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平: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重大使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8 次 更新时间:2020-12-13 23:2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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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平  
市场经济造成了经济成分、就业方式、生活方式、组织方式和价值观念等的多样化、差异化,人民内部在物质利益关系上的差异以及差异所引起的矛盾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虽然在资本逻辑影响下,在民企和外企中劳资矛盾仍然存在着对抗性一面,但在我们的治理体系中大多数情况下劳资矛盾可以当作非对抗性的矛盾来加以处理。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生产力不断发展、阶级不断被消灭、人民作为主体并当家做主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差异性社会的规定是:人民在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普遍利益和全局利益上趋向一致,而在局部利益、眼前利益以及阶级阶层的特殊利益上存在着各种差别和矛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差别普遍存在。人民的共同利益构成社会的坚实基础和轴心,差异的利益则是差异性社会的必要表现。两者的利益关系呈现“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的特点。“同中之异”指人民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呈现差异性利益,“异中之同”指差异性利益绝不是如阶级对抗社会中那样具有对抗性和冲突性,而是在根本上贯穿着共同利益,呈现量差性和非对抗性。这一差别性分层的社会结构显然既不同于同质性社会,也不同于阶级对抗和阶级冲突的社会,具有自身独特的质的规定。同质性社会、阶级对抗性社会处于差异性社会两端。差异性社会一方面与同质性社会相互衔接并相互区别,另一方面又与阶级对抗性社会相互衔接并相互区别。但是,差异性社会存在着向同质性社会和阶级对抗社会转化的现实可能性。

   差异性社会绝不是局部的、偶然的、暂时的现象,而是中国道路实践的必然产物,是贯穿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普遍、基本的存在。正是这样一种存在,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必须把握的对象。差异性社会是我们社会最真实的现状,认识和把握这一国情,是我们理性自觉地论证和辩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出发点。在整个差异性社会中,人民的共同利益需要和差异利益需要,都必然通过经济表达、政治表达、社会表达、文化表达和生态表达来呈现,这呼唤着我国“五位一体”的制度设计来加以引导与满足。

  

   四、差异的正义: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善治规范

  

   当然,差异性社会的事实状况,不意味着其存在符合我们的社会理想,不意味着其天然具有合理性。必然的、合理的辩护不仅需要基于事实的差异性社会提供对象根据,更需要善治规范提供证成的逻辑原则。我们的辩护不能囿于实证主义的地平线,而要基于事实必然性并有超越性的价值旨归,要追问什么是“好”的制度即善治逻辑,充分体现党的意志和人民的意愿。起于事实而走向善治,将一个社会事实状况转换为按照善治原则来规范的制度安排,就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规约。在差异性社会选择何种正义?伟大的中国道路实践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都指向“差异的正义”:差异性社会的正义原则。

   “差异的正义”意味着三个超越:第一,超越民粹主义的乌托邦正义那种超阶段运用于同质性社会的同质性分配原则。中国道路实践一再表明,民粹主义的极端观点超越阶段、不顾我国现有的国力和财力。无限夸大公平适用范围会导致新的平均主义,假如再犯类似“大跃进”“一大二公”的错误,就只能使中国道路回到老路,重新导致普遍贫穷而走向虚幻同质性社会的“乌托邦”。为此,“差异的正义”反对建立在虚幻同质性社会基础上的同一性政治。第二,拒绝新自由主义无限夸大市场经济的正义。新老自由主义主张将市场的自由竞争和公平交易原则从经济领域“溢出”而扩展到社会,导致社会公平的严重缺失,社会的差异也将随着市场自发盲目力量的壮大而两极分化,最终“差异”变成“对抗”,差异性社会就会发生质的变化而滑向对抗性社会。中国道路实践同样表明,新自由主义主张不加限制的市场正义原则,会引导中国误入邪路,最终导致对抗性政治。第三,超越罗尔斯关于“公平的正义”的观点。罗尔斯的《正义论》主张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但其观点的前提是有可供正义分配的产品。因此,“正义的生产”比“正义的分配”更重要。而“生产正义”旨在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公平正义的分配提供更丰厚的物质基础。

   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规约差异性社会、使“是”转化为“应当”的善治原则,就是“差异的公平”或“公平的差异”,可以被概括为“差异的正义”原则。这一原则是主导差异性社会规范的基本原则,来自中国道路的伟大实践并反复在实践检验中出场,充分体现党的意志和人民的意愿,是以理性自觉和人民至上价值来规约实践、规范社会、达成善治的产物。

   所谓“差异的正义”,包括以下五方面内容:第一,在肯定共同利益作为底线、基础的前提下,承认利益差异的客观性和合理性。由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全过程中,人民的共同利益始终是底线。而与此同时,由于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相对不足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一定的物质利益差异和社会分层是必然存在的。对这一事实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评价成为焦点议题。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一条基本经验是: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体制,以及在收入分配上拉开一定的差距,有利于调动广大群众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性,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有利于社会进步。差异的客观性和秩序性是良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必要的利益差异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或者虽然存在着对抗性矛盾,但是大多可以在党的领导和先进制度规约下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因此,不能用强调“同质性”或“同一性”政治来抹杀人民内部存在的利益差异和矛盾,更不能用对抗性政治来企图消灭差异和对待矛盾。

