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铭 张路曦:新媒体时代青年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7 次 更新时间:2021-01-21 16: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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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铭 (进入专栏)   张路曦  
互联网平台虚假信息具有四个特点:一是传播速度更快, 地域范围更广;二是发布成本低, 传播主体泛化;三是传播呈散布型网状传播结构, 所有网结生产、发布的信息都能够以非线性方式流入网络之中;四是以猎奇、怪异方式出现, 更具有“传播力”。2016年8月的徐玉玉电信诈骗案, 让一个花季少女转眼间香消玉殒, 折射出的是电信欺诈的恐怖。2017年7月年仅23岁的大学生李文星, 因Boss直聘一则虚假信息误入传销组织, 最终身亡。放眼望去, 虚假信息泛滥引发的案件数不胜数, 这暴露出互联网平台公信力不足、诚信缺乏、审核不严、行业混乱的普遍现状。

   第二, 平台垄断, 赢者通吃。

   互联网行业的特点是赢者通吃, 只能做老大, 不能做老二, 所以形成了新的市场垄断。比如, 阿里巴巴在电子商务领域、腾讯在社交网络领域、百度在搜索引擎领域等, 都取得绝对主导的市场地位。“特别是近年来, 互联网领域频频发生的合并事件, 比如美团与大众点评、滴滴出行与优步中国、携程与去哪儿、58同城与赶集网、百度外卖与饿了么等, 进一步激起了对于平台垄断议题的广泛讨论。”[32]互联网平台垄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采取捆绑搭售、拒绝交易、价格歧视等方式赤裸裸地获取垄断利润、损害消费者利益;二是互联网行业巨头大肆收购潜在竞争者, 许多有潜力的中小企业在崛起之前就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三是山寨抄袭、域名抢注、窃取信息、商业诋毁和流量劫持等手段花样百出, 使互联网平台竞逐的残酷性看起来更加野蛮、兽性。互联网企业的各种合谋、经营者集中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行为, 对中国的创新不利, 对中国发展实体经济不利。

   第三, 数据泄密, 网民“裸奔”。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中这样描述:一个孕妇的口味及消费模式等是有一定规律的, 单一一条信息并不足以判定你的状态, 但关于你的不同来源的数据集合一旦与孕妇特型 (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个分析模型的话) 高度相关, 人们便很容易对你的真实状态进行一种准确的判断而不管你自己承认或者不承认。“大数据背后的逻辑是数据积累越多越好, 很多企业都相信有了大量数据资源后, 就能对企业的业务产生更大价值。但人们往往很快就会发现, 除了技术能力之外, 如何妥当地管理、利用这些资源并非易事, 安全合规是一方面, 降低数据使用的阻力及风险也是困难重重。”[33]互联网平台都强调自己建立了一道安全可靠的“护城河”, 但事实上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坚不可摧, 他们也有着自己的软腹。前几年, 当当网、美丽说、蘑菇街等电商平台信息泄露事件就屡屡发生。近来, 互联网平台安全问题一再爆发。弹幕网站AcFun、摩拜、优酷、前程无忧等, 相继被传有上千万用户数据被黑客盗取或内部人员泄露, 包括用户的邮箱、密码、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等被人瞬间摆上“货架”兜售。“互联网, 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也撕碎了人类的遮体布。在网上‘裸奔’的网民, 不仅被‘画了像’, 这些‘画像’甚至还被出售牟利”[34], 这无疑会对个人或企业造成声望与经济利益的损失。

