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焕珍:太虚大师佛教思想略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0 次 更新时间:2021-01-25 23: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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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焕珍 (进入专栏)  
能认识一切所取法(名、事、自性、差别)皆空,进而了知能取法亦空。不过,此时能取并未全空,还有能印取空者在,这就是灵觉了知的心性,因此尚须“从印能取空的上品忍位入于世第一位,得印二取空的世第一智;以世第一智刹那无间证入见道,进一步得出世真实智”[153],即人空智、法空智、空空智三种智慧,才算圆满了加行位的修行。

   太虚大师说,“自十信进七住为不退住,其所修习则与二乘相通”,“由十住进至十行、十回向、十地,则非人天二乘所能及”[154],至此圆满“初无数劫位,是超人的菩萨位”[155],成为证见“现事实性”、登上通达位的真见道菩萨。

   菩萨登上通达位后,即进入证发心或修习位,修学历程随之进入第二、三大阿僧祇劫,其中

   极喜地至不动地为第二阿僧祇劫;不动地至十地圆满而入佛地,即为第三阿僧祇劫。法云地与佛地间,亦有别立等觉地者。然等觉地即法云地入住出之出相,故合于法云地,不须别立。《解深密经》等连佛地说十一地是也。五、究竟位,此即佛地:为最究竟之离系果,亦为最究竟之超情佛剎,亦为真解脱、大菩提之二转依[156]。

   因这是不断圆满“现性实觉”这重真实而成佛的阶段,太虚大师又称之为“佛的菩萨位” [157]。

   进入证发心位的菩萨,其从因到果有六大殊胜:一、建大心:“建大心者,谓建立确乎不可拔之深固大菩提心也。知佛法之本在救世,知救世之必在佛法,观佛功德,决心成就,即立志之果也。”二、能大施:“依菩提心,勇牺牲之行故,习之成熟,乃能大施”。三、持大善:“依菩提心,由前止粗恶、治细染、勤善行之习所成果,能持大善。”四、住大定:“依菩提心,由数修习奢摩他故,得住大定。”五、生大慧:“依菩提心,由数数修习毗钵舍那故,能生大慧。”六、趣大觉:“依菩提心,具施、戒、定、慧故,伏断二障,通达法性,由是直趣大觉,以成大觉为究竟故。”对此,太虚大师分别以《华严经》中《普贤行愿品》之普贤菩萨十大行愿、《十无尽藏品》之菩萨十种无尽施、《离垢地》之菩萨十善戒行、《发光地》之菩萨止观神通以及《解深密经·地波罗蜜品》之菩萨定慧功德加以表显。[158]

   修行者及至圆满究竟位的佛陀,则悟彻了“现觉实変”的究竟真实,全体显现了诸法称性而起、重重无尽的一真法界。对此极果,太虚大师则借华严宗周遍含融、十玄无碍义以彰之。[159]

   (五)“人生佛教”的制度建设

   太虚大师深知,“人生佛教”要在现代社会得到落实与发展,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作保障,否则将会缺乏生命力,所以他很看重佛教制度建设,将其视为自己弘法事业最重要的部分之一。[160]

   太虚大师的佛教制度建设思想,在其民国四年(1915)年冬撰写的《整理僧伽制度论》中就提了出来,基本内容如下图所示[161]:

   “佛教团体”指佛教信众团体,包括建立团体与非建立团体,太虚大师说建立团体、非建立团体、总团体、别团体、布教团体、中国本部、各国各地、授学处、修行处八个名相,只有名义而没有实物。建立团体下辖“佛教住持僧”与“佛教正信会”两种团体,“佛教住持僧”是出家信众团体,因僧本指四个人以上结成的出家团体,故用“佛教住持僧”名;“佛教正信会”是在家信众团体,因强调对佛法的正信而用此名。

   “佛教住持僧”由总团体与别团体组成。总团体为“佛法僧园”(图误印为“佛法僧团”),这是“中国本部佛法僧全体机关,包罗宏富,该摄僧俗……只宜有一,其理易明,与政相倚,故在国都;若随教势,亦可在武汉、或金陵、或上海”[162],统领分布于全国各省、道区、县区的持教院、行教院、银行、工厂,持教院设有慈儿院、病婴院、仁婴院、持教院,行教院设行教院和宣教院。“佛法僧园”的管辖范围,与他后来议设的中华佛教联合会、中国佛学会或中国佛教会一类组织相当,[163]与建国后成立的中国佛教协会也类似,而其设想中的权力则大得多。此时的别团体,包括专门传持中国传统大乘八宗教法的本寺与支寺等授学道场,以及尼寺、法苑和莲社等修行道场,归总团体管束。“佛教正信会”也有总团体与别团体之分,总团体即全国性的佛教正信会及其下属各级分会,别团体包括拥护佛教社、研究佛学社、佛教救世慈济团、佛教通俗宣讲团等机构。

