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 冯贤亮:从经济史到文化史:传统江南研究的若干问题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2 次 更新时间:2020-12-29 08:5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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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 (进入专栏)   冯贤亮  

   很多人为了谋生,需要依靠精湛的生产技术,由此也使地方上的整体生产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从而闻名全国。张瀚曾说江南地区的奢化生活,是有精工细作的产业所支持,而能享受奇艺绝品的,当然不可能是普通百姓,毕竟那些“盈握之器,足以当终岁之耕;累寸之华,足以当终岁之织也”,是一般人无法企及的。(75)

   直到盛清时代,长江下游地区最重要的都会,如南京、扬州、苏州、杭州等,已各擅其胜,各具特质。按刘大观的评论,“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可轩轾”。(76)这样的论说,并不是全面的,但确实勾勒出了杭州、苏州等城市在长江三角洲都市圈中的角色与地位。

   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比较明晰地体现于不同时代人们对于“世风”“风俗”“民情”“世态”等的归纳评述之中。

   如昆山县,文化的兴盛与地方的人文培育有相当的联系。晚明地方官府就曾有昆山“风土清嘉”“民以务孝养、勤本业为事”“好学而知礼,尚孝而先信”“仕者重名俭、薄荣利”以及“家知读书、人知尚礼”等这类正面的表述。(77)当地人、弘治十八年状元顾鼎臣于早期的生命历程中,也切近地感受到了这种人文传统,如他所言的“吾昆士风,素号近厚。前辈作之,后贤翼而传之,有相好,无相害”。(78)但是在晚明,整个社会如嘉善人袁仁所论的那样,有“举世蚩蚩,颓风靡靡,江湖下趋,势不可返”之态。(79)到其子袁黄所处的万历年间,当地社会与世风是所谓“赋重而民疲,事繁而俗靡”。(80)袁仁时代就存在的那种社会困境与风习,即“江南之租赋太重,何以轻之?北方之荒土甚多,何以辟之?奸幸满朝,何以祛之?贿赂公行,何以清之?造作不息,醮祭日繁,何以止之?贤人在野,何以进之?四夷未靖,边费日增,何以省之?”(81)仍然得不到有效的解决。而“俗靡”的问题,有越来越盛的倾向,于生活文化的表现尤为明显。松江士人范濂承认:“余最贫,最尚俭朴,年来亦强服色衣,乃知习俗移人,贤者不免。”(82)至于官场之中,就像后来的人所论,迎来送往,更是竞尚豪华,“大率寻欢选胜,酒食嬉游”,饮宴馈赠之风浓厚。(83)如太湖中的洞庭东山,已然是“华屋康衢,熙来攘往”,一派乐土气象,时人称为“与城市同风”。(84)

   而世家大族比较强调的耕读传统与教育文风,在精英士大夫家庭中仍得到很好的维续,当然大多有家族经济力量与文化资本的支持。像松江人何良俊强调的那样,一般的家族不是让子弟依赖家世与财富地位而随俗放荡,而是比较重视子孙的培育与教诲,不仅要求“知孝悌忠信”,而且强化“读书”观念,“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这样的“知教”且“知学”的家族文化要求相关。(85)万历四十四年(1616)状元、嘉善人钱士升远宦京城,仍不忘教育在家乡的长子钱栻:“汝在家,只宜杜门读书,静以修身,俭以养德。”(86)这也与魏大中教育其幼子魏学洙所论一般:“只是读书,并无别事”。年青人最重要的事,就是读书:“读书才明义理。义理明,然后可以处患难。义理明,然后可以处饥冻。义理明,然后可以事父兄师友。义明理,才文理通。文理通,然后可以训书糊口。”(87)读书的目的在科举。科举在明清士人的视野中,仍然是个人乃至家族于政治攀升方面最重要的途径,并可望达到较高的社会目标。(88)而科举事业与文化教育,在江南又是最昌盛的。(89)

