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亚青: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安全文化的退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4 次 更新时间:2021-01-09 11:5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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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亚青  
逆方向变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中发生过多次,比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自丛林文化向大同文化、从冲突型向合作型发展是安全文化的进化,反之则是安全文化的退化。

  

二  全球化和全球安全文化

   国际关系对于安全文化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是,全球安全文化始终没有得到系统的考虑。由于国际关系学在很大程度上将国际关系的世界视为无政府体系,现实主义更是将其比作霍布斯丛林,国际安全往往被先入为主地认定为零和博弈,这样的视角无法想象一个全球社会,自然也就不会探讨全球安全文化。 英国学派认为全球社会是不可能形成的,所以忽视了“世界社会”的研究,更不用说全球安全文化了。 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也认为合作性安全文化最多只能在局部形成,比如欧盟。 因此,全球安全文化概念或是被忽略,或是被等同于国际体系文化。但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迹象,指向一个全球社会的浮现,与之相伴的则是一种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

   (一)安全威胁的重新界定

   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安全专门指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安全,国际安全话语的核心是在诸多国家共同生活的国际体系中,一个国家是否受到另外一个国家的侵略,从而丧失了自己的国家安全。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原理来看,国家间威胁是国际安全威胁的根源和根本,构成威胁的是体系中的国家。国家之间安全威胁的最高形式是国家间战争,20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这种威胁的典型表现。传统安全威胁有着明确的敌人、清晰的意图和具体的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被作为国际安全灾难的个案,德国对邻国、对欧洲、对世界的安全威胁是这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因此,联合国成立最重要的原因是使世界不再遭受战争的蹂躏,而发动战争和制造威胁的正是国家。

   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大潮开始席卷世界。国际关系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实践也表现出与以往明显的差异。从1989年开始,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出现了经济高度相互依存、信息高度流通、人员高度流动的态势。当然,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全球性威胁,安全的形态和意义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全球性安全威胁是另外一种性质的威胁,敌人、意图、目标都难以寻找,但危害性完全可能超出任何传统安全威胁。新冠肺炎病毒是一个典型案例,已经威胁到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关于疫情的信息也同样迅速传播,实际恐惧和虚拟恐惧对人的身心产生了严重影响。虽然现实主义坚持认为国家间威胁仍然是国际体系中最根本、最严重的威胁,但国际社会对安全威胁的认知出现了不仅不同于冷战时期、而且也不同于以往任何时候的新取向,安全威胁得到了重新界定。

   一种新的共识在后冷战时期逐渐形成:全球性威胁已经成为国际安全的重大威胁。21世纪初,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组织了一个“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名人小组”,专门研究世界面临的重大威胁和挑战,并就此提出应对威胁的政策建议。 该名人小组由世界上富有国际经验的16名前政要组成,包括中国前副总理钱其琛,并得到了几乎所有主要国家的支持和帮助。研究项目最终报告的标题是《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的共同责任》,其中对当今世界的安全威胁进行了以下的新定义:

   ……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现在以及在今后几十年中,所面临的最严重安全威胁已经远远超越了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安全威胁扩展到以下领域:贫穷;传染病和环境污染;国家内部的战争和暴力;核武器、放射性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的扩散和使用的可能;恐怖主义;有组织的跨国犯罪。

   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虽然依旧是国际安全的重要威胁,但跨国威胁和全球性威胁被视为至少是同等严重、甚至是更为严重的安全威胁。一些学者将后冷战的全球化时期视为“跨国威胁”的时代, 将全球化时代的主要治理视为“无政府治理”, 将人的安全视为根本性的安全。 这样一来,国际安全就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不仅仅是一种国际体系意义上的安全,而且是全球性社会的安全。安全威胁的对象也超越了国家,成为包括国家和非国家在内的整个人类世界。这种对安全威胁的全球性界定为全球安全文化奠定了认知基础。

   (二)集体安全概念的外延扩展

   由于安全威胁源发生了重要变化,集体安全的内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联合国集体安全的最初含义是,对一个国家的侵略就是对所有国家的侵略。所以,当一个国家遭受侵略的时候,其他国家应该团结一致,以集体的力量反对侵略国家。因此,理想的集体安全是整个国际体系成员国家联合反对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

   但全球性安全威胁与传统威胁有着很大的不同。全球性威胁的特征是明显的。 一是跨国性。全球性威胁具有不受国界限制的流动性和随机蔓延的特征。隐形的病原体、污染的空气、计算机病毒随时可以轻易越过边界,在不同国家之间穿梭往来。即便采取最严密的防范措施,也难以完全控制这种无确定目的、无清晰渠道的无形跨国界流动。

   二是全覆盖性。全球性威胁是对全人类、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威胁。它超越了任何种族、国家、信仰、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经济水平和社会形态。这些年出现的重大威胁,无论是埃博拉病毒、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病毒、新型冠状病毒,还是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等,概莫能外。且越是全球化嵌入程度深、相互依存度高的国家,越是遭遇灾难性打击。这类威胁不是针对任何一个具体国家的威胁,而是针对全人类的威胁;世界所面对的敌人,不是哪一个国家的敌人,而是全人类的公敌。

