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存福:论中国古代契约与国家法的关系——以唐代法律与借贷契约的关系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6 次 更新时间:2021-01-15 11: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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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存福  
两和立契, 获指为验”, [2] (P344) 正与本契这些文字顺序相同。可见, 本契是一个包含了牵掣家资条款的出举契约。故债权人呈文官府, 要求给予司法救济。可能的执行方式, 就是要求官断并由官署出面牵掣债务人财物。

   又, 伯希和3854号背, 有《唐大历七年客尼三空请追征负麦牒并判词》。文云:

   百姓李朝进、麴惠忠共负麦两石九斗。

   右件人, 先负上件麦, 频索付, 被推延。去前日, 经□□状, 蒙判追还。至今未蒙处分。三空贫客, 衣钵悬绝, 伏起追征, 请处分。

   牒件状如前。谨牒。

   大历七年九月日客尼三空牒。

   一个叫做“继”的官员的判词是:

   先状征还, 至今延引, 公私俱慢, 终是顽狠, 追过对问。九日。继。[3] (P3)

   该案已搞不清是出举还是非出息之债, 债务人也是“频索付, 被推延”, 总之是应当追征。官员“继”对债务人“延引不还”不满, 也对前此官员的处理不满意, 故称“公私俱慢, 终是顽狠”, 要求“追过对问”。可能的结果, 是官府代为追索, 直至牵掣家资。

   但牵掣财物一事, 契约中的违法约定也有很多。这就是明确地说“有剩不追”。《唐大历十七年 (七八二年) 于阗霍昕悦便粟契》云:“如违限[不还], 一任僧虔英牵掣霍昕悦家资牛畜, 将充粟直。有剩不追。”[2] (P356) 《唐建中三年 (七八二年) 于阗马令庄举钱契》云:“如不得, 一任虔英牵掣令庄家资牛畜, 将充钱直。有剩不追。”[2] (P357) 《吐蕃卯年 (八二三年?) 敦煌马其邻等便契》:“牵掣家资杂物牛畜等, 用充亻 (佛) 麦。其有剩, 不在论限。”[2] (P362) 《吐蕃某年敦煌赵卿卿便麦契》:“掣夺家资杂物, [用]充麦直。有剩不在论限。”[2] (P403) 《吐蕃某年敦煌僧神寂等便麦契》:“掣夺房资什物, 用充麦直。有剩不[在]论限。”[2] (P404) 这5个契约约定, 明显违背《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禁止“牵掣财物超过本契”的规定精神。

   2.役身折酬与良人质债成奴婢问题

   唐代《杂令》规定出举的法定履行方式之一有“役身折酬”。但在唐代契约中, 却缺乏有关役身折酬的条款。但既有法律规定, 实践中就不可能不存在。在逻辑上, 役身折酬应存在于“家资”穷尽 (牵掣之后尚且不足) 之后。但实践中却是“牵掣……有剩不追”, 对家资的不足于抵当债务, 人们并不担心。而在实际中, 由于债务问题 (也包括役身折酬在内) 而用良人质债, 并使之成为事实上的奴婢, 已经成为一个严重问题。

   唐《杂令》规定“役身折酬”, 对于如此折债是否会造成债务奴隶, 国家似乎并不担心。因为在理论上, 一则“役身”是为“折酬”, 酬尽而止;二则又有仅限一本一利并且“不得回利为本”, 似又可保证不会使负债者处于长期受奴役地位而成为事实上的奴隶。但实际上这一履行方式大有问题。在质债方面, 唐律禁止以良人为奴质债。《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诸妄以良人为奴婢用质债者, 各减自相卖罪三等, 知情而取者, 又减一等。”但民间“质债”或“典贴”, 却多系良人。《韩昌黎集》卷四○有《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右准《律》不许典贴良人男女作奴婢驱使。臣往任袁州刺史日, 捡到州界内得七百三十一人并是良人男女, 准《律》例计庸折值, 一时放免。原其本末, 或因水旱不熟, 或因公私债负, 遂相典贴, 渐以成风。名目虽殊, 奴婢不别, 鞭笞役使, 至死乃休。既乖律文, 实亏政理。”则“因公私债负”而为人质者, 是债务奴隶的一大来源。按《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诸妄以良人为奴婢用质债者……, 仍计庸以当债直”, 律对此问题的处理, 是比照“役身折酬”方式进行的。韩愈也确实是按律行事的, 所谓“准《律》例计庸折值, 一时放免”, 也就是依准役身折酬而处理的。

