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丽华:宋代的桥与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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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丽华  

   35(6)参见王明清:《玉照新志》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4页。

   36(7)参见王象之撰,赵一生点校:《舆地纪胜》卷一〇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560页。

   37(8)郭桥始见于唐长庆二年八月,时宣武军乱,节度使韩充自滑州入汴,驻军于千塔,既而败宣武乱兵于郭桥,进军万胜(参见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四二,长庆二年八月甲子,第7820页)。

   38(9)参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八《江西六》,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714页。

   39(10)参见施谔:《淳祐临安志》卷七《桥梁》,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3212页。

   40(11)(12)参见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五五《官寺四》,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3848、3851页。

   41(13)参见王元恭:《至正四明续志》卷三《递铺》,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第6477页。

   42(14)参见脱因、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二《地理·桥梁》,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第2632页。

   43(15)华林甫曾指出,有因津以名邑者(参见氏著《中国地名学史考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0页)。

   44(16)常璩撰,任乃强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25页。

   45(17)参见史能之:《咸淳毗陵志》卷六《村坊》,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3003~3005页。

   46(18)参见彭丽华、崔荣君:《移桥案与北宋重要桥梁的位置勘定与更改》,《国学学刊》2018年第2期,第140页。

   47(1)参见陈明光:《唐五代“关市之征”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第91页。

   48(2)参见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卷一三下之上《人物志·治行·史崇》,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乙编第6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7页。

   49(3)高承:《事物纪原》卷七《镇》,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57~358页。

   50(4)(7)参见李令福:《北宋关中小城镇的发展及其类型与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4期,第95~96、102~103页。

   51(5)讨论这一问题者较多,主要成果有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1页;龙登高:《宋代城乡市场等级网络分析---以东南四路为例》,吴晓亮主编,林文勋副主编:《宋代经济史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4、404页;李景寿:《宋代商税问题研究》,第148~152页。

   52(6)参见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第83页。

   53(8)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陈桥》,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1页。

   54(9)参见王溥:《唐会要》卷七一《州县改置下》“河北道德州归化县”,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64页。

   55(1)周振甫主编:《全唐诗》卷三,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2242页。

   56(2)周振甫主编:《全唐诗》卷六三五,第4729页。

   57(3)彭定求纂:《全唐诗》卷六三八,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369页。

   58(4)具体研究及相关观点,参见葛金芳、曾育荣:《20世纪以来唐宋之际经济格局变迁研究综述》,《湖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第114页;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39~152页;王立霞:《论唐宋水利事业与经济重心南移的最终确立》,《农业考古》2011年第3期,第10~12页。

   59(5)参见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9年版,第93~112页。

   60(6)参见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一《河道》《外诸司》,第24~25、63~64页。

   61(7)施谔《淳祐临安志》卷七《诸仓》载,“临安人众,平粜仓凡二十八敖,积米六十余万,以二十八字为敖记,每岁敛散以平市价”(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3287页)。

   62(8)参见施谔:《淳祐临安志》卷七《诸仓》《诸库》,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3287~3288页;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五五《官寺四》,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3839~3848页。

   63(9)参见《无锡志》卷一《津梁》,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2199页。

   64(10)范成大:《吴郡志》卷一七《桥梁》,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第814页。

   65(11)参见脱因、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二《地理·桥梁》,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第2632页。

   66(12)凌万顷:《淳祐玉峰志》卷上《坊陌桥梁》,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第1063页。

   67(13)参见杨潜:《绍熙云间志》卷上《桥梁》,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第13页。

   68(14)参见沈作宾修,施宿等纂:《嘉泰会稽志》卷一一《山阴县桥梁》,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第6918页。

   69(15)参见沈作宾修,施宿等纂:《嘉泰会稽志》卷四《馆驿》,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第6780页。

   70(16)沈作宾修,施宿等纂:《嘉泰会稽志》卷七《寺院》,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第6837页。按,《嘉泰会稽志》卷一三《社仓》载,庆元二年,提举李大性复以常平米150石增置社仓,“在山阴则有梅山之本觉、柯桥之灵秘”(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第6950页),由此知智性所创灵秘院至庆元时期仍然存在。

