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社会科学的价值中立何以可能?——兼析韦伯的事实与价值悖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3 次 更新时间:2021-01-27 13: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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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作为人类社会的成员,社会科学的研究主体当然也充满了非认知价值负载,并且因此会对原本就有非认知价值负载的研究对象抱有种种非认知的喜爱偏好、价值评判、意愿诉求;在大多数情况下,如同正反双方都承认的那样,他们之所以选取特定的研究对象、采用特定的研究方法等,还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这些非认知价值负载的影响。然而,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主体,他们同时肯定又有着自己的认知需要,想要以揭示事实真相、追求正确知识作为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职责——不然的话,他们就会从学者变成企业家、政治家、社会工作者等等了。换言之,在事实与价值二元对立架构的影响下,反方的第四条理据仅仅看到了研究主体作为社会成员具有非认知价值负载的一面,却没有看到他们作为研究主体同时又有认知性价值负载的另一面。

   将以上两方面的讨论结合在一起,我们现在就能回答社会科学保持价值中立为什么不仅可能、而且必要的问题了。首先,这种可能性在于:虽然社会科学的对象和主体都有丰富的非认知价值关联,但不仅对象同时是可以从认知角度展开描述的存在事实,而且主体同时也有指向这些存在事实的认知需要;所以,与反方主张的相反,主体完全能够把自己的非认知价值负载悬置起来,仅仅将自己的认知需要指向社会生活的存在事实,亦即纯粹基于求知欲围绕这些富于非认知价值关联的存在事实展开科学研究,如实描述这些事实的本来面目(其中也包括它们具有怎样的非认知价值负载,为什么会有这些价值负载,这些价值负载之间形成了怎样的因果联系或相关互动,其未来发展可能呈现出怎样的可预测状态等实然性内容)。诚然,由于理性能力的有限性,研究主体永远不可能毫无偏差、没有遗漏地把握这些事实的全部真相而达成所谓的“绝对真理”;此外,由于对象和主体的非认知价值负载往往与主体的认知需要难分难舍地纠结在一起,也会导致在社会科学中保持价值中立的困难程度远远超出了自然科学。不过,无论就对象而言,还是就主体而言,这种有限性和困难性都不足以否定价值中立对于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毋宁说,对于人们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保持价值中立来说,并不存在“可能还是不可能”的问题,仅仅存在“想要还是不想要”的问题:只要你愿意把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要分离开来,单纯基于好奇心去探究社会生活的本来面目,你就完全可能采取价值中立的学术态度;无论你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会遇到怎样的阻碍麻烦,都不足以一笔勾销这种可能性。就此而言,反方乍看起来有理有据地否定价值中立可能性的基本立论明显是站不住脚的。

   再来看韦伯以及正方。他们虽然明确要求社会科学保持价值中立,但由于一方面坦率承认了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的丰富价值关联,另一方面又没有看到需要的枢纽作用,反倒像反方一样也在二元对立架构中让事实与价值断为二截了,尤其是完全忽视了认知价值与非认知价值的分类辨析,结果陷入了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窘境,始终无法说明具有价值负载的社会科学何以能够保持价值中立的关键机制:社会科学的主体和对象尽管充满了非认知价值负载,但这些价值负载既不会排斥主体还有认知需要的一面,也不会排斥对象又是存在事实的一面;所以,主体完全可能将自己的非认知价值负载存而不论,单从自己的认知需要出发描述对象的真相,凭借非认知价值中立的态度让社会科学成为只是描述事实“是怎样”的知识系统,而不是要求人们“应当怎样做”的规范性系统。事实上,虽然韦伯早已要求研究主体把自己对“经验事实的确认”与“自己对这些事实是否感到满意的实践价值评判”无条件地区分开来,[20]虽然正方不少论者也强调主体应当“悬置”自己的喜爱偏好、价值评判、意愿诉求,但恰恰因为没有区分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要的缘故,他们总是说不清楚研究主体在自身充满价值负载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悬置自己的这些价值负载,悬置之后又该如何以价值中立的方式描述同样充满价值负载的研究对象。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一方面迫不得已地承认社会科学的主体和对象都有价值关联,另一方面抽象笼统地要求主体对于对象保持价值中立,却既看不到事实与价值通过需要形成的关联,又看不到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要的区别,构成了韦伯以及正方在价值中立问题上的致命伤。