   第四, 劳动关系重构, 权益保护成为难点。

   平台经济的迅猛发展, 颠覆了传统的雇佣方式和劳动方式, 消解了集体劳动关系赖以形成的利益基础。据艾瑞咨询发布的《2016年中国移动端出行服务市场研究报告》显示, 截至2015年底, 我国从事移动出行服务的司机总数为1871.4万人, 其中顺风车/拼车司机数量达到900万人, 专车 (快车) 司机达到555.5万人, 代驾司机达到259.9万人, 显示出移动端出行服务解决了大量社会劳动力的就业, 也带动了兼职工作及多重雇佣关系的发展。据阿里研究院和菜鸟网络发布的《全国社会化电商物流从业人员研究报告》显示, 截至2016年初, 全国电商物流业的一线从业人员为163.6万人, 以中专、技校、高中学历为主, 近80%来自农村, 每天劳动时间超过8~12小时, 大部分人月收入在2000~4000元之间, 劳动条件与劳动待遇很不理想。以快递从业人员为例, 工作满3年以上者仅为15%。“他们以劳务派遣的方式在各类企业中游走, 成为平台的边缘劳动力, 具有很强的可替代性。这就难以与企业形成稳定的劳动关系, 导致共生性劳动关系发育不足。”[35]总之, 平台经济发展对就业、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等方面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和挑战。一是平台经济发展加剧了用人单位的小微化, 成为劳动保障违法行为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二是平台经济发展加剧了用人单位的非正规化, 给实施劳动合同制度带来了现实困难;三是平台经济发展提高了灵活用工的使用频率, 但也剥夺了部分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权利和职业安全感;四是平台经济降低了劳动关系的稳定性, 极易引发劳动争议甚至群体性事件。[36]北京海淀法院对近年来审理的105件涉互联网平台用工的劳动关系认定案件进行调研, 其中确认互联网平台与从业者直接建立劳动关系的案件为39件, 认定双方未建立劳动关系的案件为58件, 认定双方建立劳务派遣关系的案件为8件。同为互联网平台用工, 部分平台与从业者的关系受到法律承认, 部分则不然, “司法裁判为何会呈现出如此明显的认识性差异?是因为平台的经营模式不同, 还是法院裁判时基于对新生事物的不同认识采取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如何做好劳动者权益保护与鼓励新生事物发展之间的平衡?这些都成为在裁判互联网平台用工案件中不得不思考的真问题”[37]。

   (2) 互联网平台要讲成功, 也应讲善恶

   互联网平台已经成长为新的经济主体, 聚合了海量的用户, 越来越变得“无所不能”。互联网平台所拥有的权力和承担的职责已经超越了普通企业正常的行为范畴, 可以制定规则, 可以执行权力, 还可以宣称“最终解释权归本平台所有”。这无疑对现有的网络治理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挑战表现在:一是平台与商户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如2011年10月的“淘宝十月围城”事件;二是平台与用户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如2016年11月的“徐世平与微信公号”事件;三是平台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如2014年1月的阿里巴巴与工商总局的白皮书之争;四是平台与平台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如2017年4月的苹果与微信的赞赏功能之争;五是平台与传统企业的矛盾与冲突, 如2017年6月阿里菜鸟与顺丰速运的矛盾。[38]

   徐晋在《平台经济学》中, 将互联网平台分为三种:纵向平台充当中介的角色, 不参与具体的交易过程, 仅起到促成双方达成交易的作用。横向平台是匹配具有相似特征的不同组成员的相互交流和组合的现实或虚拟空间。受众平台是通过给予观众 (免费) 服务和商品来捕捉目标客户, 而这种 (免费) 服务与商品往往受到商户资助。当下多数的中国互联网平台技术中立, 平台内容并非自主生产, 比如百度提供第三方网站信息, 淘宝只是为生产者或卖家提供店铺, QQ微信的信息主体是亿万用户生产的UGC内容。平台的属性, 使得它们在遭遇危机事件时更具有争议性, 因为普通大众很难界定平台要承担何种责任, 更遑论定性这些平台的主观善与恶。因此在价值观层面, 我们时不时看到平台是一地鸡毛, 诸如流氓软件、病毒木马、欺诈信息、假货仿品等等。互联网往往不涉及人身安全, 这成为平台小恶不断的心理依托, 即使发生“魏则西事件”“空姐夜乘滴滴被害”案件, “技术中立”“技术本身没有错”变成了互联网平台最信手拈来的护身符。“在互联网领域, 有一个‘避风港原则’:技术提供者只要‘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技术被用于侵权, 就可以免于连带处罚。但‘避风港原则’并不涵盖全部情形, 除它之外还有一个‘红旗原则’:如果侵权事实像红旗一样显而易见, 技术提供者就不能装作看不见, 或以不知道侵权为理由推脱责任。由是观之, 司法裁判的关键在于技术背后的责任和意图, 技术本身并不是谁的‘免罪牌’。”[39]技术是天使还是魔鬼?取决于人类自身。技术在天使手里是天使, 在魔鬼手里就是魔鬼。“技术中性”并不等于“价值中性”, 工具理性也不应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技术促进了互联网平台的成长, 但绝不应成为掩其龌龊的遮羞布。因此, 互联网平台影响力有多大, 责任就有多大。巨大的用户群体绝不仅意味着金山银山, 还意味着责任如山。