   (二) 在利息问题上

   1.关于出举月利率问题

   唐朝官府常平仓出举利息, 据唐广德三年 (765年) 交河县的5个举借牒, 4件分别称“依官数收纳”、“官征收本利”、“依官法征[利]”、“依官生利”, 第5件《唐广德三年 (七六五年) 交河县苏大方等连保请举常平仓粟牒》, 则称“上件粟, 至十月加叁分纳利者”, [2] (P413) 是其月利息为3分, 即3%, 未超过唐《杂令》的月利6分 (开元后改为月利“官本五分收利”) 的禁限。而民间借贷, 利息问题颇大。属于唐《杂令》“出举私契取利过正条”的情形较多。

   唐末五代时敦煌贷绢、麦, 利息均以实物表现, 而且期限长短也不同, 计算较难。如贷1匹生绢, 数月或年利, 麦粟4硕 (共4例) , 这是比较普遍的利息, 也有“利头”为1个毡子的;有1匹, 4个月利息为1张羊皮的;也有贷绢1匹, 利1、布1者;有贷褐3个月, 借3段还4段者, 有借4段还6段者;有贷绢绫, 出使回来, 还立机2匹者;有贷绢1匹, 经商回来, 利1匹者;有贷绢1匹, 利息20两者;有贷绢1匹, 充使回来, 利息立机1匹者, 则又是期限不太确定的。[2] (P333-359)

   可以较明确地计算出利率的, 则有如下一些契约。吐鲁番地区《唐某年高昌刘□达举麦契》云:“举[青麦]五斗, 加柒生利。青麦五斗……本利共还壹硕□□□。”[2] (P352) 是高于法令限定的月利6分, 比之前述官府常平仓利率, 高出一倍还多。与此利率相近的举钱契, 有敦煌所出《唐建中七年 (七八六年) 于阗苏门悌举钱契》, [2] (P358-359) 月利为6.6%。而在吐鲁番地区, 除了举借铜钱还 (1例) , 已难以确定其利息量, 其余有明确利率者:出举银钱月利分别为10% (共7例) 、12.5% (1例) 、15% (1例) , 贷麦月利10% (1例) , 举练月利13.3% (1例) , 均超出法令月利6%的限定。而敦煌出土唐大历十六年 (781年) 龟兹举钱契, 月利更达20% (共2例) 。[2] (P333-359)

   另外, 关于“乡原例”, 在唐代, 也称做乡元、乡愿、乡源, 指本乡惯例。敦煌契约及吐鲁番契约中都有。敦煌地区契约, 如《辛巳年 (九二一年?) 敦煌郝猎丹贷绢契》:“若于限不还者, 便著 (看?) 乡原生利。”[2] (P379) 《癸未年 (九二三年?) 敦煌沈延庆贷碟契》:“于月还不得者, 每月于乡元生利。”[2] (P381) 《乙酉年 (九二五年?) 敦煌张保全贷绢契》:“其绢限至来年立契月日当须填还。若于限不还者, 准乡原例生利。”[2] (P383) 吐鲁番地区契约, 如《武周长安三年 (七○三年) 曹保保举钱契》:“月别依乡法生利入史。月满依数送利。”[2] (P348) 据学者推测, 西州举钱生息原有的惯例可能是月息10%。[4] (P399) 这就是说, 乡原例也是超出了法律规定的月利6%界限的, 而与大多数写明了利息率的银钱借贷的利息是相同的。

   2.关于利息过本一倍及回利为本问题

   一般来说, 利息率超过法律令限定, 就可能使总利息超过借贷本金, 只要期限相对较长的话。而利息过一倍的情况, 据举契原件显示, 在契约订立时就存在。可见它已表现为一种违法约定。《唐大历十六年 (七八一年) 龟兹杨三娘举钱契》和《唐大历十六年 (七八一年) 龟兹米十四举钱契》, 债主都是药方邑, 两个契约各“举钱壹仟文, [每]月纳贰伯[百]文, 计六个月, 本利并纳”, [2] (P354-355) 则其总利息额为1200文, 超过本钱数额200文。这种公然违法的约定, 是比较极端的情形。

