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峰 姚春敏 等:唐代政策干预下的河东“两池”盐业发展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8 次 更新时间:2020-12-26 16:3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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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峰   姚春敏    
可以肯定它的设立并不只是针对编户生产者本人的,不一定使池户地位“更接近于贱民”。“两池”盐业生产者让县令都要另眼相看,“不许差役追扰”,可见在唐代,国家还是赋予“两池”盐业编户一定的特权。赋权目的无非是保证编户能更好地从事盐业生产,为国家创造更多的价值。

  

   三、立庙祭祀、跨界销售等政策下河东“两池”盐业影响力扩大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盐铁使刘晏受命开始新的盐政改革,“出盐乡因旧监置吏、亭户,粜商人,纵其所之”。25根据新法,国家在产盐区设置盐官,向盐户统购盐,再将盐税加入后提价卖与商人,听其运销,所过州县不再征税,形成了政府控制的官、商、民三者共同经营的盐业产运销模式。新政策既向生产者征税,又向盐商征收经销税,同时还把手中的盐加价卖给盐商,政府利益实现了最大化。

   由于河东“两池”属西道转运使管理,所以,这里也推行了刘晏盐业新政。“两池”所属十几处盐场设置了相应的机构与职官进行管理。具体管理河东盐务的是两池榷盐使。史料载,“安邑、解县两池,置榷盐使一员,推官一员,巡官六员,安邑院官一员,解县院官一员,胥吏若干人,防池官健及池户若干人”,26作为盐铁使的派出机构管理河东“两池”盐务。

   (一)立庙祭祀强化“两池”盐业生产

   河东地区自然灾害会影响“两池”生产效益,特别是水灾总会让统治者倍感焦虑。为确保盐池正常生产经营,皇帝亲自为河东“两池”制定了特殊政策。史料记载,大历十二年(777)秋,河东水灾为患。由于当时主事官员崔陲积极疏导,河东“两池”主体安邑东池受灾较小且池生瑞盐。皇帝闻讯大喜,同年十月赐盐池“宝应灵庆池”,随后在“两池”间建立池神庙。唐代《宝应灵庆池神庙记》介绍了大历十四年(779)夏五月九日在池神庙举行的“秩齐四渎,礼视三公”27祀典,其规模相当于享受国家祭祀中的中祀礼遇。立庙祭祀,既反映了传统社会里,国家政策制定者对河东“两池”盐业活动的重视,也展示了河东“两池”盐业活动在国家统治阶层中较强的影响力。立庙祭祀且规格高,无形之中增强了河东盐业的扩散效应,为国家出台一些针对河东“两池”盐业活动的新政策奠定了政治基础。

   大历十四年后,中央政府更加重视对河东盐池的管理,不断调整河东“两池”盐务管理机构与职能。“先是,两池盐务隶度支,其职视诸道巡院。贞元十六年,史牟以金部郎中主池务,耻同诸院,遂奏置使额。二十一年,盐铁、度支合为一使,以杜佑兼领。佑以度支既称使,其所管不宜更有使名,遂与东渭桥使同奏罢之。至是,裴均主池务,职转繁剧,复有是请”。28可以看出,唐中后期,朝廷先后任用七位高官主持河东盐政,足见中央倚重“两池”盐的急迫心态与坚定决心。

   立庙祭祀,高官兼职,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两池”盐业经济发展,增强了“两池”盐业活动的吸引力。唐代文人梁肃在其《盐池记》里描述了当时“两池”盐生产与运销的情况,“大命日下,巡功岁移,广岸砥平而可砺,修畦绮分以如织……隶户征算,盐人揭书。民无不供,先薄税以从赋”。29《大唐河东盐池灵庆公神祠颂》碑上也有“雪野霜地,积如连山。羡漫区域,归于涂潦。泉货之广,没于齐人”的记载。根据大历年间的“两池”盐利收入和盐价可以推算出当时盐的产量大约在130万石。至于“两池”盐流通销售情况,长庆二年(822),沈亚之在《解县令厅壁记》中就有“蒲盐田居解邑下,岁出盐,流给雍洛二都三十郡,其所会贸,皆天下豪商滑贾”30的记载;元和中(806—820),盐铁使李巽也有“四方豪商猾贾,杂处解县”31的感慨。可以发现,由于邻近东西两都,加之池盐品质优良,且盐利数倍于农业收入,河东“两池”盐吸引了各地众多商贾前来运销,销售范围达“二都三十郡”,充分显示了河东“两池”较强的集聚效应。

