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刚 武桐雨: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科技外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7 次 更新时间:2020-12-29 09: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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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德刚   武桐雨  
中国在“自力更生、开放合作”的基础上推动科技创新,打破了发展中国家难以突破高科技发展瓶颈的所谓“科技宿命论”,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感到振奋。

   中国的高科技进步丰富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工具箱,使中国得以发挥自身高科技优势,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全方位合作中建立“议题联系”、丰富合作内涵。中东地区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地区之一,高科技合作成为中国与中东各国合作的“新边疆”。中国在中东的科技外交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以挖掘双方在技术、资本、市场等领域的潜力,有助于打破西方的技术垄断和第三方的技术封锁。其中,中国与以色列的合作属于“技术+技术”模式(如高科技产业园、机器人产业园、生物岛、创业园等);中国与土耳其的合作属于“技术+资本”模式;中国与伊朗的合作属于“技术+市场”模式;中国与22个阿拉伯国家的科技合作更加复杂,形成了复合多元模式。原因在于阿拉伯国家国情差异甚大,科技创新基础总体薄弱,在世界创新指数中排名靠后。表现最佳的阿联酋位列世界第36位,而其他阿拉伯国家排名均在中位数以下。

   中国政府努力营造学习型社会,尤其是21世纪第四次工业革命开始以来,中国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主张学习人类一切优秀文化,促进了科技创新,使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凸显“巩固存量、扩大增量”的特点。前者指巩固双方在能源、贸易、投资和产能等传统领域的合作;后者旨在拓展双方在核能、新能源、卫星导航、探月、“5G”技术、无人机、技术转移、联合实验室等领域的新合作。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本着“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受到阿拉伯国家的普遍欢迎。双方坚持“科技”与“政治”相分离的原则,避免科技合作的政治化趋向,主张以互利共赢促进共同科技进步,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宏伟目标而共同努力,意义重大。

   第一,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有助于打破西方的技术垄断,促进人类科技的共同繁荣。在高科技领域,中国从国际规范的接受者到国际规范的改造者和引领者,主张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反对部分西方大国垄断高科技、甚至通过限制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来维持现有的技术鸿沟、奉行技术霸权主义等行为。从“5G”技术到高速铁路,从半导体到人工智能,从无人驾驶技术到移动支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呼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呼吁超越狭隘的国家利益,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推动科技创新,共同面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201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时指出:“世界多极化进一步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需要认真对待的新威胁新挑战。”从习主席的讲话可以看出,中国希望打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藩篱,通过技术转移和技术培训缩小各国之间的高科技差距,促进优势互补和共同进步,帮助广大阿拉伯国家跟上高科技与时代发展的步伐,从而建立共同繁荣的命运共同体。中阿技术转移中心促进了中阿在高科技领域的全方位合作,有利于双方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也有利于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跟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步伐。2020年以来,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Covid-19)肆虐全球,实际上敲响了警钟——人类急需携手加强高科技联合研究,共克时艰。西方大国垄断核心技术,无异于故步自封,从长远来看也不利于西方国家自身的科技进步。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有利于后者搭乘中国高科技发展的快车,形成“多元合作模式”。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深度合作,并不意味着后者必须“选边站”或者放弃与其他大国的高科技合作;相反,中国乐见阿拉伯国家同所有国家开展科技合作。如在核能领域,阿联酋与韩国、埃及与俄罗斯合作密切;在太阳能领域,沙特与日本合作成果丰富;在卫星导航领域,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GPS)、欧盟“伽利略”和俄罗斯“格洛纳斯”均是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对象。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有助于后者在高科技领域摆脱对某一大国的路径依赖,帮助阿拉伯国家跟上科技创新的步伐,避免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被进一步拉大,为产业升级、扩大就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奠定基础。

   第二,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有助于探索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新模式。在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上,科技正打破以往单一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是西方世界(强势)向非西方世界(弱势)的单向输入,而是一个受特定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以及历史传统等多种因素影响下的自我再建构过程。在高科技快速发展、代际周期越来越短的新时代,大国崛起表现为治理理念的创新与治理能力的增强,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促进了中阿双方治理能力现代化。2014年,习近平在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说指出:我们不能要求有着不同文化传统、历史遭遇、现实国情的国家都采用同一种发展模式。阿拉伯国家正在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我们愿意同阿拉伯朋友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以中国、海合会国家、埃及、约旦、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着眼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机遇,以国家治理为导向推动政治现代化,超越了西方“民主”与“威权”、“北方”与“南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等机械二分法的政治话语,打破“西方民主优越论”“民主例外论”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神话,超越“华盛顿共识”,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中把治理能力作为衡量一国政治制度优劣的标准。阿拉伯国家普遍将中国视为值得信赖、可相互借鉴发展经验的伙伴;而且,中国被视为一个通过内涵式发展实现民族复兴的发展中国家,而不是依靠扩张或者殖民掠夺积累社会财富的霸权国。

   高科技发展为中阿各自经济、社会和环境治理提供了新手段。中国和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主张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主张在上层建筑层面进行渐进式改革而不是颠覆性革命,反对西方强制输出所谓“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和将西方的政治制度嫁接到阿拉伯国家、导致水土不服。中阿运用高科技提高政府治理水平和管理现代化,推动了政治现代化的多元模式。中国认为,阿拉伯国家面临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安全威胁,其中政府治理能力不足是根源之一。在与阿拉伯国家进行高科技合作时,中国尊重对象国,和阿拉伯国家平等相待,不会提出人权、民主或者政治改革等附加条件,避免技术合作“政治化”,这使中国提出的技术转移中心和“科技兴国”理念更受欢迎。

