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聪志 叶敬忠:小农户生产的现代性消费遭遇——基于“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的观察与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1 次 更新时间:2020-12-06 00:2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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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聪志   叶敬忠  
背后则需要克服诸多困难和挑战。这个过程涉及对人力和其他各种资源的组织和动员,涉及新的知识、观念和技术的引入(尤其是对网络技术的利用),需要结合乡土知识的创新,还涉及检验、屠宰、加工、冷藏、运输等各种配套基础设施和服务等。在青壮年人口大量外流的柳村,村庄不仅缺乏有知识又愿意参与巢状市场的年轻组织管理人才,也缺乏相应的规范配套设施和服务。村庄靠内部自组织和合作完成从生产到配送的每个环节,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是一种跨越,但在适应和满足消费者对便利性的需求方面,仍有很大距离。同时,农民进城配送不仅受地理距离、配送条件等客观因素的制约,还经常受到各种政治调控的影响。复杂的城市线路让村民每次进京配送都感觉如履薄冰,各种城市交通和市容管制规则更增加了配送的难度和风险。为避开被处罚的风险,配送村民会选择很早出发,赶在早高峰前进京,晚高峰前离京。由于消费者居住分散,村庄目前还很难提供专门的送货上门服务。

   伴随巢状市场的发展,村民在不断学习网络使用技能,完善组织环节。此外,长期的互动使消费者增进了对村庄和农户的了解。部分消费者帮助出谋划策,积极协助村庄应对产品包装、组织配送等方面的问题,如每个取货点都有一些消费者为村民进城配送提供分货、暂存等帮助;几位从事互联网工作的消费者志愿为巢状市场设计专门的交易软件,并长期提供技术服务,极大地便利了双方的联结(叶敬忠、贺聪志,2019)。

   (三)消费端的不稳定性与小农生产的有限性、季节性和不确定性

   如何调节和平衡供需,是巢状市场构建面临的另一个挑战。从消费端来看,消费者群体在参与巢状市场的过程中,对农产品的订购主要从自己的需求和偏好出发,这常常与村庄的生产状况及产品特点难以调和。例如,消费者多偏好瘦肉和排骨,因此这些产品经常供不应求。在有的消费者抱怨连续三个月不能买到排骨的同时,村庄组织者也陷入左右为难:“大家都喜欢排骨,不喜欢肥肉,一头猪只有三十多斤排骨,也分不过来,肥肉却很少有人要,只能留下自己处理”(柳村巢状市场组织者ZF,2018年11月15日)。此外,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也不太稳定。他们会因为某时段外出而不再订购,也会因为家里请客或送朋友而突然大量订购;会因为微信群中的好评而“跟风”购买,也会因为不便利、不满意体验而放弃购买某些产品甚至退出。消费者的订购量在一些特殊时间段还会呈现明显的涨落,如一些节日之前会大幅攀升,到了暑期则显著减少。

   与此同时,村庄生产在匹配消费需求方面同样有局限。小农农业与自然协同生产,兼有长期性、连贯性、季节性、易受自然气候条件影响等诸方面特性(祖田修,2003:77-82)。这种特性限定了村庄在不同季节所能提供农产品的种类和数量。以消费者更青睐的畜禽产品为例,农户一般在春季购入种苗,供应上呈现秋、冬集中出栏,春、夏容易“断档”的局面。鸡蛋的产量也会随季节和气温而变化,春季容易过剩,冬季则供不应求。此外,小农生产的产量是有限的。例如,一位老人养鸡数只,自己消费部分,出售部分,尽管消费者对质量和味道都很满意,想多购买却无法供应了。农产品的产量还容易受到气候和自然灾害、病虫害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过去几年中,不断有消费者尝试年初便预定下农户生产的老品种玉米和杂粮,但无法预期的干旱、冰雹和大风常常使作物减产甚至绝收。再者,巢状市场农产品的供需在一定程度上也摆脱不了主流市场波动的影响。以猪肉为例,2015年下半年开始,地方猪肉价格猛涨;到了2016年春天,地方的猪苗市场价格涨到了每头过千元,导致很多农户担心年底猪肉价格跌落而不敢养猪,进而使得当年出现猪肉供应紧张的局面。2020年春季以来,受非洲猪瘟、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类似供给紧张的局面又一次出现。