   关于僧伽制度,民国十九年(1930)春,太虚大师在闽南佛学院讲《建僧大纲》时曾作出一些调整,其理由是:

   一、《僧伽制度论》中之僧额,系根据清乾隆时之调查,说僧众有八十万;可是以后经过嘉庆、道光的衰落,洪杨的烧毁,清季兴学的侵夺,及民国后屡次的摧残,所遗留者,尚不知有乾隆时僧数五分之一否?二、《僧伽制度论》中所说,以由分组八宗,合起来可成一中国僧伽系统制度;但是现在考察起来,凡中国的各宗,在寺院方面已皆失去他的根据了,实在并非同日本宗派之各有其系统组织可比。三、现在国民革命后,又不同于辛亥之时,趋重民生问题,已不能容有如许僧伽受国民的供养。有此三点,现在虽想根据原有计划整理,也为现在时势不兼容了[164]。

   调整后的僧制,依然以养成高尚僧格为核心,其最大变化是取消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别团体,而将其融进了学僧制、职僧制和德僧制的三级僧制之中[165]:学僧制指比丘僧学习的制度,有律仪院(沙弥、比丘各半年)、普通教理院(四年)、高等教理院(三年)、观行参学处(三年)四个学级,僧人须学满十二年才具足学僧资格;职僧制又叫菩萨僧制,此中僧人即修菩萨行的僧人,分布于布教所、律仪院、教务机关、专修林、杂修林以及病院、慈幼院、养老院、残废院、赈济会等机构;德僧制又叫长老僧制,其中的长老须经过学僧、职僧的完整学习,并获得相关证书,才能充任。其中,学僧是“人生佛教”培养的僧材,太虚大师特别关注其建设工程,积极创办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岭东佛学院、汉藏教理院等教育机构来实施其计划。这个僧制还有一个明显变化,即此前为八宗安排的支寺已经不见了。

   关于佛教正信会,太虚大师此后则做出六方面的修改补充,这集中反映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二月他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演期间撰写的《建设现代中国佛教谈》一文中:一、具体开列入会与退会条件;二、增设重于个别研究的“佛化教育社”,列出其研究内容;三、将“拥护佛教社”改为“佛教护持社”,并定明其护持内容;四、将“研究佛学社”改为重于融通研究的“佛学研究院”,划定其研究范围;五、具体明确了“佛教救世慈济团”的工作内容;六、将“佛教通俗宣讲团”改为“佛教通俗宣传团”,并列明其宣传的场所、方法、内容、宗旨。此外,佛教正信会还增加了设立小学、中学、大学等办学项目[166]。

   据此可知,太虚大师建设的佛教制度,是由一个僧人主导的全国性佛教组织领导、各种机构分三级遍布全国各地的佛教王国。太虚大师相信,只有把全国佛教信众纳入这个与“组织化”的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佛教制度中,为“人生佛教”开展提供保障,便能达成正法久住、移风易俗的目的:

   此运动应用近代社会之组织,欲将出家在家之佛徒组织起来,分荷以佛法救世之任。出家佛徒曰佛教住持僧,旨在先经出世之修证,乃进为应世之教化,用标三宝清净幢相。在家佛徒曰佛教正信会,以敬佛法僧、信业果报、行十善法为旨,用之移风易俗,构成佛化之伦理、政治、经济的新社会[167]。

   如此发心、如此行持,的确令人感动。实践证明,太虚大师关于在家信众的组织建设确有相当大的效果。从前,在家信众虽然也有种种结社,但都是附属于相关寺院的松散组织,没有相对独立、规范的组织,更没有全国性的组织。对此种现状,太虚大师批评道,“中国之佛教向藉僧寺为躯干,在家佛徒亦只以仿学出家众所行为事,此为佛教不能普及令家族皆佛化之大障碍”[168],认为这有碍佛教发展。他发起、推动成立的佛教正信会、居士林等机构应运而生,将众多散居居士凝聚在有内涵有形式的组织中,在现代中国佛教开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的一直延续到现在,因此他的这一工作可以说取得了成功。