   三是非排他性。在全球威胁面前,任何国家都无以独善其身。不论一个国家实力多么强大,都没有办法仅凭自身的力量消除威胁,保全自身。在历次重大全球性威胁中,主要国家几乎无一幸免。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的是世界超级大国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威胁到所有重要的经济体,西方发达国家首当其冲;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迅速蔓延到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成为疫情灾区。进而,如果不是所有地方的病毒被全部消灭,疫情就可能卷土重来,再行蔓延,任何其他地方都有再度成为灾区的可能。

   由于全球性安全威胁具有这些特点,集体安全也需要有新的内涵。其一,国家依然是国际社会最主要的行为体,所以,应对全球性安全威胁的主导行动者依然是国家;其二,应对全球性安全威胁的有效行动,必须是全球范围协调一致的全方位行动,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应对威胁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消除威胁的成本都是极高的。因此,国际合作是抗击安全威胁的必要条件;其三,应对全球性安全威胁的最优途径是多边主义。在预防、对抗和消解全球性安全威胁的过程中,多边国际组织应该发挥领导和协调作用。集体安全概念也从国际社会反对一个国家侵略战争的行为,扩展到国际社会保护所有国家、所有民众免受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灾难。集体安全概念的外延因之有了很大的扩展。

   虽然国家之间的威胁依然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但与此同时,全球性安全威胁被视为至少是与国家间安全同等严重的事件,全球性的合作被当做应对安全威胁的重要态度和手段。因此,在安全领域开始形成了一种全球性共识,国家的共同责任、国家之间的合作协力、多边主义的有效实施,成为一种“新集体安全观”,并影响着国际社会成员的思维和行为,为全球合作安全文化的成形提供了积极的助力。

   (三)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的雏形

   在全球化过程中,世界的整体福祉水平得到提升,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同时,与物质性要素发展并行、并且也得到重要发展的是一种开始显现的全球性共识,笔者将其称为全球安全文化雏形。虽然学界对此并没有多少关注和讨论,但这一雏形的显现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它表示全球安全实践是可能产生全球性安全文化的,这也就意味着全球社会或人类共同体的生成是可能的。如果文化定义为“共有知识”,那么这种全球安全文化雏形的内容至少包含了以下几点共识。

   1. 开放安全

   全球化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冷战后一个明显特点是全球经济开始连成一片,并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局面。资本依照其自身规律在全世界寻找适合的场所,市场也在世界范围内扩展,生产链随之联动延伸。一台苹果电脑的部件涉及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凡是在全球化中采取开放战略的国家都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同时也是全球化的推动者和建设者。中国无疑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1978年开始,中国把改革开放作为国家的基本战略方针,将改革和开放视为国家发展的一体两翼,相互支撑,相辅相成。

   安全始终是一个国家面临的根本问题。全球化过程中,世界经济体系相对开放,国家战略的开放性才能够对接全球经济体系的开放。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理念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现实主义一直是将生存安全和安全困境联系在一起考虑的,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促成了霍布斯文化的主导地位,国家之间的关系永远是一种敌对关系,是一种零和关系,甚至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因此,国家保障安全的方式不外乎两种:一是使自己成为比其他国家都更为强大的国家,安全困境就是这种心态和政策的产物; 二是闭关锁国,封闭自我,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隔绝,使任何人都无法侵犯自我安全利益。无论是清帝国的闭关锁国政策,还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依附理论, 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安全文化的影响。

   全球化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安全文化心态。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只有开放性地参与这个开放性的过程,才能使本国的经济发展起来;也只有本国经济发展起来,才是经济安全的最好保证。经济安全出现的问题和受到的威胁,只有在加大开放的进程中才能够消除。世界经济几十年的发展和经济增长迅速的国家都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也就逐渐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种共识:只有开放,才能获得和保障经济安全。于是,开放成为经济安全的必要条件,开放安全也成为全球化时期全球文化雏形的一个重要内涵。

   2. 共同安全

   开放安全势必导向共同安全。全球经济体系的开放性和主要国家战略的开放性形成了一种叠加效应,同时也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在开放体系中怎样才能够保证参与开放体系各方的安全。

   传统现实主义告诉我们,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冲突,安全尤其是一个零和游戏,共同安全只是一种乌托邦意识而已。全球化引发的全球性问题却使人们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全球化带来了新的威胁形态。全球性威胁的跨国性、全覆盖性、非排他性特征使其成为一种典型的恶性全球公共物品。进而,全球性威胁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一个领域的威胁会外溢到其他领域,甚至会蔓延到全球,任何国家和任何国家的公民都无法免于灾难。全球气候变暖会直接影响经济、生态乃至人的生命;恐怖主义关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甚至使用;流行疾病不但会直接影响人类健康,而且会使经济遭受重挫,社会遭受裂解,生态遭受蹂躏。

   新冠肺炎疫情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案例。作为一种恶性公共物品,新型冠状病毒完全具备了跨国性、全覆盖性和非排他性。同时,对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新型冠状病毒攻击的是整个人类,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之下,只要一个国家仍然有新冠肺炎病人,只要有效疫苗没有完全研发成功,全球任何其他国家、任何其他国家的公民,就不可能得到完全意义上的安全,也就不可能免于威胁恐惧。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安全只能是共同安全。

共同安全成为国际社会的第二个共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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