   (二)跨界销售扩大“两池”盐业影响力

   跨界销售是国家为“两池”盐业出台的特殊政策。为了防止因海盐、井盐与池盐成本不同,商人趋利造成盐价冲突,致使专卖收益减少,国家出台了销盐分界政策。河东盐的界限也很明确。《大唐河东盐池灵庆公神祠颂》碑载有“度土定食,止于中州,济于横汾,爰距陇坂,东下京郑而抵于宛”,这是河东“两池”盐的运销区域。更确切的记载见宪宗元和六年闰十二月(812)度支卢坦奏章,“河中两池颗盐,敕文只许于京畿、凤翔、陕、虢、河中泽潞、河南许汝等十五州界内粜货。比来因循,兼越兴、凤、文、成等六州”。32可见,河东“两池”盐行销地域大致辐射今天的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以及安徽北部、湖北北部和甘肃的部分地区。虽然国家规定了盐的销界,但当度支卢坦奏请河东池盐越界销售时,皇帝批准了。史书记载,“‘得山南西道观察使报,其果、阆两州盐,本土户人及巴南诸郡市籴,又供当军士马,尚有悬欠,若兼数州,自然阙绝。又得兴元府诸耆老状申诉。臣今商量,河中盐请放入六州界粜货。’从之”。33表明河东“两池”盐经国家最高统治者批准,就可以获得跨界销售的特殊政策。

   河东“两池”盐产量较为充足,加之成本低、质量好,区域外又有需求,这就为“两池”盐突破政策界限提供了基础。同时,“两池”盐跨界销售符合河东“两池”盐业官员的心愿。因为各院、监、场在榷盐收支上必须承担一定任务,所承担任务独立核算。这一点在元和十三年(818)十月中书门下《请定钱数出入条例奏》可以看到,“其盐铁使所收议列具一年都收数,并已支用及送到左藏库欠钱数。其所欠亦具监院额,缘某事欠未送到”。34说明盐铁使在上报全年的榷盐总收入时,欠缺部分必须落实到各监、各院,因为任务完成情况与院、监、场官员的升迁直接挂钩。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议盐法之利弊论盐商之幸》中提到“今之主者,岁考其课利之多少,而殿最焉,赏罚焉”。35河东“两池”盐官也怕考核落后影响前程,便想方设法让商人多销盐。因此,合理越界,扩大“两池”盐销区,就成为当地盐务官员力主之策。

   立庙祭祀、跨界销售,进一步推动了“两池”盐业生产,更使得国家收入大增。刘晏改革,“初年入钱六十万,季年则十倍其初。大历末,通天下之财,而计其所入,总一千二百万贯,而盐利过半”。36河东“两池盐利,岁收百五十余万缗。……盐民田园籍于县,而令不得以县民治之”,37粗略计算,唐代宗大历初年,河东盐业收入约占全国盐收入1/4,约占全国财政收入1/8。销界政策使河东“两池”盐长期保持较高价格而不受南方海盐冲击,国家获利甚丰;但是,劳动者因利微缺乏动力去进一步改进生产技术,而且因为河东“两池”百姓守着盐池却长期承受高盐价,无形之中催生了对价格较低私盐的需求,从而引发出新的社会问题。

  

   四、利归度支、催促检稽下中央与地方的河东“两池”盐利之争

   唐代中后期,利属度支政策下,中央政府完全控制河东两池“盐业”,攫取盐利力度加大,减缓了河东盐业发展的步伐;之后出台催促检稽政策并未能改变中央政府收取“盐利”受到藩镇限制的局面,河东“两池”盐业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抗衡中艰难发展。

