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志勇 李成明:全球失衡与再平衡:特征、动因与应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4 次 更新时间:2020-12-03 08: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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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志勇   李成明  
加之政策的溢出效应,会影响全球失衡的动态变化。在分析政策性因素时,首先应区分制度性因素和政策性因素的差异,否则会放大政策性因素的长期影响,这里主要从汇率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角度切入。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是统筹经济体对外平衡和对内平衡的关键枢纽。当盈余国汇率升值时,出口部门受到制约,资本大量流入,失衡问题短期得以缓解,而在盈余国汇率贬值时则会加剧失衡。美国等贸易赤字国家为推卸责任,将全球失衡的原因归结为中国等新兴国家,甚至一度将中国列为汇率干预国。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贸易盈余是汇率操纵推动本币低估的结果。但实际上,人民币汇率低估对全球失衡的贡献率极低,从现实来看人民币汇率总体也处于渐进升值过程,而且研究也发现美元贬值并没有减少其净资本流入。

   货币宽松和财政扩张在全球失衡中也扮演了一定角色。对于财政政策,根据国民经济恒等式CA=S-I,经常账户余额等于储蓄减投资,如果财政长期处于扩张状态,低储蓄的发达国家将面临经常账户恶化,而美国正是长期处于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的双赤字状态。而且,长期财政扩张将造成巨额债务积累,压低利率导致资产价格泡沫,金融风险不断积累,而这又需要货币政策进行应对。由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美联储货币政策松紧直接影响全球失衡程度。而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政策应对,虽然影响本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但溢出效应相对有限。而且,对于贸易盈余国,货币政策受汇率影响较大,在汇率升值压力下,货币政策将面临多目标困境,需要在汇率稳定、金融风险、经济增长之间寻找平衡,货币政策空间较为有限。

   政策性调整具有短期性,如果没有制度性调整,失衡压力会转向金融体系,在内外压力下当局政策只能陷入疲于奔命的临时应对,而且随着矛盾的不断积累,货币政策将陷入多重目标选择的困境,政策空间非常狭窄。因而,最重要的是制度建设,而制度建设是自上而下的结构性安排。

   4.统计性因素

   当然,由于统计规则问题,全球失衡也有被错误估计的可能。当前的统计方法存在一定缺陷,全球失衡情况可能被严重高估。而且,现有的统计方法依赖原产地规则,由于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扮演着国际分工的重要角色,如果从所有权统计规则看,贸易差额可能明显更小。但相比于结构性、周期性和政策性因素带来的变化,当前统计性因素只是在数量上的局部加减,并不能左右全球失衡的总体趋势特征。

   危机后中国经常账户贸易顺差余额减少,其内在动力是结构性、周期性、政策性的叠加结果。在结构性改革方面,中国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储蓄率略有下降,进口需求增加,服务贸易逆差扩大,这些结构性调整为全球再平衡做出重要贡献。在周期性方面,危机以来长波周期处于衰退阶段,全球也进入金融去杠杆阶段,全球需求疲软,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也使得中国的经常账户余额收窄,而且危机后的财政扩张也抑制了余额的进一步扩大。但同时发现,美国等贸易逆差国总体情况并未好转,虽然对中国的逆差减小,但对其他新兴市场国家逆差大幅增加。因而,全球失衡根源是结构性问题,除了国际治理结构因素外,更是贸易逆差国自身的结构性问题,由于美元扮演国际货币角色,因而其自身结构性问题与国际货币体系问题也息息相关,这是美元体系的内在矛盾。特朗普上台后,采取“美国优先”,试图通过贸易战进行再平衡,但效果微弱,原因在于保住美国国际货币地位与扭转贸易逆差是两难选择,难以同时实现。

  

   四、全球失衡与再平衡下的中国政策应对

  

