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刚 武桐雨: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科技外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7 次 更新时间:2020-12-29 09: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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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德刚   武桐雨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与沙特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科技城、阿拉伯信息通信技术组织签署谅解备忘录,在突尼斯启动中阿北斗/全球卫星导航会议卓越中心,建设中沙北斗/全球卫星导航会议中心,在海运、内河运输等领域开展北斗教育培训、应用推广等合作;中阿还发起阿拉伯地区北斗用户体验评价计划。

   阿尔及利亚、埃及、苏丹、沙特和突尼斯是与中国开展航空航天合作的主要阿拉伯国家。2007和2013年,中国与阿尔及利亚在对地观测、通信、卫星导航、空间科学等领域签订合作备忘录,成立两国航天合作联合委员会,并于2017年成功发射阿尔及利亚一号通信卫星;2015年,中国与苏丹签订航天科技合作协定;2016年,中埃签订《中国援埃及卫星总装集成及测试中心项目实施协议》和《关于埃及二号遥感卫星及后续卫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16年,中国与沙特签署卫星导航合作谅解备忘录,并在联合探月、召开北斗研讨会等问题上达成共识,并于2018年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沙特卫星“沙特-5A/5B”;突尼斯成为中阿航空航天合作的新伙伴,2018年中阿北斗中心在位于突尼斯的阿拉伯信息通信技术组织总部举行揭牌仪式。突尼斯还承办了第二届北斗论坛。

   (四)“5G”技术

   “5G”网络涉及终端用户、通信基础设施和技术三个层面,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高科技合作的重点内容之一。在全球掌握“5G”核心技术的主要企业(中国华为、芬兰诺基亚、韩国三星、韩国LG、中国中兴、美国高通、瑞典爱立信、美国英特尔)中,有两家属于中国公司。2017年,中国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成为指导性纲领;近年来,华为、中兴与近20个阿拉伯国家的电信企业开展固网、无线网、智能终端等领域合作。在科技通信方面,资料显示:到2024年,中东和非洲地区的“5G”初始用户将达到6 000万人,潜力巨大。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第一个建立华为“5G”基站的国家,在2019年开罗举办的非洲国家杯比赛期间,华为还试验了“5G”网络。除埃及外,“5G”初始用户主要集中在海湾国家,尤其是沙特和阿联酋,而沙特是较早在中东地区部署“5G”基础设施的国家,还在2020年10月举办了全球人工智能峰会。这充分展现了阿拉伯国家“从骆驼走向5G”的发展趋势。信息通信技术高速发展带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当前全球所有国家网络空间治理能力提出了某种无差别的挑战;如何应对相关冲击,是“5G”技术在阿拉伯世界应用的重要任务。

   华为、中兴等掌握“5G”通信核心技术,在阿拉伯世界业务广泛,有助于阿拉伯国家增强治理能力。2018年10月,华为在第三届“中东创新日”举办了主题为“5G已来,迈向新增强移动宽带(eMBB)世界”的“5G”生态大会。华为宣布已在中东地区获得多个“5G”商用合同,包括与沙特电信公司(STC)签订“抱负项目”(Aspiration Project)、参与沙特无线网现代化和“5G”网络建设;华为与巴林通信公司(VIVA)签订合作协议。截至2018年底,已有来自阿联酋、沙特、科威特、阿曼和巴林等中东国家的11家电信公司与华为签署了“5G”技术协议。目前,华为公司在沙特国王科技城共建联合创新移动物联网实验室(4G-LTE),参与科威特五岛规划设计工作。2018年科威特埃米尔萨巴赫访华时,华为与科威特公司(CITRA)签署了北方五岛智慧城市合作协议,目前华为也是顾问企业之一;华为为科威特电信运营商提供“5G”解决方案,也在与科威特电信管理局合作“5G”的用户案例开发。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材料、生物制药、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合作表明,中阿经贸关系在新时代正在拓展新边疆,呈现新的发展态势。

