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俊人:现代性的伦理话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6 次 更新时间:2021-02-01 18:20:04

进入专题: 现代性   伦理   知识合法性   康德   罗尔斯  

万俊人 (进入专栏)  

   意大利学者乔凡娜·波拉多芮女士在一篇对麦金太尔的专访中评论道:“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驻足凝思于对一种远古过去的回忆与对美国多元论的全球性视观之间,并深深沉浸在苏格兰凯尔特人(一译“盖尔特人”)的传统世界之中,极大地丰富了当代的道德争论,使其达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深度。他以一种全部的灵活性在历史主义的密网纵隙之间游刃有余,其辩谈(discourse)直指一种新托玛斯主义视域的极境,他不把这一极境理解为[道德哲学]范畴重建的非常时刻,相反,却把它理解为至达‘美德伦理’的关键点。视为全面剖析所有古希腊文化并达到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充分系统化的一条线索。”(注:Giovanna borradori,The American Philesopher,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P.137.)麦金太尔是如何借助其历史主义的逆潮回忆,沿着亚里士多德—托玛斯主义的伦理思想线索,致达“美德伦理”(the ethics of virtue)的呢?最重要的是,他的这一探究方式和路径又对现代性道德构成了怎样的挑战呢?

   让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学术事例来考察这两个问题。1971年,罗尔斯发表了当代美国新自由主义的扛鼎之作《正义论》,该书被哈贝马斯视为具有现代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之“轴心式转折点”(注:Jugen Habermas,"Reconciliation Through the Public Use of Reason:Remarks on John Rawls's Political Liberalism",In:journal of Philosophy,Vol,XCII,No.3,March 1995.)意义的经典代表。在这部著作中,罗尔斯所致力的目标不仅是恢复因分析哲学和元伦理学的形式主义歧出而退居边缘的政治哲学和规范伦理学传统,更重要的是想为现代民主社会重建一种自由主义的普遍理性主义正义规范论或道义论伦理。也就是说,《正义论》的伦理学志向是绝对现代性的、普遍理性主义的。但该书问世十年后,麦金太尔发表了他的代表作《追寻美德》,并在欧美学界创造了堪与《正义论》相媲美的思想繁荣。是书开篇,麦金太尔即警示人们:“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实际世界,道德语言处于和我所描述的想象性世界中的自然科学语言同样严重的混乱状态。……我们所拥有的也就是一种概念图式的碎片,是现今缺乏它们的意义由之而来的语言情景的一部分。我们确实拥有道德的幻想,……但我们已经极为严重地——如果说不是完全地话——丧失了对道德的理解,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注:Alasdair MacIntyre,After Virtu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1,P.2.)现代道德及其话语或语言是如何造成这种混乱状况、以至使现代人几乎丧失“对道德的理解”的呢?麦金太尔认为。根本的原因是现代道德的现代性想象和虚妄,即:对某种抽象的(超脱历史和文化传统语境的)、普世化的(观念同质性或话语同调的)规范或规则化伦理的执迷。因之,要使其摆脱理论困境,“只能把现代的道德言谈和道德实践作为源自古老过去的一系列遗存下来的残篇断笺来理解,而对于现代的道德理论家们来说,只有到他们能够很好地理解这一点时,现代道德言谈和道德实践所产生的那引起无法消解的难题才可以得到解决。”(注:Ibid.P.111.)这就是说,现代道德和现代道德理论家们的困境需要通过重返历史,才可能找到“现代道德言谈”所浸淫既久的抽象普遍理性主义迷妄的解毒剂。在麦金太尔看来,只有从丰富的历史传统中,尤其是在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与中古时代的托玛斯主义道德文化传统中,人们才可能发现丰富的思想解毒资源。