   当然,仅仅解释了价值中立的可能性还是不够的,因为研究主体“能够”纯粹基于求知欲描述社会事实,并不等于说价值中立就是社会科学“应当”恪守的基本原则了。毋宁说,关键在于价值中立的必要性:主体“必须”仅仅基于好奇心描述社会事实,否则一旦把非认知需要引入了科学研究,就会造成“科学将不科学”的严重扭曲。值得肯定的是,韦伯虽然没有说明价值中立的可能性,却强调了价值中立的必要性:“把凭借逻辑意义上的理想类型展开的有关现实的逻辑比较分析与以理想为基础对现实做出的价值评判区分开来,构成了科学自我节制的基本职责和防止愚蠢错谬的唯一方法。” [21]下面就来进一步论证这种必要性。

   首先,韦伯声称保持价值中立是科学研究防止愚蠢错谬的“唯一”方法,无疑有点夸大,因为人们在单纯基于好奇心从事认知活动的时候,仍然有可能由于其他因素的影响遮蔽了事实真相;所以,在保持价值中立之外,研究主体当然还有必要采取其他方法,以确保自己走在追求真理的正确道路上。但尽管如此,保持价值中立的确构成了科学研究防止愚蠢错谬的必要前提,因为在非认知需要的干扰下,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对事实做出扭曲性的解释和猜测,以迁就自己的非认知需要,尤其会在真相对自己的立论不利的情况下采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态度,甚至有意隐瞒事实的存在。韦伯强调的科学“祛魅”作用,严格说来就是针对人们由于让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要纠缠在一起所导致的那些充满非认知魅惑、却不符合真相的认知行为及其结果的,诸如把疾病的降临归咎于妖魔附体,把圣王的出现说成是上天命定之类。因此,如果科学研究不能保持价值中立,反倒引入非认知需要产生魅惑性的干预效应,它就会自败地否定自己的祛魅功能,以致沦为制造具有非认知诱惑魅力的愚蠢错谬的手段工具了。[22]

   其次,虽然韦伯把保持价值中立说成是“科学自我节制的基本职责”也属于语焉不详的微言大义,却毕竟触及到了它具有的比防止愚蠢错谬重要得多的底线效应:对于科学研究来说,哪怕引入非认知需要不会妨碍人们对事实真相的如实描述,而是能让正确的知识得到正当的运用,也将改变科学之为科学的性质。换言之,人们在引入非认知需要后从事的认知活动,虽然可以冠之以其他什么名称,却不再有资格称为“科学”了——无论我们在规范性维度上赋予这个术语以褒义还是贬义。遗憾的是,韦伯以及正方虽然很强调保持价值中立在防止愚蠢错谬方面的重要意义,却未能充分论证它对于维系科学身份的这种底线功能。

   本文把科学的定义问题放在这里谈,并非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在此方能澄明它的重要性:科学之为科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纯粹基于求知欲描述各种事实的存在状态(包括相关互动、因果联系、一般规律、普遍本质等),以获得真理知识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不管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或是人文科学,也不管是像数学这样的“理性”科学、还是像人类学这样的“经验”科学,无论在研究的对象、内容、方法、角度等方面存在怎样深刻的差异,在这一点上可以说都是一以贯之的,否则就没法纳入“科学”的范畴了。于是,从这个还有点宽泛的科学定义中,我们已经足以看出修正后的价值中立原则对于一切科学研究来说至关紧要的底线效应了:即便在没有扭曲人们追求真理认知的诉求努力、也没有误导人们走向愚蠢错谬的情况下,非认知需要的卷入都将导致科学不再成其为科学,而变成另外某种非科学的什么东西。

