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亚青: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安全文化的退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8 次 更新时间:2021-01-09 11:54:39

进入专题: 全球安全文化   开放安全   新集体安全观  

秦亚青  
都反映了强烈的内向意识。在极力推动与中国全面“脱钩”方面,更是明显地表现出安全焦虑和身份忧郁的心态。“重振美国”是目的,“退回美国”是手段,美国的行为是对全球化最严重的打击,也是对全球安全文化最严重的腐蚀剂。

   美国的内向化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英国,国家以内向求安全的路径开始成为世界政治的一种显象,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退向霍布斯文化、退回国家主义的安全取向。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国家都出现了明显的内向化态势。国家重新将安全界定为一种封闭的意义体系,将开放体系视为安全威胁的根源,将转入自我封闭、依靠自我力量作为消除安全焦虑的途径。如果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裂解全球安全文化作出铺垫,那么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战略则明确表现了对共同体的不信任,认为自身安全和利益只能通过自我实力才能实现。在经济安全问题上退缩国家壁垒的行动只不过是一个例子,因为任何经济因素都不是孤立的,经济安全的回缩内卷作为一种思想理念,势必会表现在其他安全领域。

   国家安全内向走势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登峰造极,无论是在理念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是如此。全球化的标识是相互依存,相互依存的特征是高度关联的敏感性安全认知和脆弱性安全现实。只有整个国际社会的全面安全,才会有每一个成员的自身安全;也只有每一个成员安全,国际社会才能整体安全。每个国家的命运都与国际社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每个国家的利益也与其他国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得整个人类更加成为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新型冠状病毒是整个人类的公敌,将全球性安全威胁的所有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面对这样一种威胁,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本应团结合作,以人类的名义协力抗疫。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各国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更有甚者,抗疫行动被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将所有责任归咎于他国他人,进行污名化评论,以极端民族主义心态对抗疫合作妄加评议、恶意猜度背后动机,以狭隘自我利益冷眼旁观其他国家的疫情发展和抗疫行动,等等不一。更加深远的影响是,人们开始认为封闭是安全的保障,退缩一隅是消除安全焦虑的灵丹妙药。对于全球安全文化而言,这无疑是一个严重的倒退。


四  全球安全文化退化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极端严重的全球性危机,屡屡遭遇无奈的合作困境,动摇了以开放安全、共同安全和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雏形的基石。全球化过程中初露端倪的全球安全共识遭遇重大危机。具体表现在全球安全文化的三个核心内容均受到侵蚀,致使全球安全文化出现严重的退化迹象,国家内向化现象也越来越明显。

   (一)以封闭安全拆解开放安全

   国家内向化最为明显地表现在封闭安全的理念和政策方面。封闭安全预设,在封闭系统中的生命是最安全的。有人将其称为“堡垒理论”,躲在堡垒里面最能够保证自身性命,堡垒越是修建得坚固,安全系数也就越高。而开放只能造成极大的不安全。

   “相对收益”理论为封闭安全提供了思想依据。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大辩论中,一个聚焦问题是“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之争。当时,新自由制度主义在收益问题上持“绝对收益”观,即在国家互动过程中,只要双方均可以收益,国家就会继续交往合作,虽然一方获益大一些,另一方获益少一些,但双方都从交往中获益,这就构成了开放互动过程的基础。 新现实主义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相对收益”的观点,认为收益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是否收益,而在于收益分配,即谁收益更多、谁收益较少这个问题。 国家合作心态是不患贫而患不均。基于对权力的高度重视,现实主义认为持续相对收益高的一方,最终会在权力上超过持续相对收益少的一方,因而成为全面的输家。“相对收益”理论引发的政策效应就是在双方或多方交往过程中,如果一方认为自己相对收益少于另一方或是另外几方,那么为了自身即时的收益安全和最终的全面安全,就会放弃交往、退回自我。“相对收益”理论导出“封闭安全”的政策。

   “脱钩”是封闭安全的最典型案例。特朗普上台以来,首先的一个判断就是美国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吃了大亏”。经过三十多年的全球化,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美国相对实力不断下降,虽然绝对收益并不少,但较之于中国,相对收益却越来越小,结果是两国整体实力差距急剧缩小,美国霸权秩序的时代也告结束。 特朗普政府将这一切归咎于美国相对收益的减少,于是开始实施“脱钩”政策,在经济贸易领域对中国施压,力求所谓“公平”,在产业、科技、信息、教育等不同领域,又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力推“脱钩”政策,中断合作项目,制裁华为公司等企业,关停孔子学院,中断人文交流,等等不一。

   脱钩与被脱钩会呈现一种连锁反应。美国强制性与中国“脱钩”,迫使中国也不得不做“脱钩”的准备,制定应对“脱钩”的策略。“脱钩”还使得一些国家将相对收益考虑放在首位,只要自己认为收益分配不公平,就可以实施“脱钩”政策。这就形成一种对开放安全的反文化瓦解效应,国家不断内向化,开放被视为威胁,封闭被视为安全。就像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所显示的那样,全球开放体系也面临走向各自为政的封闭体系的危险。

   (二)以建构敌人瓦解共同安全

   国家内向化使共同安全成为虚幻。共同安全的基础是开放体系,是全球化带来的共同威胁,是国家将自己界定为全球开放社会中的共同成员。国家内向化使得这种前提不复存在,使得国家从自我封闭的视窗里重新界定自我、框定他者、理解和诠释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安全内向化的直接效应是在国际体系中建构敌对他者的身份,而这个敌对他者必然是其他国家。这种二元对立的身份政治瓦解了共同安全的基础。一方面,国家退缩到自身构筑的堡垒之中,在心态上就排斥了合作的可能;另一方面,二元对立的身份政治又将国家之间的交往视为零和博弈与竞争游戏。

