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立河 金嵌雯:西方历史哲学研究在中国:70年回顾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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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立河   金嵌雯  
从而把史实的真实转换成史学的真实。(42)从后现代的视角出发,彭刚认同传统实在论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因为历史文本整体所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确实远远超出了单个陈述之和的字面意义。但这不意味着历史叙事完全脱离了真实性。史学家在进行叙事时并不是完全自由的,他必然会受到史料的约束。在关于哪些史实是无法回避或者具有更大重要性的问题上,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往往能够达成共识。(43)韩震和董立河表达了对后现代历史哲学既同情又批判的态度。一方面,他们不赞同传统叙事观在有关历史叙事问题上的幼稚实在论观点,从而肯定了后现代主义者对历史叙事虚构性和主观性的揭示;另一方面,他们也反对后现代主义者将历史叙事等同于文学虚构,从而掏空历史客观性的极端倾向。在他们看来,无论历史叙事采取何种形式,它都必须以反映历史真实为目的,它与文学虚构之间的区隔不可被完全忽视。(44)

   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另一大关注点是历史转义问题。相较于历史叙事,中国学者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略显单薄,讨论主要围绕历史转义的内涵及真实性等问题展开。陈新曾就怀特的历史转义思想展开探讨。在他看来,怀特的转义理论为历史真实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可以称为“真理的转义论”(tropical theory of truth),它主要针对的是作为整体的历史文本及其结构。运用比喻性语言表述的实在其实就是一种想象,而且实在只有通过这种想象的方式才能接近。(45)韩震、董立河关注的是历史转义的概念及其与历史真实的关系问题。他们从隐喻入手,论证隐喻何以能够引导读者去发现其背后的真实意义,进而论证历史转义并不意味着与演绎或归纳逻辑推理相悖,转义也可以成为认识过去的有效工具。(46)

   在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快速展开的同时,在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领域,学者们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在思辨的历史哲学方面,刘家和批驳了黑格尔历史模式中对中国历史特点的曲解。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将中国历史看作抽象的、“毫不寓有历史的判断和理性”的非历史的历史,从而将中国历史与整个西方历史对立起来。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只有从作为东方世界的末端的波斯进入西方以后,才开始成为真正的历史,不管具体文明是连续还是断裂,历史主体精神始终是不断发展的,并在日耳曼世界到达终点。对此,刘家和指出,黑格尔的这一说法虽然在逻辑上似乎是“完满的”,但在一个更为总体性的层面上,他的历史哲学恰恰成了真正非历史的,它不是现实世界里实际发生或出现过的真正的历史过程。在刘家和看来,世界历史不断形成的过程,既有纵向的文明连续与断裂的方面,又有横向的融合与分解的方面,纵横两个方面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47)刘家和的这一讨论实际上延续了新中国之初即提出的建设世界史新体系的问题,他从学理上对“西欧中心论”做出辩驳,从而肯定了中国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特点和价值。此外,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出发,刘家和还对“以史为鉴”的传统观点进行了思考。(48)这些思考很好地将中国历史与西方哲学结合起来,引人深思。在批判的历史哲学领域,随着2010年杜森所编《历史的观念》增补版的中译(49),对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研究成果日渐增多。就分析的历史哲学而言,也有更多分析哲学家如布莱德雷(F.H.Bradley)、加登纳(Patrick Gardiner)、阿瑟·丹托(Arthur C.Danto)、雷克斯·马丁(Rex Martin)等人著作的中译本得到出版,对这些人物的研究也随之跟进。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有关思辨的和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的研究并不是与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完全脱节的,更进一步说,这些研究中的很大一部分本身即融入了后现代的视角,甚至是对后现代历史哲学所提问题的回应。

   在2010年前后,前述有关历史叙事、历史转义和历史客观性问题的后现代历史哲学讨论虽然依旧进行,但逐渐趋于平淡,中国学界似乎进入一个总结、批判后现代历史哲学,并试图超越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的进程之中。这种变化与西方历史哲学界发生的理论转向密切相关,这种转向的重要诱因之一在于安克斯密特的“历史经验”理论。我国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这种理论转向,例如,彭刚指出,安克斯密特的理论重心从“叙事实体”到“历史表现”再到“历史经验”的转移,标示当代西方历史哲学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新趋向和新变化。(50)董立河也关注到西方学者对“经验”“在场”等概念的研究,随后用“后-后现代主义”这样一个出自西方学者的称谓来指涉这种新动向,认为它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表明了一种试图超越后现代主义的态度或诉求。(51)