   就总体情况而言, 许多契约都努力不超过一本一利这一禁制。比如, 便麦契约, 从3月至秋天, 5个多月, 取一本一利 (1例) ;便麦粟契约, 3个多月, 一本一利 (1例) ;贷绢, 出使回来, 一本一利 (1例) 。[2] (P333-359) 实际上, 前述的17个有关牵掣财物的到期不还加倍生利的契约约定, 如《吐蕃卯年 (八二三年?) 敦煌马其邻等便契》所言:“便仆 (汉) [斗][麦]捌硕, ……如违[限][不]还, 其麦请陪 (赔) 为壹拾陆硕”, [2] (P362) 也未始就不具有不超过一本一利限制的用意, 尽管这种倍赔已经是惩罚性条款。

   国家在许多场合努力维护一本一利的取息原则。《唐会要》卷八八《杂录》云:“宝历元年 (825年) 正月七日敕节文:‘应京城内有私债, 经十年已上, 曾出利过本两倍, 本部主及元保人死亡, 并无家产者, 宜令台府勿为征理。’”其中“曾出利过本两倍”, 指即使本钱尚未归还, 已经交付了相当于本金两倍的利息者, 就相当于已经给付了一本一利, 故要求官府不必为其征收。

   值得说明的是“续倒文契”问题, 因为此类情形可能会使利息过本。“私债经十年已上”, 可能已经有一个“续倒文契”的过程了。敦煌契约中确实有“续倒文契”。《丙午年 (八八六年?) 敦煌翟信子欠麦粟契》, 是一个辛丑年父子二人借人6石麦、2石粟, 中间偿还了若干麦粟, 到丙午年仍欠4硕 (即石) 麦、6硕 (即石) 粟。经重新立契 (6月立契) , 再度确认了还期 (秋天偿还) , 并更换了欠物人的顺序, 由父——子变到子——父。中间经过了一个环节“算会”。[2] (P377) 则8石麦粟经过偿还, 竟然还欠10石, 无论如何都已超过了一本一利。另一例“续倒文契”, 如《吐蕃某年敦煌某人便麦粟契》, 再次约定的违限不纳、麦粟请倍 (赔) , [2] (P408) 虽未过一本一利, 但较原契约肯定变严了。前一个契约经过了一个“算会”。按前述唐开成二年 (837年) 八月二日敕文云:“今后应有举放, 又 (及?) 将产业等上契取钱, 并勒依官法, 不得五分以上生利。如未辩计会, 其利止于一倍, 不得虚立倍契, 及计会未足, 抑令翻契, 回利为本。”10“算会”可能就是“计会”。法律的立场是“不得虚立倍契”, 也不得“抑令翻契, 回利为本”。后来的元朝称此为“续倒文契”。元世祖忽必烈于中统二年 (1261年) 下旨:“民间私借钱债, 验元借底契, 止还一本一利。其间虽有续倒文契, 当官毁抹, 并不准使。若先有已定还数目, 前后通同照算, 止还一本一利。”11至元三年 (1266年) 圣旨重申:“债负止还一本一利, 虽有倒换文契, 并不准使。”12至元十九年 (1282年) , 尚书省要求对“再行倒换文契, 累算利钱”的回利为本者, “将多取利息追还借钱之人, 本利没官, 更将犯人严行断罪”;13至元二十九年 (1292年) , 户部要求对粮食借贷中豪富“将息通行作本, 续倒文契”、累年通算的回利为本行为, 依已降条画追断, 重申了“年月虽多, 不过一本一利”的原则。14则比唐代禁制更严。

   (三) 在质物交付与处理问题上

   实践中的抵押借贷的质物, 有动产的铁铛、铧、、裙、车等, 大多属于生活用品, 只有车属于生产、运输工具, 大抵相当于唐《杂令》中所谓的“余财物”, 未见奴婢、六畜用于质典的例证;不动产则主要是菜园、口分田、葡萄园等, 也未见房屋用作质物的。

质押借贷的出质时间, 一般是在订立契约时就交付质物的。《吐蕃巳年 (八三七年?) 敦煌李和和等便麦粟契》, 债务人借取粟麦时“典贰斗铁铛壹口”;[2] (P373) 唐大中十二年 (八五八年) 敦煌孟憨奴便麦粟契》也有“典勿 (物) 大华 (铧) 一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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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当代法学. 20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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