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明涛:法律监督机关——宪法上人民检察院性质条款的规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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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明涛  
同上注,闵钐编书,第417页。

   [31]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27页。

   [32]同前注[3],韩大元文,第17页;同前注[1],姚岳绒文,第194页。

   [33]田夫也提出了这个命题,认为如果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没有改变,就必须结合新的场景对“法律监督机关”这个概念本身作出新的解释。同前注[8],田夫文,第82页。

   [34]如最新的《检察院组织法》(2018)第20条第5、6、7项中的表述。

   [35][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07页。

   [36]《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把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

   [37]田夫认为,仅仅因为“1978年宪法”在1979检察院组织法修改之前已出现,所以暂时遮蔽了在宪法上讨论检察院存废的问题。同前注[8],田夫文,第84页。

   [38]修宪的前一阶段,许多重大问题都进行了较开放的讨论,在这期间,彭真提出过“检察院要还是不要”等有关国家体制的各种问题。在修宪的后一阶段(可大致以1981年6、7月间为界),最终决定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进行实际上是相对保守的修改,则未见检察院的地位在根本上被质疑的重要意见。同前注[16],《彭真传》,第1437-1441页。

   [39]决议提到,“加强了司法、检察及公安机关的工作”。参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40]参见彭真:《关于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1982年4月22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

   [41]同前注[1],姚岳绒文,第198页。

   [42]同前注[35],拉伦茨书,第209页。

   [43]按照彭真同志1982年4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中的说法,这次“……在健全人民民主制度方面比1954年宪法有了较大的发展”。

   [44]“八二宪法”将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在文本结构上提前,作为第二章,这与1954年宪法不同。

   [45]黄明涛:《“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边界》,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第116-117页。

   [46]同前注[11],王桂五书,第204-205页。

   [47]同前注[5],王志坤文,第33页。

   [48]有学者表述为“权力的合理分工”。钱坤、张翔:《从“议行合一”到“合理分工”》,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50页。至于该文关于“议行合一”被“八二宪法”否定的观点,可参考杜强强教授的不同意见。杜强强:《议行合一与我国国家权力配置的原则》,载《法学家》2019年第1期,第2页。

   [49]参见彭真1982年4月关于修宪草案的说明。

   [50]秦前红:《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载《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5期,第64页。

   [51]孙谦:《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理念、原则与职能:写在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颁布之际》,载《人民检察》2018年第21期,第6页。

   [52]在方法论上,一般会把后者称为“体系解释”。本文在此提出的“结构”与此不同。

   [53][日]芦部信喜著、高桥和之补订:《宪法》(第六版),林来梵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54]林彦教授认为,1982年宪法修改委员会及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把所提出的宪法表决草案定位为“一部未完待续的宪法,允许其与时俱进”。林彦:《通过立法发展宪法:兼论宪法发展程序间的制度竞争》,载《清华法学》2013年第2期,第40页。

   [55][英]K. C.惠尔:《现代宪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56]狄骥之论发于法兰西第三共和宪制背景下,其宪法在形式上由3部组织法构成——组织法在此即等同于宪法(的功能)。[法]狄骥:《宪法学教程》,王文利等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82-483页。

   [57]《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不被认为是狭义法律,但同样包含了不少“组织规范”。

   [58]1954年检察院组织法有条文体现了纯粹意义上的监督。其第8条规定,最高检如发现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命令和措施违法,有权提出“抗议”;地方各级检察院如发现本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命令和措施违法,有权“要求纠正”,如不被接受,则应报告上一级检察院向监督对象的上一级机关提出“抗议”。

   [59]同前注[24],孙谦书,第353页。

   [60]1979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第3项、第13条,对应1954年《组织法》第4条第3项、第11条第1款。

   [61]1954年检察院组织法中既使用了“公安机关”的概念,也使用了“侦查机关”的概念。

   [62]或称“司法监督”,对此1979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第4项有单独的、明确的规定,1954年《组织法》第4条第4项、第14条第1款有类似规定。

   [63]同前注[24],孙谦书,第337页。

   [64]韩大元、于文豪:《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宪法关系》,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3期,第22页。

   [65]一般违反党纪、政纪的案件,分别由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和政府机关去处理。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正草案〉的说明》,收录于同前注[29],闵钐编书,第417页。

