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扬:视域之融合:陈寅恪唐史研究特点与贡献的再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0 次 更新时间:2020-12-13 23:37:12

进入专题: 陈寅恪  

陆扬  
Twitchett),都深受陈寅恪著作的影响。杜希德先生早年曾希望到岭南大学追随陈寅恪学习,因特殊时局而不得不作罢,转而赴日从学于仁井田陞。(44)

   若从国际学术的角度评估陈寅恪的唐史研究,那么首先必须和同时期的日本相比照。从30年代开始,日本的唐史研究也开启了全新的时代。在研究条件上比中国更胜一筹的日本学者的目光也开始全面扫向唐代的各个领域。比如利用敦煌文献,那波利贞展开了对唐代庶民社会的经济文化的研究,仁井田陞则开启了唐代律令体制研究的新纪元。深受其师内藤湖南之影响,那波利贞的博士论文以开元末期和天宝时代作为中世终结的关键年份,而且之间有急速的变化,与陈寅恪的看法有惊人的相似,只是史学解释的框架和观察的领域相当不同。(45)此外还有加藤繁的经济史研究。这些都和陈氏的关注点不同。(46)在民国时期唐史研究中,能在重要性上和陈寅恪的工作相匹敌的,则非“食货派”史学健将陶希圣和鞠清远的中古经济史研究莫属。两人在1936年出版的《唐代经济史》,虽是“史地小丛书”中的一种,却是唐代经济社会史的奠基著作之一,且很快受到日本学界的关注。三四十年代中日学界这一结合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路径到60年代以后便进一步在西方世界获得发扬光大。

   日本学界涉及唐代的最具为人所知的历史论断无疑是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论。(47)内藤湖南的这一概说其实主要是一种围绕国家政治和社会形态变化而展开的论述。虽然唐宋之际出现重大变化的看法并非内藤湖南所独有,他的论断的特色在于强调从中世到近世不仅是从贵族社会到平民社会的转向,更是近代意义上君主独裁形成的时期。内藤将身份日渐趋向平等的社会、加速的阶层流动和君主独裁的加强这看似悖反的现象结合在一起,相互支撑,这是内藤时代其他持唐宋变革说的学者所不具有的眼光,就方法层面而言甚至比学界普遍推崇的内藤的时代区分更具前瞻性,这恐怕也是为何内藤的唐宋变革论对此后宋史界的吸引力甚至大过唐史界。陈寅恪虽早在20年代后期就已视内藤虎次郎为东洋史界的无冕之王,而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也在1920年(大正九年)刊出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公诸于世,却没有证据显示陈寅恪对这一假说有所了解。在实证的学术趣味笼罩之下,当时即便中国学人有机会接触到以印象式的概说提出的唐宋变革,一时恐怕也难引起反响。(48)唐宋变革论反直觉的史学思路其实和陈寅恪一些重要论断的风格接近。但是内藤彻底跳出了传统中国史观之中的君权意识,引入了近代西方的君主独裁概念,而且已隐约意识到宋代以来的君主独裁其实在唐中期就已露端倪。(49)这一点在那波利贞的唐史论述中就已经相当明确,只是那波把关注的重心从顶层下移到庶民社会。上文已经谈到,深具反讽史学特色的陈寅恪却在他的著述中从未深入讨论过唐代皇权的形态问题,这无疑是他在讨论唐代政治变化时的一大缺陷。但是陈寅恪有关唐代前期政治的论说和内藤有关贵族政治的论述,以某种程度在战后就在布目潮沨的隋唐政治史研究中被结合起来了。

   二战结束前的日本唐史学界,和陈寅恪关注方面类似但却提供了截然不同解释框架的是日野开三郎。日野的唐史研究涵盖亦甚宽广,其核心贡献在于对唐五代藩镇体制的分析,这足以使他成为唐史研究中另一位“曾经与永恒之王”(Rex quondam,Rexque futurus)。上文提到,对藩镇的权力结构和基础的探究恰恰是陈寅恪唐史研究中完全空缺的,也是导致他对唐后期政治变化的分析不再具有说服力的关键原因之一。1942年,日野开三郎出版《支那中世的军阀》,揭示了唐后期职业军人集团的特性以及由此造成的藩镇的双重性格。从这一视角出发,日野指出了藩镇体制的不确定性以及难以彻底独立于唐朝权力体系之外的根本原因,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评估了9世纪唐廷针对藩镇所作的一系列财政和制度改革,指出唐廷之所以能重获主动权,并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对藩镇的权威,原因在于能成功地在军事力量和财政两方面制约藩镇,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州的地位。(50)在日野看来,唐帝国最终衰亡并非因为藩镇的强大,而是藩镇体制实际弱化的结果。日野开三郎这一颇为宏大的框架也有过于相信唐代官方记载以及将后期复杂的权力变化处理得过于简单的弱点,同时并未像陈寅恪那样,注意唐后期精英文化的变化及其重要性。但他的洞察力在于并不简单将唐后期看作是一个直线型的衰落过程,而是认为有重要变化,且这些变化之间充满了辩证关系。