   城市消费需求和村庄小农生产的上述特点,使巢状市场模式很难践行消费者和农户“一对一”的对接方式。一方面,单个小农户难以满足消费者对食物种类和数量的需求,另一方面,消费者也期望更灵活的参与方式和更多的选择空间,双方都难以做出长期的供应或消费承诺。在此情况下,农户通过合作作为一个整体与消费者群体进行对接,成为更好的选择。柳村过去几年的实践显示,随着更多农户和消费者的加入,对接的过程也成为生产和消费不断协调的动态过程。生产小组逐渐学会根据以往的经验和教训,调整种植养殖结构和生产方式,提前规划农户的生产安排,使生产更有计划性和协调性。例如,协调农户购入猪苗、鸡苗的时间批次,以避免供应的季节性“断档”和集中出栏导致的销售压力;根据往年的消费量和预期增加的消费者人数,对农户的种植养殖数量进行预估。一些消费者也逐渐理解和熟悉村庄的供应特点,开始接受“排”不到“抢手”农产品的结果,能够耐心等待某些农产品的成熟。

   (四)城市的理性市场逻辑与乡村的道义经济逻辑

   巢状市场提供了一个城市陌生人社会和乡村熟人社会两种观念和行为逻辑遭遇的场域。以工业化、理性化、流动性和秩序为表征的城市是一个典型的陌生人社会(鲍曼,2002:147-149)。与乡村社会相比,城市社会中的人们在消费行为上更讲求理性,人与人的关系更加疏离与防范。这种消费理性和文化在巢状市场中也处处体现。很多消费者把购买村庄农产品视为纯粹的商品交易,认为自己购买商品,对方有义务保证“一分钱一分货”。他们对农产品的质量、包装、服务等有较高的标准要求。如果不满意,则理所当然地进行投诉以维护自己的权益,有的消费者也会因此退出巢状市场。

   然而,村庄社会所遵循的并非纯粹的市场伦理。村庄内家族、邻里等乡村社会关系逻辑会左右人们的市场活动(艾云,2016)。这种“市场的嵌入性”也体现在巢状市场的日常组织中。巢状市场的一位组织者说,“村里是一个人情社会,要想把巢状市场办好,可一点也不简单。去年冬天,很多农户家都没有土豆了,但我知道有一个农户家还有,我就去请他为巢状市场提供土豆。结果那个农户很不高兴地说,‘前几个月你们不找我提供土豆,现在大家都没有土豆了你才想起我来。现在我就是有,也不给你们。’这种情况真是很难办。其实我们也不是偏袒谁,只是村里土豆实在太多了,我们只能先满足一些事先熟知情况的农户,一旦全村广播找土豆,家家户户都给我们提供,我们哪需要这么多?要是那些住在老远山沟里的老人把土豆背来了,你要还是不要?不要岂不得罪人!”(柳村巢状市场组织者XQ,2019年4月20日)

   正如这个案例所展示的,巢状市场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乡村的一种公共池塘资源,其运作也必须考量如何平衡农户的参与机会。在长期农耕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熟人社会及其社群观念、人情逻辑和崇尚“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经常会成为组织者在配货时监管质量和控制数量的压力。在发起的早期阶段,组织者经常由于担心“得罪人”或不好意思“拒绝”某些村民,而不得不收下不符合质量标准或超量的农产品,甚至造成少量质量达不到要求的农产品流向消费者。同时,巢状市场的参与机会也会被利用,以建立个人关系网络。这些因素都使得村庄对于质量的监管和控制变得微妙而复杂。这种乡村人情伦理和日常政治所影响下的“道义经济”逻辑(斯科特,2001),导致巢状市场在实施过程中有时偏离原先看似“完美”和“理所当然”的设计,陷入进退两难之中。

   (五)商品化背景下重建城乡信任和“团结”的障碍

   巢状市场不仅是一种经济实践,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实践。如同很多新型食物体系的实践,巢状市场试图重新联结被区隔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被割裂的社会与生态关系,创造一种生产者与消费者共同拥有、合作互惠的市场空间。因此,研究团队在实践过程中注重为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经常性直接互动搭建平台、创造条件,以强化双方的关系纽带,推动双方建立互信。

