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社会科学的价值中立何以可能?——兼析韦伯的事实与价值悖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9 次 更新时间:2021-01-27 13: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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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似,韦伯以及正方同样未能意识到认知价值与非认知价值的微妙异同,所以既没有依据两种不同价值的可分离性指认价值中立的可能性,也很少依据科学之为科学的根本特征彰显价值中立的必要性,而是一方面抽象笼统地承认了社会科学的主体和对象都有价值负载,另一方面又抽象笼统地要求社会科学保持价值中立,结果说不清楚研究主体在富于价值关联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悬置价值负载保持价值中立的要害问题,自然也难以有效地回应反方的质疑。进一步看,韦伯以及正反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共同缺陷,可以说都来自二元对立架构:由于将事实与价值断为两截,反方特别强调面对价值负载的社会现象不可能像面对自然事实那样保持价值中立,而韦伯以及正方则找不到能将事实与价值关联起来的枢纽,结果无法证成为什么要以及怎样才能在实然性维度上对于价值负载的社会现象保持非认知价值中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就此而言,打破二元对立架构,克服事实与价值的悖论,深入辨析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要的微妙异同,构成了我们论证社会科学研究保持价值中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首要前提。

  

   注释:

   [①] 在《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的“价值无涉”意义》一文里,韦伯的原初用语是“Wertfreiheit”亦即“价值无涉(免于价值)”,后来英译者将其译成了“Ethical Neutrality(伦理中立)”。下面将指出,在涉及社会科学研究的语境里,严格说来我们只能使用“价值中立”而非“价值无涉”的概念。参见Max Weber, On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rans. and ed. Edward A.

   Shils and Henry A. Finch (Glencoe, Illinois: The Free Press, 1949),p.1;朱鹏、赵绍成、张冲:“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立场”,《学术界》3(2013):117-124。

   [②]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北京:三联书店,1998),冯克利译,第37-38页。出于行文统一的考虑,本文引用西方译著时会依据英文本或英译本略有改动,以下不再注明。

   [③] 参见[英]休谟:《人性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关文运译,第509-510页。

   [④]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邓晓芒译,第11页。

   [⑤] 参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邓晓芒译,第442、608、634-635页。韦伯也是因此才谈到了“关于‘是’的‘存在性知识’与关于‘应当是’的‘规范性知识’之间的原则区别”。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韩水法、莫茜译,第3页。

   [⑥] 参见韩水法:“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概论(汉译本序)”,载[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第v-x页。

   [⑦] [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第43、26-39页。

   [⑧] [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第162-175页。

   [⑨] See Otto Stammer, ed., Max Weber and Sociology Toda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吴小英:“社会学危机的涵义”,《社会学研究》1(1999):52-58;贺新华、李莉红:“借鉴与超越:我国学术界近十三年来关于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价值中立问题的研究综述”,《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2006):17-21;韩东屏:“科学价值中立之惑”,《湖南社会科学》3(2008):36-41。

   [⑩] See E. D. Klemke, Robert Hollinger, David Wyss

   Rudge, eds., Introductory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New York: Prometheus, 1988), pp.481-564;周蔚华:“价值中立论批判”,《中国人民大学学报》3(1991):80-87;郑杭生:“关于我的社会学定义”,《社会学研究》(5)1991:37-46;钱满素:“价值中立的两难”,《江苏社会科学》1(2004):175-177。

   [11] 参见李金:“为‘价值中立’辫护”,《社会科学研究》4(1994):58-63;朱红文:“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论略”,《广东社会科学》3(2001):54-58;周晓虹:“再论‘价值中立’及其应用限度”,《学术月刊》8(2005):49-55;韩东屏:“科学价值中立之惑”,《湖南社会科学》3(2008):36-41。

   [12] 也是由于这些理据较为有力的缘故,笔者此前更倾向于认同反方的立论,只是在考察了事实与价值通过需要形成的关联、探究了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要的分类后,才改变了看法。

   [13] 就此而言,那种把“事实”说成是“客观”的、却把“价值”说成是“主观”的二分法也是无法成立的;参见刘清平:“‘主观’何以变成了‘客观’?——矫正被西方主流哲学扭曲了的概念”,《南国学术》1(2017):13-21。不幸的是,这种二元对立架构也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韦伯的立论以及后来人们的争议,具体表现在像研究主体的“主观好恶”有可能扭曲研究对象的“客观价值”这一类的流行说法上。

   [14]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第6、110、151-153页。

   [15] [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第80页。

   [16] 参见刘清平:“怎样界定善恶概念——兼析元价值学与规范价值学的区别”,《人文杂志》3(2016):1-7。

   [17] 参见刘清平:“怎样从事实推出价值?——是与应当之谜新解”,《伦理学研究》1(2016):13-21;“需要概念在人生哲学中的原点意义”,《天津社会科学》1(2019):60-66。

   [18] 参见刘清平:《时尚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第172页。

   [19]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第34-36页。

   [20] [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第156、162页。

   [21] [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第55页。

   [22] 参见刘清平:“科学袪魅之源:理性化还是价值中立”,《学术界》4(2019):22-30。

   [23]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第26-37页;《经济与社会》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林荣远译,第40-54页。

  

   本文原载于《南国学术》2020年第一期,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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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国学术》2020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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