   对具有非理性倾向的后现代主义的超越,必然导致对历史理性的探究。早在2003年,刘家和在《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一文中明确指出历史理性实际包括“历史的理性”与“史学的理性”,并探讨了古代中国人对历史理性的认识。(52)2012年,《学术研究》发起“什么是历史理性”的专栏,学者们从历史理性与历史感、历史叙事中的历史理性及德罗伊森、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思想出发,探讨了西方历史哲学传统及后现代之后的历史理性问题。(53)近几年来,中国学界在继续开掘后现代历史哲学思想资源的同时,也在持续关注西方历史哲学的各种新的理论动向(54),并致力于历史理性或历史知识客观性的重建工作(55)。后现代历史哲学在揭示先前为史学家所忽略的历史文本层面的同时,也在历史本体上解构了宏大叙事和历史意义,在历史认识上解构了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基础。如何在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基础上,重新讲述历史元叙事,重新奠定历史认识的合理性基础,已成为不容回避的重要论题。

   总之,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这70年中,从前30年基于唯物史观对以唯心史观为核心的西方历史哲学的批判性认识,到改革开放之后20多年对西方历史哲学各种论题的全面研究,再到进入新千年后近20年来对后现代历史哲学的译介、接受直至批判,中国的西方历史哲学研究日趋成熟和理性。构建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当然应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源远流长的民族史学为根基,但也不可拒绝西方历史哲学的参与。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经典作家扬弃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产物,也只有在批判借鉴各种西方思辨历史思想的过程中,才能增强自身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以素朴经验主义为认知前提的民族史学,只有批判学习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反思和怀疑精神,才能提高自身的学理性和坚韧性。同时,研究西方历史哲学的中国学者,也应该立足于中国历史学学科建设的现实需要,认真听取中国实践史家的批评意见,努力做好西方历史哲学中国化的工作。

   ①李大钊:《史观》,《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252、254页。

   ②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219~221页。

   ③郭沫若:《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进步日报》1951年7月29日。

   ④[苏]伊·库恩:《论克罗齐的“历史主义”》,《学习译丛》1957年第4期;[美]赫·阿普特克:《历史和现实》,《学习译丛》1956年第11期。

   ⑤参见嵇文甫《批判胡适的多元历史观》,《历史研究》1955年第4期。

   ⑥参见《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齐鲁书社,1983。

   ⑦[苏]康恩:《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乔工、叶文雄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第1页。

   ⑧[苏]康恩:《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第61页。

   ⑨[苏]康恩:《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第203~205页。

   ⑩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第583页。

   (11)齐世荣:《德意志中心论是比较文化形态学的比较结果——评〈西方的没落〉》,载[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第1~5页。还可参见曹未风《对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批判之三——关于“文明生长”》,《学术月刊》1959年第1期。

   (12)周谷城:《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文汇报》1961年2月7日。

   (13)重要的作品包括吴廷璆《建立世界史的新体系》,《光明日报》1961年4月9、10日;吴于廑《时代和世界历史——试论不同时代关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不同观点》,《江汉学报》1964年第7期;等等。

   (14)《国内史学动态》,《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

   (15)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16)徐勇:《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一点探讨》,《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

   (17)《纪念康德、黑格尔学术研讨会》,《国内哲学动态》1981年第10期。

   (18)张文杰:《现代西方历史哲学中有关历史客观性问题的认识》,《世界历史》1984年第2期。

   (19)何兆武:《从思辨的到分析的历史哲学》,《世界历史》1986年第1期。

   (20)王晴佳:《历史学的发展需要历史哲学》,《世界历史》1986年第8期。

   (21)何兆武:《从思辨的到分析的历史哲学》,《世界历史》1986年第1期。

   (22)[英]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

   (23)何兆武:《从思辨的到分析的历史哲学》,《世界历史》1986年第1期。

   (24)杨耕:《历史哲学:在哲学和历史科学的交叉点上——兼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形式》,《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25)肖朗:《当代西方历史哲学》,《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3期;《略论近代西欧历史哲学的两大流派》,《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

   (26)周建漳:《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概观》,《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27)田晓文:《“批判的历史哲学”的批判》,《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

   (28)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4期。

   (29)庞卓恒:《历史学是不是科学——与何兆武先生商榷》,《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

   (30)张耕华:《从怀疑论、配景论说到历史学Ⅱ的普遍性问题》,《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

   (31)[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9;[法]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何兆武、何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德]伊曼努尔·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德]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加]威廉·德雷:《历史哲学》,王炜、尚新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英]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华夏出版社,1987;等等。

(32)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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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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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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