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丽华:宋代的桥与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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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丽华  
河南尹东京留守判尚书省事充东畿采访等使李巨“于城市桥梁税出入车牛等钱,以供国用”,是唐代在城市桥梁处对车牛等征税的首例,因系首创,又“颇有乾没”,惹得“士庶怨”88。所谓“于城市桥梁税出入车牛等钱”,即对往来桥梁上的车牛等征税,与桁渡税相似。其缘由乃是利用桥梁作为交通要道汇聚八方来往客商货物之有利位置,对过往商货征税。随着德宗朝的税制改革,于津渡桥梁处征税变得普遍起来。王建“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89的诗句,正是这一现象的体现。有些修在关津渡口处的桥梁,因此也成为征收商税的地点。这也是宋代在桥边、渡口设置场务的历史渊源。随着全国交通的改善、桥梁数量的增加,桥梁在征收商税、酒课中的角色也日益凸显出来。

   场务设在桥梁附近,既可于桥头设拦锁向在陆路上通行的商品征税,也可兼及水路舟船。尤其是水上船只,过桥时均需减速通行,若遇木梁、石梁等桥,便需放下风帆、会拉纤,若遇浮桥,或须待浮桥解拆让行,或须从浮桥的固定通航口出入。官府于此征税,较之他处为便,船只无法脱逃。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八月诏云:“京城汴河诸桥,差人防护,如闻留商旅舟船,官司不为禁止,自今犯者坐之。”90汴河诸桥之所以淹留商旅舟船,其目的便是为了邀截货利或征税,所以屡禁不止。皇祐三年(1051年)九月,又有诏言,“沿汴河商税务毋苛留公私舟船”91,其潜台词正是公私舟船不纳或少纳过税,将被商税务稽留。

   这些设置在桥梁附近的场务及税务官吏是通过设置拦锁邀截水路,从而达到向过往船只征收过税的目的。拦锁又称栏锁、河锁、江锁,是在津桥渡口等处设置的障碍物,以截拦过往商旅。拦锁既有设在陆路者,也有置于水路者。五代时便已如此,当时藩镇便宜从事,“所征之利咸资于津渡,悉私置锁,凡民舡胜百石者,税取其百钱,有所载者即倍征之,商旅甚苦其事”。至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宋太宗为立德政、惠商旅,下诏罢“陈州城北蔡河先置锁筭民舡者”。但不久之后,“诸州军河津之所有征者,复皆置锁”92。正是因为遮拦船只收取税入有利可图,因此诸州河津才又遍置河锁。

   然而,河锁的设置有碍行舟。面对河锁带来的税收之利与滞舟之弊,天圣三年(1025年)朝廷曾有一番议论:

   正月十二日,上封者言:“在京惠民河置上下锁,逐年征利不多,拥并般运,阻滞物货,致在京薪炭涌贵,不益军民,乞罢之。”诏三司详定可否。三司言:“大中祥符八年,都大提点仓场夏守赟相度,于蔡河上下地名四里桥段家直置锁,至今岁收课利六千余缗,废之非便。乞下提点仓场官员常钤辖监典,毋令阻滞。”从之93。

   上书者以在惠民河上置上、下锁征税阻碍并减缓舟船航行速度,致使“拥并般运,阻滞物货,致在京薪炭涌贵”,因而请求罢废惠民河上的河锁。闻讯,仁宗诏令三司详定可否。三司以蔡河自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置锁以来,岁收课利高达六千余缗,所征利不可谓不多,因而认定惠民河的上、下锁不可废,转而建议派“提点仓场官员常钤辖监典,毋令阻滞”过往船只。尽管上下二锁有阻滞物货、舟行之弊,但因其带来厚利,最后的讨论结果是依旧置锁。由此可见,开封惠民河上置锁,为的是对惠民河上的船只及其所载货物征收过税。

   惠民河上、下锁置于何处?蔡河、惠民河在北宋时期指的是同一条河,或指不同河段。根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蔡河上有11座桥,上水门在陈州门,下水门在戴楼门,陈州门有桥称观桥,下水门即戴楼门附近有两座桥,分别为宜男桥、四里桥。从三司反馈的意见可知,大中祥符八年都大提点仓场夏守赟相度于蔡河上置锁的地点为“四里桥段”,这应该就是下锁的位置。而上锁的设置地点,则应在上水门观桥段。

   水路上的拦锁多设在近桥梁处,这从汴河开封段河锁的位置也可得到印证。开封汴河上的河锁设在虹桥处。《参天台五台山记》记载了熙宁五年(1072年)十月十一日成寻等求法僧乘船自陈留至汴京的经历:

   卯一点从东京陈留县拽船,申一点过三十八里到著头,去洛阳城(当为汴京之误)七里,停船……见数百大小船,并著河左右边94。

   头即锁头。成寻等人遇锁头停船处离汴京七里,而虹桥离汴京东水门外也是七里95,而且此河段沿岸两边停有大小船只数百,联系到《清明上河图》上虹桥外众船泊停的景象,推测成寻遇拦锁处正是虹桥附近。

   考察惠民河、汴河上河锁的位置,可以发现,河锁设在观桥、四里桥及虹桥附近。其他地方的河锁,可能亦与此相同。设置河锁是为了向船栰征税,《宋会要辑稿·职官》“太府寺卿”条载宋哲宗时太府寺统官司24个,其中有:

   内汴河上、下锁,蔡河上、下锁,分四局……商贾之赋则归都商税务(掌京城商旅之算以输十左藏),船栰之征则归汴、蔡河锁96。

   汴京“商贾之赋归都商税务,船栰之征则归汴、蔡河锁”,表明当时水陆两路出入汴京城的商品是分开征税的。考虑到桥与城门的空间关系97,将水陆两路商品分开征税不但合理,而且可行。开封外城有护城河环绕,北宋开封有城门十二,南面有三门,北面有四门,西面有三门,东面有二门,连接城门处应各有桥。然而,尤需注意者是商旅最为繁忙的汴河与蔡河。汴河东西向穿城而过,近东西两水门处均建有桥,在水门内者名“东水门便桥”与“西水门便桥”,在水门外者,西为横桥,东为顺成仓桥。蔡河自西南戴楼门入京城,靠近戴楼门处有桥二,在城内者曰宜男桥,在城外者曰四里桥。蔡河自东南陈州门出,近陈州门处也建有桥,名观桥98。这表明在重要的水路入城处,有些桥梁就建在城门附近,或与城门相连。宋令承袭唐令,明确规定:“京城内诸桥及道当城门街者,并分作司修营,自余州县料理。”99京城内桥当城门街者,由营缮诸司的最高机构作司统一营缮,便是因为“当城门街”之桥具有重要的交通意义。

   南宋临安也多有桥近城门者。如崇新门俗呼荐桥门,东青门俗呼菜市门,其缘由便是崇新门处有荐桥,东青门处有菜市桥100。《咸淳临安志》载,东、西巷坊在荐桥东,富乐坊在荐桥西,新开南巷在荐桥北101。菜市桥,以菜市在此得名。《武林旧事》卷六《诸市》记,“菜市,新门外、东青门、霸子头”102。此外,白虎桥在钱塘门里,斜桥在余杭门里东,钓桥在北关水门外,大慈桥在左军东门,夏郎桥在儿门里,利涉桥在嘉会门外(因为此故,嘉会门旧称利涉门103),上欏木桥在候潮门外,草桥在新门外,螺蛳桥(原名宜春桥)在东青门外,四板桥在荐桥门外,八字桥、韦家桥在艮山门外,上堰桥在天宗水门外103。

   都城近水而居的择址考虑,让桥成为城市的必备建筑。为构建立体的水陆交通网,有些城门与桥相连或毗邻,这不仅有助于水陆两道交通的畅行无阻,也便利官府对进出都城的商旅收税。据《临安志》载,淳祐年间临安八大税务包括都税务在内,明确可知建在桥边的有六个,且有两个既在桥边又临近城门。都税务在灞头市东大和桥之北;楼店务在府治东中和坊内,其地有楼店务桥;北郭税务前有余杭桥,在余杭门外;浙江税务在浙江跨浦桥南;江涨桥税务在江涨桥镇市,其地有江涨桥;红亭税务在崇新门外,其地有荐桥104。

   地方上也是如此。如丹徒县都商税务在丹阳馆南,而“丹阳馆在千秋楼之侧”105,“千秋桥在府治之西……楼于城上,其下有桥,故以千秋名”106,即此知,丹徒县都商税务实近千秋桥。酒务也在桥侧,丹徒县有酒务二,其中比较西务在洗马桥西。又,榷货务都茶场在嘉定桥北107。常州都税务、平准务在元丰桥东,比较务在新坊桥北。无锡酒税务在县南大市桥,宜兴酒税务在县东南通津桥东108。这些例子体现出桥、城门、场务三者在空间上的紧密联系。

