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俊人:现代性的伦理话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 次 更新时间:2021-02-01 18: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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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民主政治和文化多元论或理性多元论的社会条件下,这种道德建构主义并不能致达伦理学知识的普遍性。也即是说,它不可能真正为可普遍化的伦理原则。理由是,道德建构主义——无论它在学理建构上多么完备——如同其他宗教的和哲学的“主义”或“学说”一样,不可能成为社会的公共理性,甚至是公共的社会实践理性,而只有可能作为民主社会所容忍的一种文化元素,成为社会致达“重叠共识”的道德文化资源。在这里,罗尔斯以一种不同于黑格尔历史主义的方式,或者更直接地说,他是用一种新的“我们时代”(现代性时代)的公共理性的政治哲学之程序主义寻求方式,否定了康德伦理学的知识普遍性和合法性。如果说,黑格尔让康德的伦理学陷入了道德与历史的夹击之中,那么,罗尔斯则是让康德的伦理学再一次经受了由道德文化与公共理性(国家政治)之二分紧张所产生的合法性危机。

   然而,即令是罗尔斯的检讨方式,也仍然显露出用历史主义尺度剪裁现代性道德的严厉性。站在当今民主社会的政治自由主义哲学立场上(一种新的“现代性”时刻),罗尔斯也同样可以用黑格尔式的口吻,指控康德主体性道德理念的虚假理性主义或伪普遍主义。因为它所暴露的致命缺陷同样可以称之为“不合时宜”。黑格尔对康德主体性伦理的“历史哲学”批判,(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概念,是他力图超越“原始的历史”和“反省的历史”理论的尝试。而这种尝试的目的,是想建立一种不同于上述两种历史理论,甚至是不同于维柯等人的“新科学”之历史观念的“哲学的历史”观念。该历史观念暗示:康德的伦理学缺少充分的历史考量,即便有,也只是一种“反省的历史”观念下的主体性道德观照,其“世界历史”的观念实际受制于其主体性伦理学的价值预设,而不是相反。参见同上书“绪论”。)和罗尔斯对其所作的政治哲学批判(即:所谓“政治建构主义”对“道德建构主义”的替代性批判(注:对此,我在“政治自由主义的现代建构”一文中已有详细论述。见《学人》辑刊,第12辑。汪晖、陈平原、王守常主编。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从历史与政治两个不同的角度,检讨了道德主体性伦理的缺陷,也就是历史客观性维度的缺乏,和政治之公共理性基础的缺乏。前一缺乏造成了康德伦理学的历史合理性疑问;后一缺乏造成了康德伦理学的现实普遍性疑问,而两者的共同指控则使康德的伦理学知识——作为客观的科学理论和可普遍化的知识体系——陷入合法性危机。

   然而,这种危机与其说是康德伦理学的,不如说是整个“现代性”道德知识的。如果说,道德主体性原则是启蒙运动以来整个现代伦理学的基本主题思想之一,那么,由此所造成的道德与历史、或伦理学知识体系内部主观与客观的紧张冲突,就是整个现代西方伦理学长期陷入知识合法性危机的理论根源。不用说尼采以降至现象学—存在主义伦理思潮的“价值重估”所显露出来的种种危机症候,诸如,尼采的“重估一切”后的价值失据;胡塞尔重建纯粹伦理学知识的理论忧虑;存在主义思想家们关于人类伦理存在和道德行为“无可辩解”的思想矛盾(基尔凯戈尔的“非此即彼”式无奈、海德格尔的“本真伦理学”、对人类非本真存在的忧“思”、萨特的绝对个体化自由伦理的境况局限、以及蒂利希、怀尔德等人对人类非理性存在的超理性诱导……等等),就是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元伦理学”挑战,也足以表明现代伦理学的知识合法性危机的深刻性和严重性。