   [66]根据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3条、第13条的规定,检察院有权侦查的罪行包括自诉案件、贪污罪、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罪、渎职罪,以及检察院“认为需要自己直接受理的其他案件”,其他案件则全部由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当年年底由最高检、最高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件管辖范围的通知》(与刑诉法同日实施)在上述规定基础上进一步列明了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范围,其中“偷税、抗税案”“假冒商标案”“盗伐、滥伐森林案”等明显不属于《刑事诉讼法》第13条第2款的列举范围,只能理解为属于“认为需要自己直接受理的其他案件”,这是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进行持续分权的结果。

   [67]对此,韩大元、于文豪认为,“公安机关的侦查权本质上属于行政权”,而检察院自侦案件的“侦查权是法律监督权的体现,是由法律监督权派生出来的”。同前注[64],韩大元、于文豪文,第22页。

   [68]同前注[5],王志坤文,第33页。

   [69]韩大元、于文豪主要在刑事司法过程的语境下讨论法院、检察院与公安机关之间的互相配合与制约的问题。同前注[64],韩大元、于文豪文,第20-25页。

   [70]严格来讲,在1954年检察院组织法中,检察院的职权是分别列举的,对于侦查活动是“实行监督”,对于自侦案件是“提起公诉,支持公诉”。

   [71]最高检历年工作报告中都采用了这样的措辞和表述。

   [72]也有学者指出,存在职务犯罪侦查权与侦查监督权之间的内在冲突。同前注[8],田夫文,第89页。

   [73]同前注[24],孙谦书,第352页。

   [74]1987年4月召开的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杨易辰代表最高检所作工作报告中,使用了“经济检察”的提法;1988年4月召开的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杨易辰报告称,检察机关“进一步加强了经济检察工作”。1986年以及此前的年度工作报告,均不曾使用“经济检察”这个概念。

   [75]同前注[24],孙谦书,第372页。

   [76]同上注,第373页。

   [77]根据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顾昂然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该次修法对于检察院自侦案件范围的调整,是贯彻“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制约的原则”的结果。

   [78]但有学者认为,将检察院侦查权的行使等刑事追诉行为解释为“对违反刑事法律的监督”,将使得法律监督的内涵因内容泛化而失去本来的意义。万毅:《法律监督的内涵》,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11期,第39页。

   [79]刘艺:《中国特色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的嬗变与重构》,载《人民检察》2018年第2期,第28页。

   [80]胡卫列、兰楠、刘小艳:《中国特色民事行政检察的制度实践与理论探索:民事行政检察30周年综述》,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第67页。

   [81]张雪樵:《改革在路上,监督进行时:解读30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的民事行政检察》,载《人民检察》2018年第23-24期,第42页。

   [82]朱立红、陈冬妮:《检察监督的历史转捩:从行政诉讼监督到行政检察监督》,载上海市法学会编:《上海法学研究》(集刊)第7卷(2019年)。

   [83]秦前红:《两种“法律监督”的概念分野与行政检察监督之归位》,载《东方法学》2018年第1期,第177页。

   [84]胡卫列:《行政检察的发展与探索》,载郑新俭、董桂文主编:《民事行政检察实务讲堂》,中国检察出版社2017年版,第266页。

   [85]同前注[83],秦前红文,第171页。

   [86]同上注,第180页。

   [87]同前注[51],孙谦文,第10页。

   [88]曹桂芬、陈建强、肖晓峰:《以理念变更引领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创新发展: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民事行政检察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年会观点综述》,载《人民检察》2018年第18期,第52-53页。

   [89]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2019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90]《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1954)第18条第1款、第6款。

   [91]秦前红主编:《监察法学教程》,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169页。

   [92]同前注[11],王桂五书,第190页。

   [93]同前注[12],王桂五文,第204页。

   [94]尽管王桂五同志始终主张恢复并改革检察院的一般监督工作,但人大监督本身的制度发展在客观上实现了他所主张的一般监督的某些功能,并且,他的评论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远早于《监督法》的颁布。

   [95]同前注[51],孙谦文,第6页。

   [96]万春:《〈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重点问题》,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第54页。

   [97]同上注,第54页。

   [98]2017年报告是在回应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的要求的语境下,以专门篇幅报告了监督有关事项,并以“检察监督”来指代检察院的监督工作。

   [99]同前注[51],孙谦文,第10页。

   作者简介:黄明涛,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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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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