   71(17)陆游著,张春林编:《陆游全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493页。

   72(18)参见周宝珠:《试论草市在宋代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史学月刊》1998年第2期,第80页。

   73(1)参见沈作宾修,施宿等纂:《嘉泰会稽志》卷四《市》,第6781页。按,脱脱等《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载,“乾道元年,襄阳邓城镇、寿春花靥镇、光州光山县中渡市皆置榷场,以守臣措置,通判提辖”(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565页)。罗濬、胡榘等所撰《宝庆四明志》卷一五《奉化县志》所载亦同(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第5188页)。

   74(2)参见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第369~372页。

   75(3)参见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五五《务》,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3846~3847页。

   76(4)参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二之一八,第9528页。

   77(5)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一九《疆域》,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3542页。按,周淙《乾道临安志》卷二《在城八厢》亦有记载(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3223页),然错误颇多,故采用《咸淳临安志》所载。此条材料承蒙包伟民老师纠错。

   78(6)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三《两赤县市镇》,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1页。

   79(7)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五五《务》,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3847页。

   80(8)吴自牧:《梦粱录》卷七《倚郭城北桥道》,第57页。

   81(9)关于过税、住税的研究成果,重要者有加藤繁:《宋代商税考》,《中国经济史考证(第2卷)》,第148~180页;马润潮著,马德程译:《宋代的商业与城市》,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5年版,第49页;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第993页。

   82(10)参见刘森:《宋代“门税”初探》,《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36~38页;李合群:《再论宋代城门税》,上海《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第157~164页。

   83(11)参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第1002页;苗书梅:《宋代县级公吏制度初论》,《文史哲》2003年第1期,第127页;王曾瑜:《涓埃编》,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9页;吴晓亮:《对宋代“拦头”与市镇管理关系的思考》,《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11期,第129~131页。按,关于拦头、栏子,史料中有“栏头”“人栏头”“拦子”“栏子”“揽子”揽头”“■头”等多种记载,概因栅栏、水锁的形制或拦截收税等意义而分别命名,但其职责均是通过栅栏、水锁等拦路收税。基于此故,宋史学界一般用“拦头”,偶尔有用“栏子”来指代这个群体。因此,本文在表述时,统一用“拦头”指称这一群体,河上“栏锁”“栏河锁栅”等也改为拦锁”“拦河锁栅”,但所引用的史料,则照录原文不改。

   84(1)房玄龄:《晋书》卷九《孝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5页。

   85(2)高敏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魏晋南北朝经济卷)》提到了桁渡税是魏晋南北朝的杂税之一,是额外的关津之税、转运之税(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512、571页)。

   86(3)参见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9页。

   87(4)日野开三郎在《唐代商税考》中提出,唐代商税始于德宗建中元年(参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06页)。张邻、周殿杰《唐代商税辨析》一文认为,狭义商税指的是商品通过税(关税)和商品交易税(市税),广义商税则包括山林泽梁税;武则天长安二年凤阁舍人崔融反对有司税关市,是因为当时要扩大之前的征税范围,不仅商人,而且一切往来行人也要征税,唐前期无疑已存在商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46页)。林立平认为,唐前期没有关市税(《唐宋时期城市税收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第25页)。陈明光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商税,指的是对进入流通领域的商品所课征的从价税或者从量税,唐前期不存在关津之税,市肆之税是在武周之后才开始出现的(《唐五代“关市之征”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第92页)。李锦绣认为,唐代商税出现在玄宗时期(参见氏著《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1297页)。

   88(5)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一二《李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347页。

   89(6)王建:《王建诗集》卷五《汴路即事》,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0页。

   90(7)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三之一九~二〇,第9543页。

   91(8)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七之三,第6359页。

   92(9)以上均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三之三〇,第9548页。

   93(1)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三之三〇,第9548页。

94(2)成寻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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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 202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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