   “元伦理学”(meta-ethics)概念的出现本身是20世纪西方伦理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既表明古典伦理学的知识形态和传统受到了挑战,又意味着现代伦理学知识之合法性危机的加深。因为元伦理学所挑战的不是别的,正是对古典伦理学能否作为一门科学的知识论拷问。一批具备深厚自然科学资质的学者,如,罗素、维特根斯坦、石里克、卡尔纳普等等,采取了一种近乎严厉的科学主义理论立场,对古典伦理学的知识形态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他们认为,伦理学的判断,甚至语言,都是以某种无限价值理想的形上学预设为前提的纯主观情感的表达,既无法得到普遍经验(与私人情感经验相对)的实证,也难以经受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检验,因而不能成为象数学、物理学那样的科学,甚至也不能获得可普遍化的知识身份或特性(status)。易言之,如果伦理学想要获得并保持其作为一门知识的权力,就必须要么放弃传统的理论方式,寄居于诸如社会学一类的实证知识的庇护之下;要么进行严密的知识论重构。

   元伦理学的知识论挑战是一种真正来自内部的知识合法性挑战。与黑格尔式的历史主义批判和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改装相比,伦理学,包括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伦理学的客观有效性和知识正当性已经被剥脱得干干净净了,它甚至于连某种历史真理的客观性补救或政治哲学的公共理性重构希望也没有了。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次现代性伦理知识的总体危机。因为受到挑战和质疑的不仅仅是其知识的合法性,而且是其存在理由本身。这就是现代性伦理知识的历史反讽:曾经以实践的或革命性的理性武器,来摧毁中世纪宗教伦理传统的现代性道德理念,如今却同样受到了理性的审判,只不过这场审判不再以“革命”和“主体性”(人性)的名义,而是以“科学”和“知识”的名义。这就是现代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内在悖论。矛盾,然而却是事实!

  

   三、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美德与规范

   从根本上说,现代伦理知识的合法性危机并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或道德实践问题。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康德的伦理学建构都是一次严肃而富有成就的学术实验。启蒙运动所展开的现代性道德谋划,也并不完全象麦金太尔所指摘的那样,是一次“完全失败”,(注:这种指控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麦金太尔伦理学(史)研究的重大主题之一。对此,可以参见其著:《追寻美德》(有龚群等人中译本,但书名翻译有失直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有万俊人等中译本。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观》(有万俊人等中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而只能说是一种历史的挫折,它是西方现代性总体谋划的内在困境之文化侧面。这一挫折和失败首先应归咎于现代性——更准确地说,是西方的现代化性——社会伦理实践的非理性放纵,其次应归咎于现代性伦理学的知识野心过度膨胀。直至今天,我依旧相信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谋划的基本判断,但乐于追问其判断的结论:当他说,现代性仍是一项“未完成的谋划”时,我想提出的问题是,现代性的谋划是否可能完成?它的“未完成”状态是否是现代性道德谋划未能完成的或不可能完成的(失败)的原因?

   第一个问题显然超出了本文的探讨范围,而第二个问题则是我们追溯现代伦理知识之合法性危机的社会根源之切入口。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社会的现代性至少是通过四对互动关系及其紧张而呈显的。它们是:科学理性主义的普遍精神与现代科技的无限追求;商品化价值观念的突显乃至宰制力量与市场经济的无限扩张运动;(注: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即是这一扩张运动的最新状态和体现。)民主政治的社会理想与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实践;以及,文化道德的普世主义信念与文化多元论的“诸神竞争”。这些基本的互动关系和紧张关系构成了现代性思想的基本逻辑,也是同构成现代性思想之基本向度的科技、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相对应相关联的。(注:关于“现代性”及其思想向度,我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论”一文的开篇注释中有所提示,可资参阅。该文刊布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2001年第二期。)从这些关联中,我们发现,有一种普遍主义的内在冲动贯穿于现代性的各个层面,成为支配其诸思想向度与诸实践取向的内在动因,也成为导致现代性道德实践与现代性伦理学知识之双重危机的重要根源。