   以自然科学为例:它作为科学的根本特征就是纯粹基于好奇心,运用某些特定的方法手段,如实描述自然事物的存在状态以获得真理知识。所以,假如自然科学家在认知需要之外又引入了非认知需要,他们的研究活动就会改变性质,进入非科学的领域了。比方说,要是某位教授讲授松树的知识时,突然冒出一句“焊接电路板要用到松香”“黄山的迎客松真漂亮”,尽管不会产生什么误导,他也不再是以科学家的身份言说的了,而是以工程师或旅游者的身份言说的了。换言之,对于自然科学来说,能否保持价值中立也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不然的话它就无法维系自身的“科学”定位,而转型成“技术”或其他东西了。毕竟,不管人们怎样将“科学—技术”连在一起相提并论,两者之间的下述差异还是没法一笔勾销的: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只是涉及人们的认知需要,所谓的技术却必然卷入非认知需要,可以说是将有关自然事物的科学知识用来满足人们非认知需要特别是实利需要的产物。不幸的是,现在人们针对科学的大多数批评谴责都不加辨析地偏离了目标,往往把技术造成的种种负面后果(如环境污染、气候变迁、生态恶化等)张冠李戴地转嫁到了只是旨在获取知识的科学头上。

   自然科学尚且如此,价值负载厚重得多的社会科学就更是这样了:只有当研究者们仅仅把求知欲指向了社会现象的实然性存在,试图描述它们具有价值负载、彼此互动关联、变化发展机制的本来面目时,他们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家;否则的话,不管他们在什么阶段或哪些方面引入了非认知需要,都会由于背离非认知价值中立原则的缘故,把那些本身也许是如实揭示了真相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变成了实践性的战略设计、决策规划、舆论宣传、行动宣言、发展愿景,而不再成其为社会科学了。就此而言,对于任何科学研究来说,非认知价值中立都是一条不可逾越的身份底线,一旦突破就会导致科学将不科学的结局。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文也只是在认知维度上展开纯学理的讨论,所以在此指出科学研究一旦违反价值中立就会变成应用技术、实践决策、人生理念等,并不包含任何褒扬科学研究而贬抑应用技术、实践决策、人生理念的应然性倾向,甚至没有像韦伯那样赋予前者“天职”或“神召”的意蕴,而仅仅是基于非认知价值中立的原则指出一个简单的实然性事实:任何科学的身份认同,归根结底都取决于它纯粹基于认知需要揭示事实真相的基本使命。

   从这个视角看,由于在倡导价值中立的时候两面作战,韦伯为了批判自然主义特别强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诸多差异,非但无助于论证价值中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相反还将自己以及正反双方都引入了歧途。例如,他像新康德主义者那样以研究对象和方法手段等方面的不同作为标准区分这两类科学,不仅忽视了自然事物进入人类生活后也有价值负载的事实,而且还弱化了这两类科学作为科学的共同基础,结果偏离了问题的关键并陷入了自败:对于科学之为科学来说,要害不在于研究对象是价值无涉还是价值负载的,研究方法是抽象理性、经验实证还是移位体验的,研究结论是具有规律性普遍性还是一次性特殊性的,[23]而仅仅在于人们是否单纯凭借认知需要面对作为存在事实的研究对象,试图如其所是地发现它们的本来面目。更确切些说,研究对象是否价值无涉、研究方法是否偏重理性、研究结论是否普遍规律等等,只会影响到不同科学的具体属性,却不足以影响到它们作为科学的根本特征及其保持价值中立的绝对必要。例如,数学、物理、化学在研究方法和验证手段等方面就有很大的差别,但不会因此就被剥夺了它们属于自然科学的资格。再如,尽管量子力学迄今为止主要还是得出了“测不准”的结论,我们似乎也没有任何理由将它从科学的行列中排斥出去。既然如此,哪怕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充满了非认知价值负载,必须采取与自然科学尤其是数理化很为不同的研究方法和验证手段,甚至只能得出一次性特殊性的结论,我们又怎么能够仅仅因为这些缘故就在它与自然科学之间划出一条鸿沟,宣布价值中立原则仅仅适用于自然科学、却不适用于社会科学呢?

综上所述,在社会科学研究是否有可能保持价值中立的问题上,反方凭借主体和对象都有非认知价值负载的理据得出了否定的结论,其失误主要在于他们遗忘了主体和对象同时还包含涉及认知需要的价值负载一面,而社会科学的基本任务如同自然科学一样,仅仅在于基于好奇心揭示对象作为存在事实的本来面目,所以完全有可能对于非认知价值负载保持既不评判、也不诉求的中立态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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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国学术》2020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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