   但是,佛教毕竟是以出家僧人为表法、核心和主导的宗教,无论居士佛教徒人数有多大、力量有多强、组织有多好,都不足以推动乃至支撑佛教的开展,要实现这一目的,除非将上述僧伽制度落到实处。而要落实上述僧伽制度,则非改革现行僧伽制度不可,因为僧伽是代表佛教的主体,

   如有寺院僧尼之存在,即为代表佛教之主体,若不能适合此时此地之社会需要以发扬佛教精神,即失其存在之意义!于此如不谋改善,必归淘汰,而现今中国之寺制僧制,必待整理,乃堪表扬佛教,否则,反为使人误解佛教之魔障,殆已为佛教徒非佛教徒之有识人士所公认。而代表佛教之僧寺,未能赶上现代国家社会之建设,则僧徒顽固者实莫辞其咎[169]!

   改革僧制的核心,是打破宗法式寺院制度,因为

   中国民族的一般文化思想,特重敬祖的家族制度——所谓宗法社会,而佛教也还是受其影响;尤其明末、清初以来,变成一个个特尊各寺祖师的寺院。因此,便成剃派与法派的两种传承(唐、宋时尚无,明、清才流行),主要的是保持祖规,保守祖产。法派的继续传承,这算是一般大院寺的规范。其他或限于自寺受戒、自寺剃度,更狭小的只重于自寺剃度,才可接法继承住持。因而现在的中国僧制,成为一个个的寺院,俨然是一个个的变相家族;各寺各兴家风,自成一家,独成一国。除大寺院或有统率几个下院(小寺)之权外,一切寺院皆是各各独立,谁也不能干涉谁。但并不注重徒众的教化,使之修学学佛法,自度度他,而专重视法派与剃派的相传和遵守祖规,保守祖基[170]。

   因此,“设非化家产的僧寺成公产的僧团,则终无建设的基础”[171],只有将宗法家族式的寺院革新为十方丛林,才能在组织上与“组织群众化”的现代社会相适应,从实质上将僧伽建设成住持三宝、续佛慧命的团体。

   打破宗法式僧伽制度的第一环,是寺院住持传贤不传子。住持义为安住、维持,可以指佛陀安住、维持佛法教化,[172]也可以指佛弟子住持三宝;[173]由于住持为一寺住持佛法之主,又称法主;禅宗兴起后,因住持住处称为方丈,方丈一词也与住持同义。据此可知,住持是一寺最高权力拥有者,也是一寺四众弟子的灵魂,对寺院发展方向乃至佛法兴衰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只有贤德长老(起码是初发心位以上的菩萨道修行者)充任才能住持三宝、续佛慧命,否则会偏离正法,甚至背道而驰。太虚大师目睹寺院师弟代代相承带来的故步自封、荒废佛法乃至争权夺利等不良现象,坚决主张“住持等当由选贤与能以任之,并对于住持确立其保障权”[174],确保住持权利、义务与责任统一。太虚大师《整理僧伽制度论》中筹设的僧制,每一级组织、每一个寺院都有相当于法主的职位,这些职位都必须通过推举与选举相结合的方式产生。例如,佛法僧园的法主统教大师,其产生过程是这样的:

   被选举资格:一、须中国国籍人民,二、过二十五夏苾刍,三、曾阅大藏一遍,四、生年未过六十五岁,五、卒业广文精舍或众艺精舍,或曾得两宗宗证,或曾修业八宗寺、两精舍四处以上,六、曾为二十夏苾刍方可被任之职员。其选任法,依上资格,由当时退任之统教大师,推举一人,大众评议共举一人,耆宿评议共举一人,交各省持教院论议,每省公投一票……佛教正信总会八票,共三十票,于三人中决选一人,以得三分之二数为当选。选定,由耆宿评议,呈统教大师证,请任。任期五年,限可连举连任一次[175]。

   又如传承各宗教法的宗寺法主,须

由该寺当时退任法主,自宗本寺宗主,该省持教院论议法师,各于过二十夏苾刍中,择曾得该寺所宗宗证,及曾住该寺五年者,推举一人。交由现住该寺具德苾刍于三人中公选一人,以得过半数当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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