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雷泉:太虚大师论人间佛教之定位及中国佛学之重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7 次 更新时间:2021-01-31 00: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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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雷泉 (进入专栏)  
点明了佛教存在于世界上的唯一理由。所谓“大事因缘”,就是要使一切众生达到佛所具有的知见,领悟到唯佛才能达到的诸法实相。“所谓佛之知见和诸法实相,就是佛的自证法界,亦即大乘法的本。”[4]

   太虚分析不同地域所传播的佛教,各有其特点。南洋地区佛法之特质在律仪;日本佛教特点则在于闻慧及通俗应用,所以日本佛教的研究特别发达,佛教大学就有三十几所;中国佛教特质是重禅。太虚这里所说的禅,并非指禅定的禅,实质是指“定慧一体”的禅,区分为教下的“依教修心禅”和宗门的“悟心成佛禅”。

   佛教的根本在觉悟,禅宗在于直契佛心,所以也禅宗也自称佛心宗。宗门禅又衍生为“超佛越祖禅”和“越祖分灯禅”。但是,不管是宗门还是教下,“从宗出教”的路径则一,即以证法为教法的神圣性源头,又以证悟为实践教法的归宿。所以太虚说“禅观行演为台贤教”,其中实相禅布为天台教,如来禅演出贤首教。到宋以后,“禅台贤流归净土行”,禅宗、天台、华严等宗派最终归于净土信仰。太虚给我们勾勒了中国两千年来佛教发展的大脉络,非大师不能为也。

   太虚特别强调道安-慧远一系,认为他们开启了中国佛教的主动流。我曾写过篇短文《道安之“动”与慧远之“静”》,将早期汉传佛教的传播形态概括为三个类型:佛图澄之“神”、道安之“动”、慧远之“静”,这师徒三代的风格,大体上就对应着佛教的三种存在状态和传播策略。也可以说,中国佛教的主流思想和组织建制,是循着佛图澄、道安、慧远师徒的事业而发展光大的。

   一、佛图澄之“神”。南北朝时代的《梁高僧传》,将入传目录编为十科,以高僧对佛教所作贡献而分为十大类。继译经、义解之后,神异排列第三。当时以儒家为本位的正史,为僧人入传的选拔标准,也主要视其与政治的关系及神通而定。饮水思源,如果没有高僧将佛经翻译成汉文并进行研究,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徘徊。所以不管是哪个朝代的《高僧传》,译经、义解,都毫无疑问地置于最前面。但“神异”的地位就有变化,到唐代的《续高僧传》中,“感通”(神异)就降到了第六位。神异或感通,今天所说的特异功能,即涉及佛教神通中的一些内容。东晋十六国时期,统治北方的胡族国主暴虐无道,佛图澄藉助神通摄服残暴的统治者,为中国佛教教团取得了政治合法性基础。佛教传入中国数百年后,也只有到了道安的师父佛图澄时,政府才正式允许汉人出家。

   二、道安之“动”。道安纠正了以往偏重神通的趋势,他重整佛教的核心价值,强调戒定慧修行,也纠正了义学上的格义偏差。佛教内外经常宣扬道安的一句名言:“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但这句话必须联系上下文的历史环境来看,《高僧传·道安传》记载,因北方战乱,道安在南逃襄阳,行至新野时对徒众说:“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道安这番话,说明“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是佛教处于动荡时期的生存策略,高僧周旋于护持佛法的国主间,借助国王大臣的政治力量作为佛法弘传的外缘。因此,在动乱的局面中,道安以自己的道德学问得到南北统治者的尊敬。佛教需要传播才有生命力,世界三大宗教的生命力都在于传播。

   三、慧远之“静”。道安最得意的弟子是慧远,他却隐居庐山三十年不出山,他的名言是“沙门不敬王者”。在北方军队围攻襄阳前,道安让门下徒众各奔前程,对每人都有一番嘱咐,唯对慧远不置一辞。慧远请师父临别赠言时,道安说:“如公者,岂复相忧!”(《高僧传·慧远传》)师徒间有如此相知相惜者,千秋之后,读之仍使人回肠荡气。慧远本来要到广东罗浮山,经过庐山时为风景形胜所吸引,遂隐居庐山修道三十年,不出山门前虎溪一步。他高举“山林佛教”大旗,对处于政治漩涡中的国王大臣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在僧俗两界声望都非常高。慧远借口足疾,不应把持朝政的大将军桓玄所召,桓玄只得上山来见。桓玄出言暗含讥讽:“不敢毁伤。”此语出自《孝经》中“不敢毁伤,受之父母,孝之始也。”慧远即以《孝经》回敬:“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慧远身处佛法精神衰替的南方,当时都城建业的一些僧侣热衷政治、交往权贵,慧远以“影不出山,迹不入俗”的高行,维护了佛教的神圣精神。在统治者压制佛教、沙汰僧尼的行动中,唯独“庐山为道德所居,不在搜检之列”。

   佛图澄之“神”,道安之“动”,慧远之“静”,表面看来相差极大,但精神实质则一,都是以真俗不二的智慧,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而采取的契时应机之举。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以道安、慧远的中道智慧与高僧风范,假如道安到了南方,也会有“影不出山,迹不入俗”之静;而慧远留在北方,照样会像乃师那样有“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之动。

   道安-慧远一系作为中国佛学的主流,一直延续到今天,太虚概述了四大特点。1、本佛:就是以佛为本,直承佛的内证境界,而非后来分了派别的佛教。道安主张以释为姓,亦是一个表征。2、重经:看重佛所说的经,以包括律论,而不是以论为主。3、博约:由博览而清通简要,能抉择出诸法的要旨。4、重行:注重修行、注重实践。因为有此符合汉民族性格的四大特点,“故天台、贤首、宗门下及晚期净土行诸祖,虽迭受旁流的影响,仍还由保持著这主流而演变下来。”

   汉传佛教要真正重建自己的修学体系,就要学习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的一切长处,还要学习世界学术界的各种研究成果,在坚持自己主流的基础上,同时吸收其他支流、旁流的长处。太虚所说的二大旁流,一为承传龙树-提婆系的中观学派,一为承传无著-世亲系的唯识学派,也有四大特点。1、本理:强调的是空或唯识的理。2、重论:因为是本理,所以主要依据各祖师发挥此理的论典。3、授受:受限于师徒传承的论典范围。4、重学:注重钻研讲说。

   中国佛学重建的社会基础,太虚强调要“依人乘趣大乘行果”。其要点有二:一、阐明佛教发达人生的理论;二、推行佛教利益人生的事业。太虚这两点抓住了根本,人间佛教就是从人间直达菩萨乘,以此为基础进入主流社会。佛教不能仅仅成为贾宝玉这类社会失败者的避难所,而是要摄受社会精英,对社会作出贡献。

   奠定在人间佛教的基础上,如何重建中国主流佛学,太虚提出两条非常具有远见的看法。一、“普遍融摄前说诸义为资源而为中国亦即世界佛教的重新创建。”不要有狭隘的门户之见,要普遍融合中国佛学主流和旁流的优点,作为重建中国佛学的思想资源,从而为世界佛教作出贡献。二、“不是依任何一古代宗义或一异地教派而来改建,而是探本于佛的行果、境智、依正、主伴而重重无尽的一切佛法。”中国佛学的重建是直探佛的本源,即不是泥古不化,也不能反客为主、喧宾夺主。

  

   注释:

   [1]《佛学概论·绪言》

   [2]《佛学概论·绪言》

   [3]《佛学概论·绪言》

   [4]太虚:《中国佛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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