   对江南地区社会风貌与生活文化的概括,最经典的,莫过于王士性以“浙西”为例的论说。他认为,浙江全省十一个府,可分为三个区域:浙西的杭、嘉、湖为平原水乡,“为泽国之民”。其他地区就是所谓的浙东,可以一分为二。一是金、衢、严、处,所谓“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二是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这三大区域中的民众各自为俗,生活文化与风俗表现差异较大: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这些都是环境差异及其营造的不同民生与风俗;而社会关系因而也有不同,主要体现在缙绅与庶众之间:杭、嘉、湖“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金、衢、严、处“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宁、绍、台、温则“闾阎与缙绅相安”。(90)

   可以发现,传统研究都将江南作为一个共同体,对其内部的文化生活、民俗惯习、衣食住行、声色娱乐、休闲空间等,作了全面的考察。(91)与其他地方相比,江南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士大夫仕于朝与游宦于其地者,率目之为乐土”;百姓只知努力耕作以供赋税,到老死都不知有兵争、战斗、死亡、危阽之忧。(92)特别是江南社会上层的造园理念与无处不在的园林营建活动,吸引了江南内外无数人的目光,也深蕴此类文化活动的经济意义。(93)

   江南这类自然与人文之间的文化实践活动,在全国具有引领意义,尤其是苏州的风俗文化,深为时人所仿效。王士性就说,苏州地区的人,“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94)像虎丘空间已成了人们消闲与享乐的公共园林,也建构了日常生活与文化活动的独特地景(95),极大地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它与苏州阊门外的七里山塘一起,共同建构起独特的人文风貌,且被不断叠加与浓墨书写。(96)另外,遍布江南城镇乡村的园林,充斥了日常生活的经济性、消费性、公共性、娱乐性与空间性等元素(97),并形成江南文化的重要品牌。

   从晚明以来,江南地方社会生活中,学诗、学画、学书本以苏州地区为最盛,松江府地区一直深受此风影响,产生了很多高才美质之辈,努力追踪先贤,且尽力于雅集雅事,使当地文化昌盛起来。(98)也因为松江、苏州等地文化的鼎盛,画艺群体的卓越,而使江南成为整个中国最重要的画艺创作与品鉴空间。自明末以降,从松江为重心(以董其昌为代表),到清初转换至太仓、常熟两地,塑造了所谓的娄东画派和虞山画派,并以之为主导,产生出清初“六大家”,被后世尊为画坛的正统。(99)

   至于当下所论的“江南文化”究竟成型于何时,如何演进,学界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这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热烈讨论,大致集中于从早期的“吴越文化”至晚近的“上海文化”的历史演化与建构的进程。而传统的江南文化辐射的地域范围,从宋室南渡以来,逐渐浓缩至太湖平原为中心,仅就江南城市文化而言,又基本以苏、杭为代表。当然,江南文化的发展,是与整个中国历史进程是相联动的。

  

   五、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性

   仅以明清时期而论,帝王们对于“江南”是比较警觉的,除了大量汲取东南地方赋税资源外,对于江南的民情与政治动态一直十分关心。朱元璋在位初期,就已经认识到元代以来江南地主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声望对王朝统治可能带来的不安,他下令将他们迁向新都南京,或者更远的地方。据《明实录》所载,洪武三十年四月在户部上报“富民籍名”前,朱元璋曾对户部尚书郁新、吏部侍郎张迪等人言:“稽诸户籍,列名以闻。朕将选用焉。”户部讨论后的举措是:“云南、两广、四川不取,今稽籍得浙江等九布政司、直隶应天十八府州田赢七顷者,万四千三百四十一户。”朱元璋表示对于这一庞大的有力阶层,要“藏于印绶监,以次召至,量才用之”。(100)另一方面,他也很注意地方上对王朝统治的忠心与忠诚,着力褒扬。