   (一)利属度支政策下中央加大攫取盐利力度

   前文提过,具体管理河东盐务的是两池榷盐使。“两池”榷盐使隶度支,由中央派官充任,盐利也完全“利归度支”。政策设计是中央政府通过度支完全控制和拥有“两池”盐利。唐代后期,由于时局动荡不安,国力衰落,政府财力困乏无术,来自地方节度使的对抗,使利属度支政策受到很大冲击,更使唐政府对盐池的控制力大为削弱。唐僖宗年间(874—888),王仙芝、黄巢起义发生,中央财政捉襟见肘,更加倚重河东盐利。然而,为增强个人实力,河东节度使也将目光盯上“两池”,甚至武力对抗中央。“自黄巢乱离,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兼领榷务,岁出课盐三千车以献朝廷。……重荣上章论诉,言河中地窘,悉籍盐课供军”。38节度使坐拥“两池”,财大气粗,不听朝令,引发战争,“令孜遣邠宁朱玫进讨,壁沙苑。重荣诒克用书,……克用合河中兵战沙苑,孜大败,奔邠州。神策军溃还京师,遂大掠”。39为争盐利,中央与地方发生战争且最后溃败,这在传统社会甚为少见。一是地方节度使占据“两池”资源,依靠盐利在军事力量上迅猛发展,在与朝廷的抗衡中竟能取胜,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政策调整,也为地方获取更多盐利奠定了厚实基础。二是朝廷派节度使兼掌盐池榷盐使,想借助其兵力以保护河东盐利,但力不从心,事与愿违,最终却为“因盐生乱”40埋下了隐患。“岁出课盐三千车以献朝廷”,一个“献”字足以说明乱离之下国家对河东“两池”失去了政策的主导权,只能由节度使兼任盐铁判官,掌管盐利。中央实力大大减弱,其对河东“两池”的主导权也就不复存在。

   (二)催促检稽未能有效实现中央对盐利的绝对回收

   既以地方掌盐利,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又如何协调呢?政府“催勘”政策应运而生。“催勘”就是对榷盐使应上缴的盐利加以催促、检稽,这是中央在节度使主掌盐利后为确保国家收益的一种制度性举措。作为朝廷的代表,担任此职务官员要不断和藩镇交涉以保证中央盐利回收。裴廷裕撰《大唐故内枢密使特进左领军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上柱国濮阳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食实封一百户吴公墓志铭并序》记载,“乾符末,先皇帝以郇瑕之封,筦榷遗利,命公以本官充解县□监催勘副使……以功赐绯鱼袋,充解县催勘使。……公则以榷利钱寄河中府,单车往河北,传檄诸道,言天子蒙尘之辱,责官司奔问之仪。……先帝感其忠果,锡以金章,依前充解县榷税使。会蒲帅王荣尽占盐租,请赡军伍……”41由这则史料可知,吴承泌“充解县催勘副使”从乾符末一直到“蒲帅王荣尽占盐租”之前,即使在“关河失守”僖宗远到蜀地之后,吴承泌所收到的盐利还被用作“传檄诸道”“责官司奔问之仪”的费用。由此可见,在黄巢农民军占领长安之前,朝廷仍能基本收到河东盐利,只是主掌者已经不是度支隶属下的榷盐使,而是权力日益增强的地方节度使。“蒲帅王荣尽占盐租”之后,唐王朝便在盐利枯竭中快速走向它的末日。

  

   五、总结

   唐代河东“两池”是重要的池盐生产之地。本文通过分析唐代不同时期政策在河东“两池”落实情况,发现这些政策通过不同的路径影响着河东“两池”盐业发展。

   唐朝建立后,所施行的盐业政策既有对前朝征税制、官营制、无税制等政策的继承,也有根据统治需要出台的以盐代租、租佃制等创新政策。特别是租佃制,使“管理者与做工者之间有一定的雇用与被雇用的关系”,这为河东“两池”盐扩大再生产提供了制度保障。河东“两池”盐业在民屯官营和畦户承租的盐业政策引导下,通过官营民制推动盐业分工细化,提高了池盐的生产效率;同时通过官督私营让利于民,提高了畦户生产和劳动积极性,扩大了“两池”地区池盐产量。

   河东“两池”盐业生产活动原本名义上是民间经营。但是唐代中后期通过设立盐政衙门和编户生产,逐渐强势介入和控制河东“两池”池盐生产经营活动。一方面,官方对“两池”盐业强势管控削弱民间力量,提高了池盐产运销的管理成本,同时也抑制了池盐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政府过度追求利益最大化导致盐价上涨,这为私盐的滋生和泛滥创造了条件,为新的社会问题出现埋下了隐患。

   刘晏盐业新政后,立庙祭祀强化河东盐池政治上的规格,跨界销售扩大了河东“两池”盐业影响力,促使河东“两池”盐业集聚发展,创造了巨大收益。但是,河东“两池”盐业劳动者缺乏改进制盐技术的积极性,也潜存着对价格低廉的私盐的需求。

唐代后期,利属度支政策下,中央政府完全控制河东两池“盐业”,攫取盐利力度加大,减缓了河东盐业发展的步伐;之后催促检稽政策并未能改善中央政府收取“盐利”受到藩镇限制的局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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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2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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