   作为现代社会之主导型经济范式的市场经济,一直以来主要由两股相互刺激的力量引导和推动;这主要是由资本的扩张式生产方式(尤其是作为生产力之主要构成要因素的科学技术和利益驱动下的“经济人”)的变革所形成的内在合力。资本力量的大小决定着市场规模和效率的大小,而现代资本力量的集成已经不仅仅是依赖马克思曾经发现的“经济剥削”和剩余价值积累,而且也取决于以技术革命的方式赢得的价值增长。因而,经济资本的“内敛”与“外生”同时成为现代资本扩张的基本形式,而这种内外相生的资本扩展又势必促进生产方式的变革。

   重要的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这一扩张力量,同时还促进了一种日益强大的社会价值观念,即:与经济利益的“最大化”("maximization"边沁和密尔[旧译“穆勒语”](注:参见他们俩人的同名著作《功利主义》。))相配应的普遍功利主义和普遍规范伦理。“最大化”既蕴含着实质性价值的量化扩张取向(边沁),也蕴含着形式化价值观念的普遍规范取向(密尔)。由此,在实质性(道德的和经济的)价值取向与形式化价值观念或价值规范之间,便呈现出一种奇特的矛盾和对立;前者要求的是“最大化”或“充量化”;(注:同一英语词"maximization"的不同译法。“最大化”是内地汉译的惯用;“充量化”是港台地区汉译的惯用。后者有时候较前者更能表达原词的“能指”意味。)而后者要求的却是“最小化”(minimalization)或“最低限度的普遍化”。(注:当代许多普世伦理研究家将其称之为“道德最小主义”(moral minimalism)。详见拙著:《寻求普世伦理》一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与康德的道德理想主义相对,这种“最低限度的普遍化”规范伦理似乎可以被看成是一种道德现实主义的求证理路。它着眼于现代社会的道德生活实际,为了寻求一种社会公共可行的普遍规范伦理,力图尽可能地规避现代社会文化多元的差异性矛盾,借助于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的社会力量,达成尽可能广泛且实际可行的社会伦理规范。这种社会(化)伦理的普遍主义又反过来照应了英国古典功利主义伦理学的价值原则:“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由市场经济催生的这种基于实质性价值目标(物质的善和幸福)的低向度普遍主义道德伦理追求,得到了现代科学理性主义的智性支持和民主政治的体制支持。正是这两种支撑力量的推动,使得现代性伦理的知识论学术志向产生了一种无限度的同质化扩张,以至出现所谓要建立一种象数学和物理学那样具有严密知识体系的现代伦理学的理论野心。从胡塞尔到G·E·摩尔和几乎所有的元伦理学家概莫例外。

现代科学理性的一路高歌猛进,极大地张扬了现代理性主义的精神,其成就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支撑着这种科学理性精神的核心理念是现代进步主义,一种在达尔文进化论中找到实证依据、并同时从西方社会乌托邦文化传统中汲取完善目的论价值灵感的现代主义同质化。科学的现代性在于科学自称的现代理性身份和科学世界观。在科学世界观的视景中,一切前现代的智识结构和智力产物都被看作是传统文明的技术或工艺(skills or crafts),而不是真正的科学。现代科学之所以具有其现代性特质,乃在于其一,它具有传统技术或工艺所无法比拟的“改造世界”的伟大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在近百年的工业革命中,人类创造了比以往所有文明创造的全部财富还要多很多的物质财富。这种空前的现代物质文明正是人类仰仗现代科学和科学精神创造出来的。现代科学的这种巨大物质创造力,不仅证实了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论断,而且也以其物质创造效应确立并确保了现代科学的知识权威。此为其二。如果说,市场经济为普遍的和最优化的价值理性开辟了社会实践道路,并提供了一种现代经济体制保证,从而树立起了经济合理性原则的现代权威,那么,现代科学则为可普遍化的知识理性开辟了认知真理的大道,从而为现代世界和现代人确立了一种全新的知识标准或现代知识论的权威范式。这一知识论标准体系至少有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第一,严格的知识概念和真理检验标准,包括逻辑的和经验的检验标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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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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