   2019年,美国国防部负责中东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迈克尔·马尔罗伊(Michael Mulroy)曾警告海湾阿拉伯国家:中国与海湾国家的高科技合作,包括在“5G”网络合作,会破坏美国与海湾盟友的合作。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在高科技应用技术方面持务实态度,主张全方位合作,反对西方的高科技垄断,如沙特通讯和信息技术大臣阿卜杜拉·施瓦哈(Abdullah bin Amer al-Swaha)指出,只要华为遵守沙特技术规则与网络安全规定,沙特政府不认为使用华为公司的产品有任何问题。阿联酋也不顾美国的反对和阻挠,坚持与华为公司合作,推广“5G”网络。

   (五)无人机

   近年来,中国无人驾驶技术异军突起,“翼龙”“彩虹-4”等成为重要品牌,丰富了中国对阿科技外交的内涵。从西亚到北非再到东非,多数阿拉伯国家面临恐怖主义威胁,暴恐组织严重威胁国家政权安全和社会稳定。“无人机”是阿拉伯国家应对恐怖主义威胁、侦查海盗和极端分子活动的高科技武器,有力地维护了阿拉伯国家的稳定。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无人机”性能优越、飞行路程长、价格优惠,受到沙特、阿联酋、埃及和伊拉克等国的青睐。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伊拉克、沙特、卡塔尔、阿联酋、埃及、苏丹等至少6个阿拉伯国家使用“翼龙”和“彩虹”无人机。中国不仅向沙特提供了多用途的“翼龙”无人机,而且两国还签订合作协议,决定建立“无人机”工厂,在沙特联合生产“翼龙”无人机并出口至中东。中国与埃及、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的“无人机”合作,不仅提高了这些国家的防务和反恐水平,而且通过技术转让促进了对象国军用和民用无人驾驶技术的更新换代,带动了民用“无人机”产业的发展。

   此外,近年来中阿开始探索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合作,如华大基因公司在阿联酋、沙特建立了新型冠状病毒测试中心。该公司向沙特提供900万套检测试剂盒以及每天可处理5万个样本的6个实验室;华大基因还与阿联酋人工智能和云计算公司合作,共建中国以外最大的新冠病毒检测实验室。

   结语

   中阿两大民族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推动了人类科技进步。中世纪,阿拉伯民族继承了古希腊科学技术,在天文学、炼金术与化学、数学、物理学、医学等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华民族在农学、医学、数学、天文学等方面也为人类的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造纸、印刷、纺织、陶瓷、冶铸等技术闻名于世。只是到了近代工业革命之后,世界高科技的主导权才转移向西方国家,中阿两大文明才走向衰落。18世纪中期以来,西方蒸汽革命、电气革命和信息革命,使欧美等西方世界崛起为世界权力中心,中国和阿拉伯世界沦为国际产业分工的边缘地带。21世纪第四次工业革命——智能革命的开启,促进了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有望使中阿双方抓住机遇,使世界高科技领域的主导权由西方一家独大重新回归多强并立。展望未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科技外交应更富有想象力,总结经验,补足短板,加强合作机制建设。

   第一,中国应客观地看待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奉行“科技兴国”的基本国策,提升了科技创新能力,科技外交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与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巨大优势相比,中国、德国、日本、英国、加拿大、以色列等都显得较为逊色。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总体科技水平不及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只是“单项冠军”而非“全能冠军”——中国还不是一个综合性、全产业的高科技大国。阿拉伯世界科技水平则更加薄弱、人才匮乏,且拥有相近的生产要素禀赋,这就决定了新时代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只能以点带面、稳步推进,以重点国家、重点领域为突破口,遵循“先试点再推广”的原则,循序渐进,切勿步伐过大甚至盲目投资。

   第二,中国应在海洋研究领域弥补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的短板。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22个阿拉伯国家均拥有海岸线和港口,具有研究和开发海洋资源的独特优势。中国深海探测技术先进,“蛟龙号”创造多项奇迹,中阿海洋领域的共同研发潜力巨大。2018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就中阿在海洋领域的合作提出:中方支持阿方构建连接中亚和东非、沟通印度洋和地中海的黄金枢纽物流网。我们要携手打造蓝色经济通道,共建海洋合作中心,促进海洋产业发展,提升海洋公共服务能力。目前,中国已与东盟建立海洋合作中心,中阿海洋合作中心建设也具有巨大潜力,但此领域的合作有待进一步提高速度。

