年,徐包欠徐箴17两3钱5分,只得把自己管耕王锦2斗种的田,“抵”还欠项。田仍认回徐包自耕,每年给徐箴利租3石5斗.  (刑科题本:No.327)

   徐包拥有田面权,以之抵还欠债17两3钱5分,即以该田地佃权的未来收益“利租”3石5斗,来抵偿债务。佃权在名义上发生了转移,但土地的控制与耕种权,仍在原佃主徐包手中,债主则获享有佃田的固定收益权。这是一种地权的分割,债主获得资产性地权,原田主所有者则拥有经营性地权或使用权。

   资产性地权与经营性地权之间的置换,为农户最大化利用家庭资源提供了多样化选择。为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有的农户出卖自己的小块土地,以所得来支付押租,获得更大面积的土地来经营。如湖南安仁县黄鸿淑的一段庄田,原佃谭文华因儿子亡故,无力耕种。李元武得知,即卖掉自己的3亩下田,拿了5两5钱作进庄银(另送居间银5钱与侯荆山),打算佃种这块较大较好的田地。(刑科题本:No.179)像这种情形为数不少,许多农民,仅有一两亩狭小的土地,每年必须向政府交纳几斗乃至于几升的田税,为此通常要走几十里到官府,还得忍受衙门的盘剥。他可能宁愿选择占有佃权,而向地主交纳地租。拥有较大面积的地主,则可以批量向官府交纳田税。

   种田能手或种田大户,能够创造更高的土地产出,通过地权市场,有可能耕种更多的土地;财雄势大的地主,也能够拥有更多的土地,为了提高其土地价格,不少地主组织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产生规模效益。

   资金、土地收益与劳动收益三方面,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这样的事例不少。在需要资金时,农户出卖田底权还是田面权?将根据其家庭劳动力的多寡来进行选择。

   当家庭劳动力充足时,农户取向劳动收益,他会保留其经营性地权(田面权),以凭借劳动力来获取收益,此时可以出卖资产性的田底权。相反,当家庭劳动力不足时,农户的取向优先于土地收益,他将保留资产性的田底权,而出卖经营性的田面权。

   表5.不同取向下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

  

  

   3.转佃形式体现的资本、劳动与土地在多样化交易中的组合

   具备独立支配的产权属性时,佃权(田面权、经营性地权)可以自由转让与继承、典当或买卖,其转让形式与途径呈现多样化,使佃主与农户在生产要素组合的过程中具有更多的自由选择的可能性。湖南耒阳共佃、转佃与典佃的案例反映了这一点。(刑科题本:No. 319)

   段永隆、升朝的祖父,“共佃”谢公琰田秧120石。其中两处田秧7石5斗,相离窎远,耕管不便,于是永隆父亲“转佃”与段克明父亲耕种,每年租谷,仍由永隆家收了转交田主谢家。

   乾隆24年,克明因家贫乏食,借了梁惟能2石谷子,次年需连息该还谷3石。此外,克明还交不出租谷,永隆只得垫付。克明没有谷子偿还债务,遂将上述田中的3石田秧,典给梁惟能佃种。议定典佃银3两5钱(谷价算银2两,现银1两5钱),听其佃种2年,到期还银退佃。

   永隆、升朝“共佃”:可以实现规模经营,或减少租佃契约之交易成本。

   永隆“转佃”给克明:永隆因路途遥远,耕管不便,克明则耕作便利。通过交易实现优化配置。

   克明“典佃”给梁惟能:克明能以未来两年的土地收益变现,获得现金,度过家庭时艰;梁惟能则获得利息。这一交易各得其所。

   共佃、转佃、典佃等交易形式多样,说明佃权的独立与发育,使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在动态中得到实现,各方需求得到满足,生产效率可望提高。类似的案例时可见之。

   转佃,实际是不同生产要素与资源的所有者之间,通过要素流动形成各种组合,从而形成实现资源配置的不同形式。四川巴县的一则案例更为清晰,兹列成表6:

   巴县任潮选的田地以押佃银900两租佃给胡从茂,每年租谷6石;胡从茂转佃给陈全康,收押佃银350两,每年纳租谷46石;道光21年,任潮选直接佃给陈全康,收押佃银700两,每年租谷26石;道光22年, 改为押佃银600两,年纳32石。

  

      表6.巴县转佃案例:选择与组合

  

  

   资料来源:四川省档案馆(1989:172)。

   任、胡、陈三人取向不一,通过交易与组合,各得其所,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

   任潮选有地而无钱,迫切需要现金,对未来地租的边际需求低。

   胡从茂有钱而无地,希望通过投资获取未来的收益。

   陈全康则劳动力充裕,钱少而无地。

   任潮选需要900两押金来实现自己的现金需求与对土地的租佃;陈全康只能支付350两——租佃组合无法实现。此时手握资金的胡从茂来进行投资,他以900两押金与任进行交易,相当于胡从茂投资土地获取未来的地租,任潮选获得土地收益贴现。陈全康则以较少的押金获得土地耕种,获得其劳动收益;胡从茂则通过转佃获得了未来地租的实现。几年之后,陈全康具有一定的资金积累,于是向胡从茂直接租佃。次年二人还就目前与未来收益的权衡调整过协议。

   转佃在许多情形下都具有需求。地主的大片土地,如果出租给众多的佃户,交易成本较高,必须与每个佃户签定租佃协议,考察每一个佃户的信用与风险,其信息搜索成本、监督成本及收租的管理成本都较大。尤其是城居地主、外籍地主与佃户存在空间隔离,其约束亦基于非人格化交易之上,或者是家族、寺庙、团体等的大地产,都可能选择签定一个租约。

佃农一方也存在需求。有的佃人经济势力单薄,没有足够的财力或生产能力向地主承佃;或者无法向地主提供获得认可的信用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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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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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研究》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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