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嘉健:钱锺书论“助哭”与“诈泣佞哀”之解读 ——从荒唐的风俗到士大夫的堕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46 次 更新时间:2020-12-09 09:5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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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嘉健 (进入专栏)  
接应着适当的机会一定发表出来,而得到哗众取宠的效果。

   明代张岱评论道:“唐宪宗疑李绛、裴度俱朋党,而于李吉甫、程异、皇甫镈则不之疑。盖绛、度数谏,吉甫、异镈顺从阿谀,而不觉其欺也。”

   王夫之也说“绛贞而吉甫邪,弗待辨也。”李吉甫的政绩和学术成就,抵不过他在文化史上善于谄媚作伪的腐败恶果。

   在《管锥编》这一章里,钱锺书继续引证道:陈继儒在《太平清话》中说,“每读此,却笑似平康榜文也。”

   平康坊是唐代妓女所聚居之地,榜文是公告、告示,陈继儒讥笑一代名相李吉甫的表情就像是妓女接客的告示。钱氏评论道:“则谓‘奸人’与‘妇人’,一二二一,奸泣同妓,而妓泣即是奸。”

   之下再进入更大的题目。钱锺书引证沈德符《野获编》:“士人无耻,莫盛于成、正间,嘉靖以来又见之。汪鋐叩首泣求于永嘉,赵文华百拜泣请于分宜,陈三谟跪而絮泣于江陵,皆以数行清泪,再荷收录。古人云:‘妇人以泣市爱,小人以泣售奸’,诚然哉!”(P1438)

   汪鋐、赵文华和陈三谟三人作为明朝成化、正德年间士人无耻的典型,都是善于用眼泪哀求打动权相的文臣。

   汪鋐历经四朝,纵横官场三十余年,一生历任十七职,官至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是明代唯一同掌吏兵二部的大臣。

   《万历野获编》记载:当嘉靖皇时,张璁(永嘉人,故称张永嘉)三度为首辅,当时的正派士人都断绝和张璁的来往,只有汪鋐始终依附于张璁,他后来兼任吏、兵两部尚书,也是靠张璁的力荐。之后有一次偶然因小事情两人失欢,张璁命令守门人拒绝汪鋐上门来拜见。汪鋐无法,就租了张璁邻居的空房子,挖了一个洞直通到张璁宅子的庭园,暗中伺察张璁要出门了,就奔出去匍匐趴在地上,叩首哭泣于阶下,请求张璁原谅。张璁为之惊骇而后展颜而笑,于是汪鋐在张璁那里又获得了以前一样的待遇,但张璁心里已经看不起他了,之后汪鋐还是被张璁逐出张门。

   赵文华也是嘉靖皇时的高官,当初在国学时,他拜权相严嵩为义父,严嵩特别喜欢他,爱他胜过亲生儿子,严嵩委派他为通政使,百官弹劾严嵩的奏折首先要经他的手,由他转交严嵩和嘉靖皇。赵文华为人狡诡多端,私下里进献百花仙酒给嘉靖皇帝,诡言严嵩服此酒长寿,于是嘉靖就写信问严嵩,严嵩大惊失色,面责赵文华,遂绝其温情。赵文华就去向严嵩老婆求救。一日家宴甚乐,夫人举觞曰:“今合家欢聚,奈少文华耳。”严述其负心状,夫人解之曰:“儿曹小忤,何忍遽弃之。”赵先伏隐处,出而百拜泣请,始得侍觞席末。

   陈三谟是明万历朝张居正任首辅时的给事,张居正喜欢他,将他复补为吏桓。张居正丧父,按理要回乡守丧三年,但张怕离位后被他人取代了首辅位置,就让手下人倡议“夺情”。“群议保留,十三道已有公疏矣,惟吏垣当为首,而同寅有谓不可者,迟一二日未上。”张居正便找陈三谟去责问,陈跪而“絮泣”,不停地抽泣,反复地申诉不是我的意思,然后回去马上在公疏最前面加上自己的名字送给万历皇帝。

   沈德符评论说:“是三人者,濡足权门不足责,既而蒙谴,智者必远引自庆脱网矣,乃以数行清泪再荷收录,终以爱弛,不免先冰山而泮,何其愚也。古人云:“妇人以泣市爱,小人以泣售奸”,诚然哉。”

   一言蔽之:小人用哭的手段来兜售其奸宄用心,为了固宠附权。

   接着钱锺书引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卷一记载的一则小故事,更赤裸裸地表现了无耻士人奸宄善演之高明变色龙的“哭笑术”:

   “董默庵(讷)以御史改两江总督,有某御史者造之,甫就坐,大哭不已,董为感动。某出,旋造余佺庐相国,入门揖起,即大笑曰:‘董某去矣!拔去眼中钉也!’”