   第三,中国需要在生物医药领域拓展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将“医疗卫生”与“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科技合作”等一同定位为“社会发展领域”中的合作与交往。2015年,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卫生合作论坛在银川召开;2019年,第二届中阿卫生合作论坛在京召开。迄今,中阿在医药领域的合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国与13个阿拉伯国家签订卫生合作协议,双方在传统医学、生物医药等研发领域加强合作。“健康丝路”是中阿高科技合作在医学领域的重要体现,青蒿素、针灸等日益受到阿拉伯国家的青睐,中国已在摩洛哥建立中医药海外中心。然而,与核能、新能源、航空航天、无人机、“5G”网络等相比,中阿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合作刚刚开始,尤其在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肆虐全球以来,这一领域的合作意义重大,也应该是中阿高科技合作新的增长点。

   第四,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须应对西方“科技门罗主义”的干扰。科技本身是中性的,遵循“价值中立”的原则,但是科技在研究、开发和运用过程中往往掺杂了大国地缘政治争夺的因素,使之成为国家争夺权力、利益和拓展影响力的工具。“科技门罗主义”是指西方国家垄断与盟国的技术合作,通过高科技合作将盟国纳入自己的地缘战略轨道,维持西方大国和盟友之间在高科技领域的“中心—边缘”依附关系,通过政治施压、行政干预、经济制裁、出台法规等形式,阻止竞争对手与自己的盟国开展正常的科技合作,使盟友成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工具。正如王毅外长所指出的,美国动用国家资源打压中国的民营企业华为,拉拢盟友围堵华为,阻止其在国际上开展正常的业务合作,甚至造谣诋毁,破坏了国际多边自由竞争体系。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异军突起,打破了数百年来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之间天然分工,引起美国等西方大国的焦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科技进步,以“中国企业违反制裁令与朝鲜和伊朗有商务往来”“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对美国构成潜在安全威胁”等为借口,破坏国际市场规则,相继对中国的中兴和华为公司采取打压措施,以此延缓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进步,以图维持美国在高科技领域供应链的顶端。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在美国的压力下禁止华为参与这些国家的“5G”网络建设,体现出美国动用国家意志打压他国高科技民营企业的不正当做法,体现出美国的“科技门罗主义”。美国副总统彭斯将中美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视为大国竞争的重要形式,提出要对华采取新的遏制政策。尽管美国及其盟友控制着机器人、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90%的高科技产业,但是其对于中国的高科技追赶仍保持高度警惕。2020年2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称,各国在建设“5G”网络时应远离中国科技公司华为,甚至无端指责中国为“数字专制”。未来,不排除美国对中阿高科技合作采取进一步干扰措施,迫使阿拉伯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总之,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是中国高科技进步的产物。第四次工业革命,使传统地缘政治竞争的重点转向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及其引发的全球生产关系的竞争,给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中国积极迎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力争取得重大技术突破。中国身份从以往的“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和“引领者”,丰富了中国对阿外交的内涵,使中阿合作超越传统领域,向高科技领域迈进。中阿科技合作提升了双方国家治理水平,有助于两大民族的复兴与人类科技的共同进步。

   在今天多极化的国际体系中,国际关系必须走出单边型国际领导的格局,走向多元协作型领导格局。拥有关键影响力的少数国际行为体,将不得不寻求合作领导的路径,以解决共同面对的挑战。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科技合作将不断拓展新边疆,包括探索“三方合作”模式,如“中国+欧洲+阿拉伯”“中国+美国+阿拉伯”“中国+日韩+阿拉伯”等,实现合作主体的多元化,超越大国高科技竞争的“零和游戏”范式。只要中阿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开放的多边主义,就一定能够超越各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让科技回归本源,以合作共赢促进“科技共同体”建设,造福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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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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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亚非洲》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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