   2. 从解构严肃到“娱乐至死”

   当下, 从社交媒体平台到内容平台, 从短视频到直播平台, 无处不在的快餐式文化都在试图抢夺用户的注意力。即使对于经典戏剧和严肃话题的讨论, 有时也变成一种娱乐, 使其成为消费品。这些并非简单的炒作, 其中还存在解构式的戏谑与反叛, 从而能更大程度地实现审丑的快感。处于主导地位的网络话语大体呈现出以下几个典型特征:一是表达主题类型化, 即利用受众业已形成的刻板印象来挑动他们的神经, 如“潜规则”“富二代”;二是表述方式上多采用戏谑方式诉说悲情来打动受众情感, 如“做俯卧撑”“我爸是李刚”;三是表现行为上的反智主义。一方面, 无厘头的恶搞充斥网络, 另一方面, 离经叛道的快感和对权威的蔑视成为全民共识。在隐形的网络上已没有了现实生活中社会地位与身份上的高低贵贱, 被网络盯上的人, 注定难逃“板砖”袭击。[40]

   (1) 解构严肃

   吐槽明星、解构严肃、躲避崇高, 已经成为中国式脱口秀等娱乐节目的生存法则。流风所及, 近年来从电视、图书、网络平台到手机微信, 所谓的“恶搞”“无厘头”大行其道, 甚至出现了“嘲弄”红色经典的势头。审丑是对审美的反叛, 恶搞是对严肃的解构, 嘲弄是对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消解。对主流价值、红色经典和严肃问题的解构,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编传统名著以娱乐的方式去迎合观众低层次的审美需求和嗜好, 随意地丢弃了经典作品的文化内涵和意义, 而又缺乏有价值的当代解读或新建构。“其实‘恶搞’早已在我们身边泛滥。电视剧、图书中, 《天仙配》拍成了武打戏, 孝子董永成了武林高手。‘大话’‘水煮’‘麻辣’乃至现在‘情蒸’四大名著的图书屡屡出现, 原著中的故事早已被改得面目全非:红脸的关公, 缘自好色害羞;孙悟空偷吃‘伟哥’引发一系列尴尬;‘桃园结义’三兄弟化身营销高手;贾宝玉竟成了‘文革’中的造反派;甚至唐僧也卷入‘三角恋’, 观音和唐僧接吻拥抱……”[41]这股恶搞之风, 已经远远超出了轻松与娱乐的范畴。二是围绕革命先烈或道德楷模进行肆意解构。从“雷锋是因为帮人太多累死的”“黄继光是摔倒了才堵枪眼的”“董存瑞为什么牺牲, 因为被炸药包上的两面胶粘住了”, 到恶搞《黄河大合唱》, 以床单来表现黄河, 以“呼吁年终奖”来替换“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主题, 以“精神病合唱团”来戏谑音乐所表达的严峻形势和奋起抗战的态度。三是把严肃的反腐败报道加以“软化”, 存在过多渲染贪官情色、过细描写贪官作案手段等低俗化倾向, 将严肃的反腐新闻娱乐化, 甚至出现一些失实、虚假报道。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8年初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视听节目传播秩序的通知》, 指出近期一些网络视听节目制作、播出不规范的问题十分突出。“有的节目歪曲、恶搞、丑化经典文艺作品;有的节目擅自截取拼接经典文艺作品、广播影视节目和网络原创视听节目片段, 或者重新配音、重配字幕, 以篡改原意、断章取义、恶搞等方式吸引眼球, 产生了极坏社会影响。”解构很普遍, 但恶搞有底线, 历史从来就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主管部门在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恶搞”“无厘头”之风蔓延的同时, 要反思其产生、盛行的土壤, 对症下药, 疏堵结合, 为主流价值观的建设, 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更为关键的是, 青少年影响的将是未来!

(2) 娱乐至死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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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青年发展论坛. 2018,2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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