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典:历史研究为什么需要“理论”?——与青年学生谈治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7 次 更新时间:2021-01-19 23:0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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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典  
叠加起来,越放越大。“层累说”是顾颉刚先生和古史辨派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工具。余英时先生在谈论顾颉刚先生的时候,说他为中国现代史学奠立了最初一块基石。余先生之所以作这种评价,是因为“层累说”是一个最大的观念工具,这个概念的提出,一下子把顾颉刚先生和乾嘉汉学切断了,尽管他的这些理论是受到了崔述的某些启发。所以余英时先生又说,顾颉刚提出这些口号之后,为无数学问开辟了法门、开辟了门径。你看顾颉刚先生周围,只要跟顾颉刚先生亲近的学者全部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原因就在于他有很特殊的门径,只要利用“层累说”,研究什么问题都可以。顾先生关于孟姜女等的研究,全部都是“层累说”的引申。2000年我和姜义华先生在上海开会,当时是陈寅恪热最高潮的时候,陈先生可以说如日中天,但我们二人得出一致的结论,认为就学术史上的地位而言,陈先生赶不上顾先生,顾先生实现了中国从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结构性转变,而陈先生没有。这一点我们看得非常清楚,顾先生是一个革命性人物,我们不能说陈先生是个革命性人物,也没有人说陈先生的史学是革命性史学。大家都说顾颉刚搞了个史学革命,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其中“层累说”所起的作用难以估量。

   其他一些理论,比如进化论。进化论的引入是中国思想史上一次意义重大的革命,严复这一代思想家的作用无法估量。以往中国人认为,中国几千年历史或是循环的,或是倒退的,黄金时代在上古,因而进化论的提出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当然现在进化论也受到了挑战,人们发现很多东西并不是进化的,人的精神、理论、思想、境界并不进化,这个在理论界已经达成了的共识。进化论本身有很多缺陷,有很多问题,人类社会在器具的层面是进化的,但是在精神层面是不是进化的,实在是难说。马克思在他的理论中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质疑艺术史是进化的,他说精神的发展水平一般说来和经济的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但在某些领域和某些部门并不都是这样,比如艺术就不一定是这样。

   另外,用现代化理论、现代化模式取代建立在阶级论的基础之上的革命史范式已成为学界主流。原来把1840年以来的历史写成一部革命史,现在可以写成一部不断现代化、不断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这一历史写作模式开始于蒋廷黻先生,蒋先生的《中国近代史》非常典型,完全从文化的角度、从向西方学习的角度,即现代化的角度来描述这段历史。过往我们是从阶级、反抗、民族、革命的角度来解释历史。但就目前来看,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较量,以现代化范式占上风的局面终结。换言之,尽管革命史仍然是这一段历史中必不可少的成分,但在学界占主流地位的历史书写模式,无疑是现代化范式。

   近30年来传入了一个大理论——市民社会理论,商会、商帮、市民社会等概念一段时间之内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影响虽然很快就消沉下去了,因为中国的社会情况很难用市民社会来解释,但市民社会理论的引入在一段时间之内的确给历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另外张仲礼先生提出一个概念“士绅社会”,与费孝通先生一样,他致力于从本土提炼概念,像“士绅”这样一个概念就能解释非常多的东西,这些概念都对历史研究产生很大的作用。

   就我而言,一些并非由我提出的概念,也可作为我研究历史的一些遵循。一是我特别强调“战时史学”这个概念,很多东西都能归到战时史学这个范畴之内。为什么强调两大对立阶级,把一切看作是阶级斗争,我认为当代史学因为那是处在战争的特殊年代。“战时史学”这个概念提出之后,我本来应该沿着这个概念继续做,但因为受到人们的质疑,我不想违背潮流,所以从那以后这个概念基本上就没再被进一步地使用和深化。但是如果时机适当,“战时史学”这个概念还可以被继续延伸,继续往前探寻,这个概念能够解释很多1949年之前的史学现象。二是我经常使用“泛政治化社会”这个概念。我把从1949年到1979年的中国社会称作是泛政治化社会。这个概念的使用给我带来很大方便,它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一段史学是这个样子,这一时期的史学变迁和泛政治化社会密切相关。三是新史学与新汉学这一对概念。此前,新史学和新汉学这一对概念就已经存在,我专门作了一篇文章《新史学和新汉学》,通过这一对概念来描述20世纪史学的演变线索。可以说,要想描述学术变迁,必须使用概念,要长时段地描述史学变迁,要给这一段史学理出一个脉络来,没有概念不行,没有理论不行。怎么描述20世纪史学史?这么多史学家、文章、著作、杂志,我一个个点评吗?那是写历史吗?就像一堆散钱,我得找个钱串子把它串起来。所以我就使用了新史学、新汉学,史料派、史观派,或者是唯物史观派、史料考订派等概念,这些概念的使用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能使我最大程度地简化史学的图景,抽出最主要的东西来。

   另外还有很多概念,再给大家略作介绍。比如1995年,李泽厚、刘再复他们提出“告别革命论”,一直到现在对整个史学界都影响巨大。一个口号、一个概念的提出,往往像一束光亮,能把黑暗照明。最典型的是李学勤先生的“走出疑古时代”,影响之大,难以想象。李学勤先生此前虽已为大家所知,但能迅速达到如此炙手可热的程度,和“走出疑古时代”概念的提出密切相关。2004年,我受池田知久先生之邀去东京讲学,经常同南开大学哲学系一位刘先生一处散步。我们两个人曾谈起李学勤先生,当时我给他打了个比方,说李学勤先生在这之前写了大量的书,并没有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但是1992年李先生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就像个探照灯,一下照在一大堆玻璃上,所有的玻璃都熠熠生辉,炫人耳目。他说他明白这个意思了。在“走出疑古时代”这个概念映照之下,李先生所有的书都展现出别样的意义。在这之前找不到一个东西把他这些书全部贯穿起来,“走出疑古时代”这个概念提出之后,就把李先生所有的书都贯穿起来了。它不但把李先生所有的书都贯穿起来了,而且把所有批评顾颉刚先生的东西都贯穿起来了。

   所以我经常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这个概念能把顾先生所有的东西都贯穿起来。顾先生在民国年间尽管读书很多,并不意味着当时他的水平最高,但是别人并没有提出一个笼罩古今的概念,叫“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而这样一个概念、这样一个命题、这样一个治学门径的提出,使顾先生在学术史上占据了别人不可替代的地位。

   一些史学家在史学界能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相当程度上来源于他们所使用的理论,来源于他们所运用的概念工具,这是现代史学和传统史学一个非常大的差异。理论有什么作用,作用在哪里,我只能举这些实例。我目前还没能从这些实例中概括出一个系统来,比如把它分门别类,理论能起这个作用、那个作用,一二三,目前还达不到这样的程度。今天给大家所讲的都是一些临时性的想法,争取将来把这些想法理论化、系统化,甚至于把它概念化,然后再提供给大家。

   (本文系作者于2017年1月6日上午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2016级中国史专业研究生班上的讲稿,博士生汤莹根据录音进行转换整理,郭震旦副教授做了部分校阅工作,作者对文稿做了最后的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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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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