   钱锺书评论道:“堪为‘平康榜文’语笺释。”

   钱锺书在章末总结道:“卖哭之用,不输‘卖笑’,而行泪贿赠泪仪之事,或且多于汤卿谋职‘储泪’、林黛玉之‘偿泪债’也。”(P1436-1438)

   如果说助哭陋习仅仅是“文胜礼过,反惹厌取憎”,而“哭泣为仕宦之终南捷径”则是卑鄙晋身之术,至于官场或人情场面中的假哭伪笑表演术,其包藏祸心,或哭里藏刀,使人恐惧心寒不已!人性一旦如此失去了诚信的底线,则一切社会关系都会处于危险的边缘。

  

三、“诈泣佞哀”之助哭权术


   这便是中国人的“泪文化”之风俗,既是人情,也是政治,渐渐变成权术。人们善于以哭泣和泪水征服对手,哭泣是阴柔术,以柔克刚,博取对手的同情心,以软弱示人,暗中或背后则加以残酷打击。“以泣市爱,以泣售奸”,这是“奸计手段”。

   “奸”是阴谋文化的精华,在真假诚伪之间巧妙游走,陈仓暗渡,瞒天过海。一奸一作,是高明的蒙人技术和政治表演艺术的黑暗手段。奸人并非只是政治舞台上的作手,也是民间社会善于作伪狡诈的小人之称谓。江湖险恶就是多数人都受到这种权术腐败风俗的影响,大家都不择手段了。

   一个社会假如缺乏诚信,人们之间没有信任感,都是因为大家都把权术运用到生活之中,小人和奸人太多,社会里充满欺诈,不知道什么东西是真的、什么可以相信。“哭术”和“笑术”一样,连带着种种表情态度,都是“平康榜文”而已。

   而这一切的推手,首当其冲就是知识分子的发明和典范表现。吴质的伪善计策,李吉甫的谄谀与伪装,以至明代士人的无耻,一直到现代,都有一个渊源深重的心性积淀。

   钱锺书称之为士大夫的“行泪贿”,与普通人的“赠泪仪”不同在于前者是谄谀权贵,不仅是无耻奉承,更是对权势的拥戴。

   “行泪贿”是政治腐败的一种形式。在全隋文卷一六,钱锺书进一步引论隋代“诈泣佞哀”的士风:卢思道《劳生论》痛斥世态之“谄谀谗佞”,如“啖恶求媚,舔痔自亲,...近通旨酒,远贡文蛇,艳姬美女,...金铣玉华”,“或送婢妾,或进子女,筐篚苞苴,烟聚波属。...轻者进贿赂,甚者结婚姻。”

   《管锥编》又引北齐士大夫对头号奸臣和士开的谗佞丑事:“士开葬母,倾朝追送,谄谀尤甚者,至悲不自胜”,“诈泣佞哀,恤其丧纪。”(P1547)

   和士开曾在国子监受过良好教育,后投靠长广王高湛,二人极之投缘,形影不离。高湛特别喜好握槊的游戏,和士开对此非常擅长,这是他得以被任用的主要原因。加上他生性乖巧,善于谄媚,又弹得一手好琵琶,因此日益受到高湛的亲宠。他曾奉承高湛说:“殿下您不是天人,而是天帝。”高湛回答说:“卿也不是世人,而是世神。” 高湛后来做了武成帝,对和士开极为宠爱,和官至尚书右仆射,出任宰相。

   和士开亦擅长“诈泣佞哀”术,高湛嗜酒,每日离不了杯中之物,却患上了无法根治的气疾,一喝酒即发作,和士开多次劝他戒酒,高湛都当作了耳边风。有一回,高湛喝酒时又剧烈地咳嗽起来,和士开默不作声,独自落泪,高湛很受感动,从此不再饮酒了。