   第三,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有助于阿拉伯国家应对新技术带来的安全挑战。以网络安全为例,阿拉伯国家互联网应用起步晚,但发展迅速,互联网用户人数不断增加,来自西方国家的“推特”“脸书”等日益普及,既给阿拉伯国家信息化与全球化发展带来了契机,也提出了挑战,如在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后,阿拉伯国家政府常常采取断网措施。在高科技加速发展的新时代,如何在保证民众享有互联网自由的前提下加强网络安全,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维护网络主权,是摆在阿拉伯各国政府面前的重要任务。始于2010年底的所谓“阿拉伯之春”被称为“推特革命”,在境外势力的推波助澜下,抗议示威人士通过大众媒体和新媒体煽动公共舆论,对阿拉伯国家社会稳定构成了严峻挑战;如何防止境外力量将新媒体作为政治动员的工具,考验着阿拉伯各国政府的治理能力。近年来,中国的华为公司为每年数百万麦加朝觐者提供通信安全服务,增强了沙特网络安全;中国“无人机”增强了沙特、埃及、阿联酋、伊拉克的防务和反恐能力,为上述国家利用高科技手段增强政府能力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四,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有助于形成开放的多边主义科技规范。美国等西方大国奉行“国内规则国际化”,在国际合作中将国内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推广至盟国和伙伴;中国和广大阿拉伯国家主张从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审视国际合作,积极履约、遵守国际游戏规则,做到“国际规则国内化”。西方发达国家在新兴大国的高科技追赶面前日益感到不适应,甚至通过“毁约”“退群”等逆全球化的方式维持既得利益和现存优势。美国甚至酝酿“科技冷战”,采用行政手段对新兴大国甚至是盟国的高科技产业和公司采取不正当的打压措施,导致科技合作工具化,违反了多边贸易体制,也不利于人类社会在高边疆、新边疆领域开拓进取、创造共同的价值。高科技为人类之公器,理应成为推动人类进步和共同价值的“公共产品”。中阿在科技合作领域一致认为应坚持“去政治化”方向,把政治分歧与科技合作议题分开来,形成开放的多边主义科技规范。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的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是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的鲜明特征。这是因为,与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只涉及单一产业不同,第四次工业革命涉及多元复合产业和前文提出的“三元空间”,渗透到几乎所有的行业和领域。此外,前三次工业革命研发成本低,甚至通过个人的发明创造即可完成、形成科研成果的市场转化;第四次工业革命使中阿双方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受到冲击,必须处理好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利用产业的集群优势推动整个产业的更新换代。这就需要政府建立国家动员机制,加强战略规划和引导,发挥政府的强大动员能力和协调能力,提供资金、产业与政策支持。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坚持“顶层设计、自上而下”的路径,主要具有以下优势。

   第一,中国政府的强大动员能力和规划能力,奠定了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顶层设计的决策基础。在科技革命的浪潮中,顶层设计并不意味着“计划经济”或“政府越俎代庖”,而是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来支持技术的研发与应用,由国家和企业共同承担技术追赶的成本和跨越技术断层的风险。以德国为例,在政府的战略规划下,德国三大工业协会——资讯技术和通讯新媒体协会、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和电气和电子工业联合会实现协作,共同建立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平台”。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也一致认为,应发挥政府的积极引导作用,形成“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政府—企业互动模式。顶层设计实际上避免了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高科技领域的市场投资盲目性和发展滞后性,使“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有机结合起来。在国家治理层面,中国和主要阿拉伯国家共同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避免财富的两极分化,预防国际跨国公司、金融大鳄冲击本国高科技行业,扶持本国高科技企业(包括国有和私营企业)的发展,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政府着眼于未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优先发展高科技行业,在百年变局面前未雨绸缪,加强顶层设计。

   在2014年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根据双方达成的共识,提出了中阿“1+2+3”合作架构,就是双方顶层设计的体现。其中“1”为能源,旨在建立能源合作伙伴;“2”为贸易与投资,旨在建立贸易与产能合作伙伴;“3”涉及核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高科技,旨在建立高科技合作伙伴。“1+2+3”不仅体现了中阿合作的横向维度,而且体现出“基于历史、继往开来”的纵向维度,彰显中阿合作的三个历史阶段——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后,中阿以能源合作为主,为第一阶段;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后,双方合作范围从能源合作拓展至贸易、投资和产能合作,进入第二阶段;2014年以来,中阿合作在原有“存量”——能源、投资和产能的基础上,拓展至高科技领域,涉及物理世界、虚拟世界和生物世界三大领域。2018年,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的讲话,再次体现出中国对阿科技外交的顶层设计。他指出,“要加强中阿在核能、太阳能、风能、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材料、生物制药、智慧城市等领域合作,落实好中阿科技伙伴计划,共建联合实验室,加快网上丝绸之路建设,争取在网络基础设施、大数据、云计算、电子商务等领域达成更多合作共识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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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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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亚非洲》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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