   早在洪武四年,刑部在搜查狱中囚犯的时候,发现了一些私人书信,并向朱元璋汇报。朱元璋在这些书信中发现了一封湖州府德清县新市镇人王升写的家信。这封信是王升写给前一年十一月刚刚去平凉府崇信县任知县的儿子王轸的。信的内容大致是王升告诉儿子王轸在外要好好做官,不必担心家中事务。王家在乡下已完成国家要求的里长之役,但新佥派的徭役,主要是弓兵,在新市镇又要开始了,花费自然少不了。王升知道儿子要为国家效忠,告诫儿子为官要廉洁,除了强调“治民以仁慈为心,报国以忠勤为本,处己当以谦敬”外,学业仍不可荒废,还要认真读些传统经典,熟读洪武初期新定的律法,平时生活要有节制,不要过度饮酒。他还要儿子得空时买一二枚附子(乌头或附片,有补火助阳等功效)、一二斤四川产的辣椒寄回,而且叮嘱儿子一定要先交税。这封信让朱元璋十分震动。他觉得这是向全国宣扬遵纪守法、劝善惩恶、移风易俗的好教材,是推行其“礼治社会”的理想素材,于是马上派人带着谕旨到湖州王升家中进行赏赐旌扬,以表彰他对儿子教导有方。后来明宣宗在编写《五伦书》时,将此事记了下来。(101)到英宗时,此书才刊行全国,目的是宣扬忠、孝、悌、忍、善,包括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五伦道德根本,采集经传子史中的嘉言善行,以期产生弘扬教化的良好效果。

   在清代,作为康熙的密探,曹寅(1658-1712)就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官员,在江南担任江宁织造与两淮巡盐御史时,根据康熙的要求,非常注意地方民情与官场动态。(102)类似的人物就是曹寅的妻兄李煦(1655-1729),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出任苏州织造后,常向康熙密报江南地方的各类情况。在康熙五十年的一份密报中,他言及地方官府正处征钱粮时节,“因各州县有好管闲事衿监把持衙门”,使各府属解交藩库不到四五万两;甚至“捏词控告”,使各州县官都不敢严比,以致国家应征的漕米丁银被迟误。(103)

   从康熙三十二年到六十一年,李煦在织造局任上,给康熙呈过大量的奏折,统计下来,是整个康熙朝回缴官员朱批奏折中数量最多的。根据这些奏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康熙朝政治的许多实际面貌,以及康熙是如何精心管理国家、加强对地方行政的掌控、维护中央皇权的。康熙说过:“朕无可以托人打听,尔等受恩沉重,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好。此话断不可叫人知道!若有人知,尔即招祸矣。”(104)

   至于探听地方官场动静,言辞就比较隐晦,康熙依然要求保密。康熙四十八年十二月初二日,李煦上《扬州冬雪折》,表面上是与民生有关的晴雨折,实际上是要讲地方稳定情况的:“窃扬州地方,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已得冬雪,明年春熟,可以期望。至于扬州、苏州近日米价,上号的仍一两之内,次号的仍九钱之内。人情安贴,地方无事。理合奏闻。”(105)后面讲的“人情安贴,地方无事”,才是这个奏折的重点。

   至于明清交替之际的政治与社会,更是很多学者关心的课题。鼎革之际江南士人思想的发展,清王朝统治者如何处理“江南”这一特殊区域的策略或技巧,在文化上怎样将其自身统治合法化(106),地方社会的因应与复杂表现,尤其是在1647年江南的抗清遭受大清洗之后的情态(107),都是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

   而清代太平天国战争后国家权力下移、地方自治的论说,其实仍然是有很大局限的。国家权力的垂直控制系统,依然很牢固。(108)在传统社会中,自治这个词,以及哪怕是带有这个味儿的事物,恐怕都不能见容于理性的官僚制形式。就像萧公权指出的,地方自治对于乡村控制的体制来说,是一种不能容忍的概念,在乡村里出现的任何地方首创精神或村社活动,要是能被官方认可,那也是因为它们有助于其加强乡村控制,或者就是政府认为无需对之进行干涉罢了。(109)

   当然地方上存在的安全系统(譬如治安方面有里甲、保甲、巡检制度,社会保障方面有覆盖城乡地区的民间强大的慈善组织与善举活动等(110)),为王朝统治在江南的稳固,提供了重要基础。精神生活和信仰,虽然与经济活动一样会有超越政治控制框架的表现,而且官方儒学经典、祭典和民间地方祭祀系统之间有着密切关联,但在帝制时代,最终还是要受到政治的约束,国家权力是影响民间社会最大的变量。(111)

需要强调的是,地方士人与官府对于政治统治与地方安全,其实是比较敏感的。而且往往也能从“国家”的视角,提出加强地方管控与州县治理的必要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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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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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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