   为权贵哭丧,为的是获得恩幸,也是为了避免罪罚。一面是希望得到荣利,另一面是战战兢兢,逃脱灾难,在主动追逐权势利益和被动受到镇压的形势下,人们很快就习惯了奴才的态度,还要给予冠冕堂皇的名号,给人人的无耻行径以心理开脱。这就是另一种深厚“文化”。

   钱锺书又引《魏书·恩幸传》记王叡之丧,亲故“衰绖缟冠‘以送者千余人’皆举声恸泣,以要荣利,时谓之‘义孝’”。

   没有悲伤而无辜要为他人洒一腔热泪,须助哭有术,自己对自己的安慰和消解就是,只要想着自己的伤心事,就可以自然进入哀恸的心境,捧出一掬滚滚热泪,为当时场面“助哭”。

   钱锺书于是引《宋书·刘德愿传》记世祖所宠殷贵妃薨,谓德愿曰:“卿哭贵妃若悲,当加厚赏”,德愿应声便号恸,抚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悦。又令医术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呜咽,他日有人问志曰:“卿哪得此副急泪”?志时新丧爱姬,答曰:“尔时我自哭亡妾耳”。

   在这种文化的长期熏陶和训练下,所有人已经养成多种复杂变化表达的表情模式,不需准备心情,也不需道具刺激,可以随时随地应声表演,随时随地转换相反的神态,应对自如,所谓修炼有术。

   钱锺书对这种“诈泣佞哀”之助哭有术作了深刻的制度阐释,正是专制统治者要求臣下善于作伪和习于表演,以证明每个人的忠诚,不惜让人们违背人性以处处附和主上的心情。人们必须善于跟随主公的心思而丧失独立自主的心理。他引了《魏书·慕容廆传》慕容熙妻苻氏死,制百官哭临,“令有司检有泪者为忠孝,无泪者罪之,于是群臣震惧,莫不含辛以为泪焉”。

   这时候,群臣哭的不是为主上丧妻之痛,而是为自己的卑污可怜和如临深渊的处境而自伤而已。

   而且皇帝们还亲自示范作伪表演翻云覆雨的合法性:

   《南齐书·郁林王纪》:“文惠皇太子薨,昭业每临哭,辄号咷不自胜,俄尔还内,欢笑极乐”。《南史·齐本纪》下作:“文惠太子自疾及薨,帝侍疾及居丧,哀容号毁,旁人见者莫不哽咽,裁还私室,即欢笑酣饮,备食甘滋。...武帝往东宫,帝迎拜号恸,绝而复苏。”(P1547-1548)

   辄号咷不自胜与欢笑极乐;哀容号毁与欢笑酣饮,备食甘滋,何其纯熟自如的政治表演术!诈泣佞哀,助哭有术,源远流长矣!

   关于对“助哭”和“诈泣佞哀”之批判,回到儒学原典,孟子早有正大光明的结论:

   “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也。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尽心章句下,第卅三章)

   译成白话文是:

   动作容貌应对自然而然合乎礼的,这是美德登峰造极的表现。为死者之逝而痛哭伤心,纯系出于至情,不是为了做给生者看的。按照道德行事,不曲折用心地玩弄手段,并不是为了求取官位。说话一定守信用,并不是为了要博取方正的名誉。君子遵循法度去行事,以光明正大地等待命运安排的结果。

  

结语:钱锺书文化阐释的写作


   研究古代文化习俗和社会政治范式的有效方式之一是分析人的社会心理,可称为“历史上的社会心理研究”,归入“心理历史学”的范畴。它有助于今天理解人们的社会心理及社会人格。今天人们的心理原型和心理积淀,源于古代人们在历史情境中生成的人格和心态记忆,作为潜意识遗传和文化传承烙刻在后人的心理根柢上。

   在历史上某些经常发生的、非正常的心理伤害或具有对心理人格有深刻影响力的情境,是极有研究价值的,尤其是作为文化风俗和社会政治行为模式继续在今天存在着。

前文述钱锺书引《孔丛子·儒服》中子高的话:“大奸之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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