   二元对立的身份是国家内向化的一种很容易形成的身份再界定。理查德·N. 勒博(Richard Ned Lebow)曾经讨论过康德—黑格尔的冲突型身份图式:为了建构“自我”的身份认同,必须塑造一个敌对的“他者”。 康德在自社会和他社会之间标定了一条明确的界限,认为自社会是以牺牲他社会为存在条件的。 黑格尔则指出,自国家和他国家之间的冲突可以使双方都具有一个明确的身份和相互身份认知。勒博认为,如果遵循康德—黑格尔冲突性自我—他者关系的二元对立认知图式,他者的原型必然是负面的和敌对的。

   这种二元对立身份的建构过程是滋生自闭性和自大性民族主义的最佳土壤,并很容易形成以自民族为内向核心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深层内涵在于对身份安全的诠释,基本观点是一种极其简单、黑白分明的敌我对立的身份政治:以建构敌对他者的身份明确自我身份的意义,以将一切过错归咎于敌对他者的心态诠释自我安全的威胁,以消除敌对他者的斗争作为保障自我绝对安全的终极手段。国家内向化和民族内向化的同步共时,成为疫情时期的一个明显特征,使得民族国家不仅再度成为国际体系中的坚硬堡垒,也成为了民族身份焦虑的缓释剂和民族身份安全的迷幻剂。

   同时,二元对立的身份政治也使得相对收益成为极为敏感和极易泛安全化的问题。在国际合作中,由于没有任何合作交往会产生完全对等的收益,在收益分配高度敏感的内向化文化中,国家会将获得相对收益优势的他者视为竞争对手,将获得相对收益最高的国家视为主要对手甚至敌人。因此,内向化国家不再以外展视角内观自我,而是以内窥视角外观世界,重新定义自我,将自我视为开放交往过程中的受害者,将开放交往的过程视为负和互动,将交往他者视为竞争者甚至敌人。结果是不允许任何他者获取比自己更多的相对收益,即便是盟友也是如此。实际上,约瑟夫·格里科(Joseph Grieco)认为相对收益敏感度系数k总是大于零的假定,只有在二元对立的政治身份中才能够成立。

   因此,国与国之间权力的争夺就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获取相对收益成为权力斗争的主要矛盾方面;国家安全的威胁也就不再是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跨国安全威胁,而是国家之间的安全威胁。在一个自我与他者敌对、本国与他国零和的博弈中,国际社会成员失去了以共有知识为基础的合作者身份,共同安全也就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失去了共同安全这一基础,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是很难立足的,更不用说进一步的进化了。

   (三)以冲突叙事裂解合作安全

   国家内向化导致了对身份的重新框定,以敌对他者界定自我意义、以消除敌对他者界定自我安全。内向化虽然会使国家心态缩据一隅,但实际上不能隔绝自国家与他国家的关系,而只能将这种关系进行重新定义和解读,最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以冲突叙事诠释国际关系的话语和实践。

   这样一来,就再次回到了现实主义的冲突逻辑,也回归到国际体系的霍布斯文化。将自我界定为处处受损的自我,将他者界定为处处沾光的对手,国际政治的剧场主题就成为竞争,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竞争。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等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者对过去30年美国对外战略的最主要批判就是:美国选错了敌人,误将基地组织等“蚊蝇”而不是将中俄等大国作为敌手。将非传统安全作为首要敌人是本末倒置,与中国等大国合作是“养虎为患”。错误的战略判断和战略行动导致了美国权力的衰退。 修昔底德陷阱是对大国竞争的形象描述,并在当今世界中明显具有成为安全文化重要内容的认知。 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等人的外交政策也恰恰是对自我安全威胁从全球性问题回归大国冲突的再定义的具体实践。而一旦将他国界定为敌人,一切对敌斗争的手段就都被视为是正当的,消灭敌人也就成为自我安全的唯一途径。

   当然,以冲突为主导叙事的安全文化也不是完全排除了合作的可能。但国际合作必然是有条件的存在,这个条件就是权力。经典现实主义理论中常用的一个例子是银行抢劫。当一个劫匪用手枪抵在银行行长脑袋上的时候,行长自然是百依百顺的合作。虽然他内心绝对不想与劫匪合作,但权力的强制使他不得不合作。制度现实主义学者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在一篇经典论文中,谈到了这种合作的极端形式:虽然合作是可能的,但最终决定合作收益分配的是权力。 因为权力就是使对方做原本不愿意做的事情。 迈克尔·马斯坦杜诺(Michael Mastanduno)研究了美国和日本在工业领域的合作,指出即便是在美国和日本这种友好国家之间,即便是在低政治领域的合作,相对收益都具有很强的敏感性。 在安全这类高政治领域,尤其是在对手之间,权力强制性合作更是国家采用的手段。进而,国家之间的竞争性越强,对相对收益的敏感度就越高。 在冲突叙事中,制度性合作、友谊性合作都是不可靠的,只有权力强制性合作才是可靠的。也正是因为合作是权力的产物,所以,这种合作是不具本体意义的,权力竞争才是国际关系的本质。

如果冲突安全叙事与身份政治叠加,国家内向化就使得国家间安全合作更为渺茫。国家内向化使得国际体系成员的身份被重新定义为竞争者而不是合作者。根据身份政治的理论,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动, 他者的安全目的一定是基于自我的非安全而设定的。既然敌对他者的身份决定了它必然是以侵犯自我安全为目的,国家安全首先就是破除敌人的任何威胁手段。以国家间安全威胁重新界定国际政治,以国家间敌对重新界定国家身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全球安全文化   开放安全   新集体安全观  

本文责编:wangpe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公共政策与治理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4248.html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