   第二,判断差异的合法性。利益差异、收入分配差异并不可怕,关键要弄清差异的来源是否合法。群众和社会普遍感到不满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差异来源的不合理与不合法性。许多不法分子靠侵吞公有资产、偷税漏税、坑蒙拐骗致富,一些政府官员贪污受贿、巧取豪夺,这些差异性的“分配”显然是不正义的。差异性分配来源方面的基本正义要求有三点:其一,在微观基础上,必须强调致富主体要有正当的手段和途径,致富要靠诚实劳动与合法经营。其二,在宏观结构上,市场本身存在着分层、分化的两极化倾向。维护市场经济的恰当秩序,需要公共政策的规范性和合理性。其三,获得这一财富的信息应是对称的,机会和过程应具有公正性。

   第三,基于追求共同利益发展的目标,“差异的正义”强调利益差异程度的限制。基尼系数是反映社会收入差异的一个重要指标。社会如果缺乏限制差异程度的正义,那么,差异必然变成两极分化,进而转变为一种深层断裂的固定的阶层地位划分,最终变成一种对抗性的矛盾。为此,“差异的正义”应当一方面采取福利政策扶持社会弱者(在此,罗尔斯“公平的正义”所主张的差别化原则,即向“最不有利者”倾斜的原则,才起作用),另一方面实施一系列经济的和社会的措施如高额累进税等来控差、控高,严格限制两极分化。

   第四,共同利益与差异利益的共在是“差异的正义”本身的结构性特征。“差异的正义”不是不要公平,恰好相反,是需要多层的公平设计。基础层面上,应当遵循基本公平。也就是说,涉及国民待遇方面,比如在基本健康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等公共产品的全国供给上,应当是公平的,应当有同一个标准。我们主张的共享和共同利益,首先要在这一方面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消除绝对贫困,要消灭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人群之间在基本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在基本公平方面的差别,实现享受基本公共产品服务和权利的均等化。但是,在超越基础层面的情况下,就应由市场公平交易规则来实现“比例公平”,就应当在制度上和价值尺度上允许和承认不同地区之间、不同收入者之间通过市场化方式购买不同价格的准公共产品和服务而导致的差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市场交易来实现“比例公平”而导致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

   第五,追求共同利益目标必然推动差异呈现历史性。差异性社会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差异性社会的形成、发展和演变都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每一个时期和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综合国力不同,利益差异的程度、范围、结构和状况会发生变化。均等化的公平共享部分将不断扩大,比例公平部分的占比将不断缩小。差异的社会规范,应当可以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在现阶段,差异本身是具有社会活力的条件,是推动和刺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但是,不能将一个时期的差异固化,差异必然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受到调整。一个社会的创造性与活力程度,离不开差异度与流动性。活力与差异度、流动性正相关,而与固化程度负相关。不断打破固化的分层界限,是“差异的正义”的基本要求。差异的可变性最终指向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历史条件下消灭物质利益差异,最终走向自由个性的大同社会。

   “差异的正义”其实就是一种来自现实又服务现实、来自实践又规范实践的必然要求,当前社会呼唤着制度体系的安排能够满足这一要求,实现这一原则。制度体系作为理性自觉的国家意志的体现,就是针对差异性社会的现实需要、秉持差异的正义原则而出场的合法化规范。

   差异性社会所特有的“一元”与“多元”之间、“共同利益”与“差异利益”之间的经济矛盾、政治矛盾、文化矛盾、社会矛盾与生态矛盾,将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过程、各方面的基本矛盾。这些矛盾作为差异性社会矛盾的基本存在形式和表现形式,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同时,解决矛盾也构成了制度体系建设的主要内容。深度研究和阐释这些矛盾及为解决矛盾而出场的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就成为论证和辩护制度体系合理性的重大着力点,是一个宏大的、系统的理论创新工程。

  

   五、何以坚持与巩固制度体系:我国制度体系出场的合理性阐释

  

   制度是人们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文化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律用语,是对人们相互关系的自觉的合法化建构。制度源于道路,又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本质属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激发制度优势、释放制度活力。无论制定何种对象领域的制度,都是政治行为,其正义性、必然性和合理性辩护都属于政治哲学研究的对象。在新中国70多年的历史中,《决定》第一次勾勒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图谱,既阐明必须牢牢坚持的重大制度和原则,又提出推进制度建设的重大任务和举措,顺应了时代潮流和实践要求,反映了党的意志、人民的意愿,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是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典教科书,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其中包括要坚持和巩固具有显著优势的十三个方面、覆盖“五位一体”领域的制度体系。该图谱呈现出三个结构性特点:一是严格区分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使制度体系第一次呈现层级分明的格局;二是凸显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制度的首要性、根本性和统领性,与其他十二个方面的制度呈现“1+12”的关系;三是制度体系呈现以政治制度为重点的“五位一体”结构。制度图谱中出场的制度体系之间有着秩序逻辑。那么,从差异性社会正义逻辑的规范视域来看,如何理解“五位一体”的制度体系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基本经济制度本质上是对差异性社会的经济利益表达的制度回应和制度安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三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前两者是差异性社会的微观经济制度基础。为什么是以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因为只有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制度才在本质上体现和保障人民在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和整体利益上的一致性和共同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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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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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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