   现代性道德的痼疾在于对同质化或齐一化理性法则或普遍规范的迷恋。不幸的是,当这种规范伦理失却人类内在美德资源的支撑时,规范伦理的迷恋就会蜕变为一种纯规则主义的、甚至是律法主义的现代性偏执,成为缺乏内在价值动力和人格基础的纯“概念图式”,而非真实有效的道德价值资源。麦金太尔含蓄地提示罗尔斯及其普遍规范主义伦理学的同道们,只有规范或规则而无美德品格之内在基础的伦理学,是不可能实现其普遍规范的理论梦想的。他说:“在美德与法则之间还有另一种关键性的联系,因为只有对于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来说,才可能了解如何去运用法则。”(注:Ibid.P.152.)麦金太尔的这一提示决不仅仅是某种美德与法则(作为伦理规范的最高普遍形式,如康德的“道德律”)的辩证法的重申,毋宁说,它具体而又深刻地揭示了伦理学知识(包括道德话语)中传统与现代的理论断裂,以及由此带来的现代性道德后果。作为一种典型的传统型道德知识类型,美德伦理代表着传统道德文化的基本理论形态和道德思维方式。它注重的是人格理想完善基础上的道德目的的圆满实现,具有内在自律的“自我约束”性道德力量和“自我完善”型内在价值取向。与之相对,作为一种典型的现代性道德理论类型,规范伦理学实际表达着现代理性主义的客观知识化和普遍同质化的价值权威诉求。它关注的是社会基本层面的伦理规范和公共伦理秩序,甚至只是某种形式的可普遍化“底线伦理”(the minimalist ethics,又译“最小主义伦理”)。因此,它总是或多或少地表现为某种齐一化的普遍性社会道义要求和外在约束,甚至常常诉诸于社会对权利与义务的制度化安排,成为政治伦理和法律规范的直接表达式。

   在现代民主社会条件下,这种依托于社会政治秩序和制度安排的普遍规范伦理无疑是十分必要和现实的。惟有这样,社会伦理才有可能获取社会公共理性的支持,也才有可能取得社会民众的普遍认同。按照理查德·M·黑尔和罗斯尔、哈贝马斯等当代康德主义伦理学家的说法,(注:可见黑尔的《道德思维—视点、层次与方法》(1981)、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1993)和《正义论》(1971)、以及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收入其《道德意识与交往行动》一书,英译本1990年)等作品。)取得公共理性的支持并且具有广泛的可接受性,乃是一伦理原则致达“可普遍化性”(universalizability)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伦理规范的“可普遍化性”被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刻画和论证着:一种是实践哲学乃至政治哲学的(罗尔斯、哈贝马斯);另一种则是知识论的或元伦理的(黑尔)。前者寻求的是一种公共理性,甚至是政治理性的普遍化,而后者则追求一种道德认识论或伦理知识的普遍化。然而,由于现代理性主义伦理学参与了整个现代哲学的反形而上学理论同盟,道德形而上学的传统已被颠覆。同时,又由于现代伦理学的普遍化诉求也以近似的方式拒绝了几乎所有古典道德文化的传统方式,尤其是传统美德伦理的方式(注:在这一点上,尼采有所例外。他对于古希腊“英雄时代”的美德伦理似乎表现出特殊的甚至是挟带着某种狂热和迷恋的美德谱系学兴趣。)——该方式被视为重构现代理性主义普遍伦理学的最大障碍而遭到冷落和攻击,因为它被仅仅看作是个人主观的价值偏好或无法公度的私人道德或部落伦理而被拒绝进入公共理性的考量,现代伦理学的普遍性规范建构便不得不从既无道德形而上学预制、又无传统美德伦理文化资源的空白地带开始。用罗尔斯的术语表达,便是在某种假定性的“原初状况”(the original position)——即无差别的公正起点状态——下开始。然而,这种另起炉灶的现代性假设——与传统的道德形而上学和人性美德假设相左——即便在许多坚定的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家和理性主义规范伦理学家那里,比如说,在哈特、德沃金、内格尔等人那里,也受到了质疑,更不用说在麦金太尔、桑德尔、沃兹尔等共同体主义伦理学家那里必然遭受到批评了。