   在实践中,巢状市场提供了消费者访问村庄、生产者与消费者交流会等多种面对面互动的机会,不少消费者的参与积极性并不很高。在微信等线上互动平台,经常与农户互动的消费者也不是很多。很多消费者尽管希望获得更健康的食物,却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走进村庄,了解食物背后的生产过程和生产者。事实上,动员消费者参与也是很多社区支持农业等新型食物体系实践的理想设计。但不论是在欧美还是在国内,这些模式在现实中都普遍存在消费者消极参与的现象。

   在巢状市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过程中,双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并不平衡(尤其是在还未互相熟悉的早期)。消费者长期习惯于“顾客至上”的消费文化,且相比生产者来说有更多的选择空间。当村庄小农户的产品和服务达不到满意的情况下,一些消费者缺少包容,转而选择其他市场。他们对于这种交易背后所负载的社会关系和价值,缺少认识和感知。在村庄端,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生态,为了发展和拓展巢状市场的空间,村民更注重维护与消费者的关系,也更容易妥协。这尤其体现在围绕一些有争议的农产品质量问题的处理上,如面对消费者没有及时取货或没有及时食用而造成的食物变质以及消费者嫌猪肉太肥等问题,村民经常会为了“留住”消费者而主动退款。

   与此同时,村庄生产端也在经历市场机制、商品化过程的不断渗透,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以及生产方式等正在改变。面对经济利益,村民的合作甚至诚信也常显得脆弱。例如,当附近开通高速后,保定、石家庄的自驾游客不时到村边旅游,会以更高的价格顺便买些农户的鸡和鸡蛋。一些小农户因此优先把这些产品出售给外来游客,而不是提供给巢状市场的城市消费者,进而导致村庄能够与消费者对接的这类农产品不时出现紧缺。此外,在巢状市场的组织过程中,个别小农户以次充好的不诚信行为也会不时出现。再者,尽管位于深山区的柳村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了小农生产的特点,但包括种苗在内的生产资料投入已越来越走向“外部化”。这些外来的种源信息超出了农户的知识范围,使得他们对于消费者的一些疑问甚至是质疑,常常无法给出有说服力的回应,如大豆、玉米是不是“转基因”品种,鸡的体型和口感为什么有差异,同一个农户提供的鸡蛋为什么蛋黄颜色有差异等。

   为了回应这些问题,研究团队与村庄一道,在促进双方互动、进行消费者和生产者教育等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例如,在消费端,对新进入的消费者提供《消费者须知》手册,进行巢状市场理念、小农户生产及农产品特征的介绍,让消费者增进对村庄了解和理解的同时,也感知到自己行动的意义。同时,通过策划更有吸引力的村庄活动,村民在互动平台上经常性地推出村庄和农户介绍,举办生产者与消费者交流会等方式,促进双方的联结与互动。在生产端,除了对小农户进行理念、责任和规则教育外,组织者多次召开农户会议,讨论制定各种农产品的提供标准,并对农户的加工、保存技术甚至种养殖品种进行调整和干预。他们尤其重视畜禽的种苗调整,在鼓励农户自家进行繁育的同时,还与当地的孵化厂合作,为参与农户提供优质的鸡苗。生产小组也会向消费者介绍正在进行的调整和改变,争取对方的理解。

   四、被建构的现代性消费与变迁中的乡土性生产

巢状市场是一种立足于通过各种社会互动,把特定空间中的特定行动者组织起来的构建性市场。这类市场并不能外在于当前社会的主流生产模式和食物体系,而是在与常规市场的关联中与之并存并对自身进行再生产(Schneider et al., 2016)。在柳村的试验中,巢状市场在尝试重新联结食物体系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同时,也在以多种方式重新联结乡村和城市、食物和社会以及食物与自然。它既构建了一个新型市场与主流市场交互作用的舞台,也提供了一个已经被整合进主流食物链条的两端——城市现代消费社会和乡村小农社会直接遭遇的互动界面。巢状市场的构建过程并不是一个线性过程。巢状市场界面上现出的种种矛盾与不连续性,部分源于乡村和城市固有的地域和社会结构差异,而更多则来自于宏观社会结构变迁和现代食物体系对双方的形塑。它不仅折射出全球性食物体系与地方性食物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张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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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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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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