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仰光:“国家”在魏玛宪法中的三个“高光时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4 次 更新时间:2020-12-21 08:4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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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仰光  
这导致“事实优先”的逻辑在国家法领域重新成为主流话语,并在纳粹时期以“生活的胜利”的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直到二战结束之后,凯尔森的国家法理论才真正获得了付诸实践的场地,以基本法作为现实基础的德国公法学开始从“国家法”(Staatsrecht)转向了“宪法”(Verfassungsrecht)的学术话语。

   耶利内克和凯尔森的理论分歧导致魏玛宪法在德国宪法传统叙事之中可能存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形象,其一是在20世纪初将普鲁士霸权和纳粹专政串联起来的一个乏力的、脆弱的政治妥协;其二存在于更宽的时间范围之内,是一个将法兰克福宪法所体现的自由主义理念与《基本法》中完善的法治国(Rechtsstaat)形式衔接起来的必要的中间环节。某种意义上,这仍然是一个关于魏玛宪法的双重历史连续性的印证。二战之后,这两个截然相悖的形象交替出现在德国宪法学界,无论是被当作惨痛的教训,还是一种可贵的经验,魏玛宪法都是人们在应对眼下重要的宪法问题时可能会去叩问的一面镜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想要给魏玛宪法下一个教科书式的定义的尝试都是愚蠢的。毕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魏玛宪法。

  

五、结语:多向度的历史

   本文讲述了三个看似并无关联的故事,其中第一个故事讲述了魏玛德国的国名和国旗配色方案曾经以怎样的方式撕裂德意志的民族精神;第二个故事纵向地讲述了德国在持续百年的铁路大发展时期坚持不懈地从中央层面推进铁路国家化的一段历史;第三个故事极为简要地叙述了一场发生在法律实证主义阵营内部的关于规范与事实之间关系的学术争论。这三个故事都发生在魏玛时代的德国,发生在霍布斯鲍姆眼中那个由“长19世纪”向“短20世纪”强行切换的历史时刻,而且它们都对应着一个在当时令人感到困惑的问题:什么是国家?什么又应当是国家?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三个故事之间当然是有关联的,但它们对于问题的回答却并不一致。在第一个故事之中,魏玛宪法在旧帝国斜长的背影下宣布新时代的到来,人们对于历史的不同理解转换成不同的政治话语,在宪法尚不能有效地发挥“控制阀”功能的魏玛时代,党派之间的喧闹只能代表着精神力的贫乏,历史观念的针锋相对足以将表面上统一的国家从内部撕裂。对于国家来说,他曾经显赫的历史变成了一个无比沉重的负担。在第二个故事之中,德国在19世纪席卷全球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从未落后于那些“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多大的分歧,德国各个时代的决策者始终相信不断发展的技术条件有利于国家统一的事业。经过几代德国政府前后相继的努力,魏玛宪法第一次不仅在法律的层面,而且在现实的层面做到了彻底的铁路国家化。某种程度上,历史发展方向的一贯性为国家提供了潜在的合法性基础。在第三个故事之中,魏玛时代的知识精英就国家与宪法的先在性问题——一个类似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深入的论辩。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场关于历史意义的论辩。魏玛宪法并未对这场论辩做出正面判定,但其中事无巨细的规定似乎流露出一种态度:任何已经发生的事实都可能具有规范性,但只有那些经过规范化的事实才能真正地成为对未来发生影响的有效果的历史(Wirkungsgeschichte)。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魏玛德国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以束手待毙的姿态走向崩溃。可以想见,潜藏在魏玛宪法中的这一以“规范性”为中心的历史观念,尽管可能最为法学者所乐见,此时却不免要为国家走向颓败而遭受无端的指责。

   这三个故事向我们联手呈现出一个多向度的、不协调的,甚至缺乏统一立场的魏玛宪法。然而,这正是历史的本来面貌。对于法律史学者来说,使用像昆虫复眼那样的结构展开观察不仅是一种有趣的工作方法,还是迫使“历史性”从纷繁芜杂的法律素材中呈现出来的必要的技术性手段。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三个故事之外同时添加更多与之平行的维度,例如,从文化史的视角出发,以魏玛宪法第148条第3款关于开设国民常识与劳工课程的条款为中心,探讨德国国家基础教育体制的历史变迁;或是从宗教史的视角出发,以魏玛宪法第137条关于政教关系的条款为中心,探讨德国在历史上如何处理人们朴素的宗教情感与宗教分离主义之间的关系,等等,那么我们将对这样一部时代百科全书的复杂性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不仅如此,那些可能与之并不平行的维度也有着重要的意义,例如,魏玛时代的政治家们如何审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对于德雷福斯事件(1894年至1906年)的处理,他们又如何看待20世纪初横跨欧陆的反犹主义浪潮;再例如,德占胶澳(青岛)期间,德国对于中国胶济铁路建造权和经营权的攫取如何影响了其铁路国家化政策对于“国家”的界定,又如何影响了魏玛宪法对于德国海外殖民地的态度,等等。唯有对这些与魏玛时代的“国家认知”问题交织在一起的话题展开深入探讨,我们才有可能把魏玛宪法理解为一部旨在应对本质上发生在全球范围内的“现代性危机”的解决方案,而不单单是一部在设计上思虑不周,而且在适用能力上极为有限的、过气的外国宪法。

   最后,必须承认,本文虽然努力通过还原历史语境的方法解读魏玛宪法,却仍旧无法避免一头栽进二元论的窠臼,即试图通过建立某种固定的思维框架达到简化历史认知的目的。例如,第一个故事中的1849和1871,第二个故事中的李斯特和俾斯麦,第三个故事中的事实与规范,都不同程度地形成了两相对应的结构;而且,这些成对的结构之间大都存在着难以协调的紧张关系,作为实然的社会现实,它们与指向应然的魏玛宪法之间又形成了新的难以协调的二元结构。尽管一个有形的思维框架可能导致信息受到折损,不过,这也许正是法律史思维的特异之处,若追寻其根源,总因为曾几何时接受过的法学训练让我们不自觉地怀有一种对于“规定性”的特别的执念。无论如何,只要能够切入多向度的历史,我们便不再是“单向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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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wang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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