   在城门及务所征者为“商贾之赋”。所谓“商贾之赋”,按《宋会要辑稿》中的记载,“凡商贾之赋,小贾即门征之;大贾则输于务货”109。这里的大小贾,或以一千贯为界,这是按“若一千已下竹木席箔簏物,只委监新城门使臣点检就门收税,一千已上依旧于商税院纳钱”110所作的推测。除符合诏令免征门税的特殊物品外,入城商品诸如牛、蒲、鱼、果、竹木、炭、柴草、衣履、谷菽、瓷瓦、香药、盐、茶及金银、宝货等都要征收门税111。商品出城也要征收门税,如大中祥符二年六月诏云,“自今诸色人将带片散茶出新城门,百钱已上,商税院出引,百钱已下,只逐门收税,村坊百姓买供家食茶末五斤已下出门者免税,商贾茶货并茶末依旧出引”112。在城门及都商税务处交纳的过税、门税,其实多指从陆路通行的商品。

   从水路通行至京的商品,则有“船栰之征”,由“汴、蔡河锁”负责收取过税。《文献通考》亦载,“汴河上下锁、蔡河上下锁各监官一人,以三班使臣充,掌算舟船木筏之事”113。至于商品在水陆两路之间的转换,货主应是凭借纳税引据(或称公引、文引)或长引(在一个地方一并交纳,以免在通过各个场务时一一纳税)114以免被重复征税。

   不独京师水陆两路过税分开征收,水路有拦锁截住船载的货物,地方亦然。据苏轼《奏淮南闭籴状》载,元祐六年(1091年),汝阴县百姓朱宪状申,因干旱伤稻,当地无谷无种,故往淮南籴买晚稻16石,九月二十八日舟行至固始县朱皋镇时,被“望河栏头所由等栏住,宪稻种不肯放过河来”115。拦头拦截朱宪稻种与当时淮南“禁止米斛过淮”的政策有关,但其之所以能够拦截16石稻种,恰是因为朱皋镇在望河上设置了拦锁。又,宣和五年(1123年)十二月十一日诏曰:“沿汴州县创添栏河锁栅岁额,公私不以为便,其遵元丰旧制。”116此处所指便是沿汴河州县在汴河设置拦锁向过往舟船征税。该诏也见于《宋会要辑稿》,所载缘由甚详,其文曰:

   宣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诏,访闻沿汴州县并添栏河锁栅,利在专栏乞觅,监官不复宿直,便于宴游而已。所收岁额,未尝别有增羡。其如留阻舟船官纲,兵梢縻费,侵盗斛斗,商旅营贩夜以继日,今乃留滞,公私不便,可并令依元丰旧制,仍晓谕商旅通知117。

   由此可知,诸州县将“栏河锁栅”仅设在汴河上(而非沿汴州县水陆两栖),拦河锁的形制为栅栏,栅栏中间应可开合。宣和五年诏针对的并非仅是增添商税岁额的原有拦河锁栅处,还有在本无拦河锁栅处创设的锁栅,如此则方便了河锁监官,可“不复宿直”。由此可知,拦锁税务官原需日夜当值以对河道上的船只征税。

   河锁不独设置在近桥梁处,也设置在津渡处。开封府的张家渡务、李家渡务,洛阳的长泉渡务以及大名府的南、北马陵渡口,梁村渡口,南、北罗村渡口等设在津渡的税务,也是通过设置河锁进行收税的。

   立拦锁以征收水路过税的做法在南宋亦应被沿袭。宋孝宗时期,知临安府吴渊上札子请求复置临安西溪拦税。上曰:“关市讥而不征,去城五十里之外,岂可复栏税?”118表明之前临安西溪段是置有拦锁征税的。其后相关史料虽缺,但考虑到南宋境内商业发展程度更甚于北宋,商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推测南宋各重要水道应立有拦锁以便“船栰之征”。

   在河锁、拦锁处负责查验、收税事务的,称为“栏头”“人栏头”“拦子”“揽子”“揽头”“头”等。此外还有女拦头,专门检查旅程上的妇女。水陆两路皆然。在北宋初年,他们是商税院从事杂役之人,由于他们熟悉商旅纳税的具体情况,可以节级“补税务职掌”。到北宋中期,拦头的地位有所提高,由转运副使从第五等户中选人充任。北宋末年以后,拦头数量增加,职掌增加,掌“批引”“验封”“收税”等事119,地位上升,活动频繁,活跃在客商必经的交通孔道与河岸,拦截客商,征收税钱。南宋时,朝廷多次下诏约束拦头的非法邀拦、索费等行为120。

  

   四结语

综括言之,宋代以前商税的征收多依靠关市之征,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关市之征的核心事务都在稽查行旅以防卫及维持治安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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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 202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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