   相比于陈寅恪的胡化说,日野开三郎的职业军人说对唐中期以后地方支配体制的变化更具有解释力度,特别是河北藩镇和朝廷的复杂关系。日野一方面将军事体制的组成作为唐后期重大转型的重要地方因素,一方面又对唐后期的权力变化的走向作出了远比陈寅恪积极的描述。因此之故,他的分析在战后成为日本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唐史解释框架。在其论说的基础上,堀敏一对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作了更为细腻深入的说明。(51)对于扩展日野开三郎论点的影响而言,堀敏一之贡献犹如宫崎市定之于内藤湖南,从而使这一框架的影响范围远不限于日本学术圈。早在70年代,美国唐史学者查理·彼得森(Charles Peterson)就深受日野开三郎的影响,将他的观点融入了包括《剑桥中国史·隋唐史卷》在内的诸多有关唐后期藩镇的论述中。(52)笔者早年的研究工作也是包括对日野有关唐宪宗时期藩镇体制改革论说的重新评估。正是由于日野开创的这一视角,日本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唐后期藩镇的研究上遥遥领先。(53)近年以中国大陆中青年一代学人引领的唐后期藩镇研究可以说是在日野开三郎框架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之下展开的,而逐渐远离陈寅恪的论说。然而在笔者看来,陈氏的胡化说本身仍具有生命力。随着新材料的发现,以粟特、沙陀等为核心的胡人群体在唐代社会和政治中的作用重新引起学界高度关注,荣新江、森部豊等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修正并推进了陈寅恪的胡化观点。未来唐史学者需要探讨的课题恐怕是胡化和军人职业化这两种现象在何种层次上产生了关联。

   将陈寅恪的唐史研究放置到20世纪前期整个世界唐史的研究潮流中,会使我们对他的史学的意义产生全新的理解,这也是笔者试图从另一重角度进行学术史挖掘时的考量之一。当今学人无论如何看待陈寅恪在唐史方面的论断,依然有必要先了解他的史学本身。他的唐史研究的学术思想资源的构成,他对唐代历史轮廓既感性、又超然的勾勒,他对作为一种志业的历史学的尊严的维护,他在历史场景和现实场景之间建立的自然联结,都使人认识到他不仅是彻底的现代意义上的史家,更是一位不应该被简化的史家。陈氏在两“论稿”中对隋唐复杂多元的政治文化所作的卓越的观察,无论粗糙还是精致,都包含着他个人的寄托。在对他的史学遗产进行汲取之时,也许需要体味其史学洞察力究竟是建立在何种史学前提之下,其反直觉的史学取径又辗转着指向何种可能。不同时段、背景的历史视域之融合,是陈寅恪这样的史学家在尝试打通某种历史的“间距”。假若我们不能穿过这种历史的“间距”,那么更为丰富、也更具有原创性的唐史视角和解释框架就无从建立,未来的研究于是也会失去突破的可能。

   注释:

   ①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7—141页。

   ②Michel de Certeau,The Writing of History,Translated by Tom Conley,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pp.2-3.

   ③参见王汎森《价值与事实的分离?——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收入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377—462页。

   ④关于思斯特·康托洛维茨这方面的事迹,尤其是他1950年在拒绝加州大学要求的反共宣誓时的宣言,可参看Robert E.Lerner,Ernst Kantorowicz:A Lif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7,第307—322页。

   ⑤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3—146页。此文之现实相关性已由汪荣祖指出,见氏著《史家陈寅恪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注2。

   ⑥《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提到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一事在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中被故意隐去(见《述论稿》下篇,第323页),而《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正是围绕《大唐创业起居注》相关部分的分析而展开,显然后者是对前者必要的深化。

   ⑦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p.375.

   ⑧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5页。

   ⑨G.W.Bowersock,“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by Michael Ivanovitch Rostovtzeff,Twentieth-Century Classics Revisited,Vol.103,No.1,1974,pp.17-18.

   ⑩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68页。

   (11)参见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3页。

   (12)参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7页。

   (13)参见陈寅恪《梁译大乘起信论伪智愷序中之真史料》,《金明馆丛稿二编》,第147页。

   (14)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5页。

   (15)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72页。

   (16)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78页。

   (17)布迪厄的这一概念是受到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有关欧洲中世纪哥特式教堂的研究的启发,见Architecture gothique et pensée scolastique,Traduction et postface de Pierre Bourdieu,ditions de Minuit,1967。有意思的是,在熊十力的《新唯识论》里,他正是用“惯习”来解释“薰习”这个观念中的“习”,即“余势不断绝者也”,见《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25页。

   (18)如王震邦所言,《东洋史研究》从第二卷一号起连续刊载了五位中国当代史家的著述目录,其中陈寅恪的资历最浅,但却位列第二,仅次于陈垣之后。(参见氏著《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3页注1)不过,日本东洋史界看重的中国史家并不止于这五位,1937年2月《东洋史研究》第2卷3号就刊载了佐伯富整理的《陶希圣著作目录附略传》。虽然当时编辑这些著作目录的小野川秀美、佐伯富等尚是京都大学史学科学生,但这些人名的确定应该有日本东洋史界的权威认定。

(19)参见《顾颉刚日记》第六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20页。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陈寅恪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综合 > 学人风范 > 先生之风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3908.html
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