   现代理性主义规范伦理学拒绝传统的理论预设前提却又不得不另设前提的作法,本身便说明了现代规范伦理学的“知识困境”:撇开了传统的美德伦理和道德形上进路,它并没有创立一种无任何假设前提的普遍规范伦理。规范的可普遍化性既不能指望平面化(用海德格尔的术语说是“平整化”)的“公共理性”运作,也不能指望黑尔式的道德语用学分析基础上的“道德原则推理”(moral[principle]reasoning)。在规范与美德、现代与传统之间,似乎难以实现截然的理性分割。对人类道德文化的生长实施强行的理性化断裂实验,终究只可能是现代性道德谋划的一厢情愿,而不可能成为其可以完成的事实。麦金太尔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在法则(作为现代伦理规范的原则表达)与美德(作为传统道德目的论的价值表达)之间,还存在着、且将永远存在着另外一种“关键性的联系”,它标示出人类道德伦理的现代与传统、普遍与特殊,社会道义与个人目的,以及人类道德生活之外在性与内在性之间的深刻关联,而不是超历史的断裂。

  

   四、并非结论的结语:现代性道德的前与后

   也许,现代规范伦理学的信奉者和辩护者没有预料到,当他们竭力挣脱传统道德文化的束缚(罗尔斯将之看作是现代公共理性的文化负担(注:参见《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万俊人中译本。南京:江苏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并为其“成功的”挣脱而兴高采烈的时候,他们所为之奋斗的现代性道德谋划或现代规范伦理学本身也被投入历史的时间之流,受到时间和历史的合法性拷问:“尚未完成的”现代性道德谋划是否真的超越了它想要征服的传统?那么,作为一种超越传统的现代性道德,它是否也成为一种传统?更重要的是,它是否也会成为一种将要或已然被超越的道德文化传统?

   这些拷问来自两个不同方向:其一是来自传统的反控;其二是来自后现代的反讽。现代性道德及其伦理话语不期然地受到两面夹击,常常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局之中。

   在当今西方学界,大概没有谁比麦金太尔先生更适合于担当传统主义美德伦理的忠实继续者角色了。麦金太尔从传统主义的立场出发,指控诸如罗尔斯、格沃斯(Alan Gewirth)等当代康德主义的普遍规范伦理学家,认为他们试图超越传统的理论视阈,仅仅仗仰现代自由主义的价值信念和理性主义普遍化伦理学的理念,力图在“传统之后”或“诸多传统之外”寻找到某种单一的或同质化的中立性价值立场,以此作为现代人类普遍认同和承诺的伦理规范,这根本是不可能的。(注:详见麦金太尔的《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第一章、第十七章等处,万俊人等中译本。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其根本原因在于:首先,现代社会和现代人本身并不是也不可能全然超脱于传统之外,人类永远生活于传统之中,即使其寄居的传统本身并不连贯、亦存在各种内部和外部的转化与竞争。所谓现代性的道德,如现代自由主义的道德,不过是某种更新了的传统,或是一种“正在构成着的传统”(constitutingtradition),与那些已经流演既久的“已构成的传统”(constitutedtradition)相比,它不过是一种较为年轻的道德传统而已。(注:这印证着希尔斯教授的一个重要概念,即:凡能延续三代人以上的东西均可称之为“传统”。所谓:“传统”,即是某种连续绵延的链条。参见其《论传统》一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其次,与“已构成的传统”道德相比,“正在构成着的”现代性道德新传统的确有着极为不同的特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具有优于其他已有传统的领先性。比如说,现代性的理性主义规范伦理学传统(至少是从康德到罗尔斯的规范伦理学传统),就不一定在其“实践推理”(practical reasoning)上优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美德伦理传统。最后也是最致命的是,作为一种传统,象自由主义规范伦理学这样的现代伦理图式,也只可能在其传统内部找到足以获得证成的合理性,比如,自由主义的正义原则就只可能对自由主义者或它的信奉者们有效,而决不可能建立某种单一的统揽一切的合理性概念,或者超越于诸传统之上的齐一化正义伦理原则。

总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万俊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现代性   伦理   知识合法性   康德   罗尔斯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伦理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4866.html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