   我国在全方位对外开放过程中,需要正确看待并妥善应对全球失衡问题,一方面应正确认识全球失衡的长期性,将着眼点从流量失衡转向存量失衡;另一方面,统筹好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有序推进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在深化国内改革中,要重点做好国民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有效调节内部失衡。在全方面对外开放中,应牢牢把握开放主动权,稳步有序推进,重点防范外部风险冲击。同时也应看到,现有的规则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全球发展需要,各经济体对现有国际治理体系的改革调整需求不断增加,应适时提出更加公平、开放、包容、共赢的基于规则的全球治理方案,以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把握结构性失衡特征,从流量视角转向存量视角审视全球失衡问题

   全球失衡的结构性因素决定了全球失衡的必然性与长期性。但受到周期性因素和政策性因素影响,全球失衡在流量上波动较大。尤其近年来部分发达国家不从自身经济结构出发,而是通过转移矛盾的方式倡导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使得全球失衡问题在流量上短期看似有所缓解,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全球失衡的本质问题,长期来看只会让世界经济矛盾愈演愈烈。与之相对比的是,中国积极对内推进结构性改革,在主要经常账户顺差国中,无论是绝对规模、相对GDP规模还是盈余趋势,中国都是对全球再平衡贡献最大的国家。尽管全球失衡在流量上收窄,但以国际投资净头寸衡量的存量失衡依然持续增加,存量失衡占GDP的比重达到了40%的历史峰值,比20世纪90年代初高出3倍。因而,在构建全球失衡协调机制进程中,应将视角从流量失衡转向存量失衡,这一视角转变有助于把握全球经济环境,更好地推进中国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进程。

   2.稳步推进高质量发展,以结构性改革为重点推动国内经济社会再平衡

   当前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能否有效应对内外失衡,在新全球化中确立自身位置,最终取决于国内经济的基本面。由于外部失衡与内部失衡是全球失衡的一体两面,应对失衡问题,结构性改革是核心,必然要重点推进国内经济结构性改革,实现国内经济的再平衡,这既有助于更好地应对外部风险,也能为全球层面失衡做出贡献。因而,应重点做好经济结构调整、市场制度建设、收入分配调节和区域协调发展。

   首先要深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刺激国内消费,减少对投资和外需的过度依赖,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中,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是重点,金融市场化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抵御风险的能力,外汇市场的建设有助于跨境资本流动,完善的金融市场制度也是金融对外开放基石,但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还有很长一段路。其次,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尤其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降低市场壁垒和所有制歧视,激发市场活力,并深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实体经济结构性改革难以短期完成的情况下,全球失衡带来的国内压力将会传导到金融市场,为国内经济带来更多不确定性,更需要统一的政策协调框架。因而,我国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应从全局出发统筹好货币、财政、金融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性矛盾,三者目标的分化会加剧内外失衡。收入分配问题直接影响国内经济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也直接决定人民在发展过程中的获得感。一方面要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方式进行直接调节,改善要素收入分配状况,推出促进贫困地区发展且减少贫困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更需要注重前期干预,缓解机会不平等,重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区域间差距,实现发展成果共享共赢。研究发现,相较于对收入征税,禀赋平等对缓解国内不平等问题更重要。既要加大教育投入,特别是贫困落后地区的教育投入,更要加强产业帮扶,同时要注重劳动力市场建设,提高市场开放性和灵活性,减少冲击性失业。近年来,我国精准扶贫也取得了重大成果,2020年后应注重贫困治理转型,以实现贫困治理战略的整体性推进。

   3.有序推进全方位开放,以规则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推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全球失衡的调整往往以汇率和金融体系为突破口,美国反制盈余国的历史策略就是直接通过汇率来调整全球失衡,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就是前车之鉴。中国如果在外部压力下实行浮动汇率并完全开放资本账户,经济体制监控方面的弱点将成为威胁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死穴,虽然这是20年前学者的观点,但当下来看依然适用。为更好地应对全球失衡下的国际挑战,把握发展机遇,中国应在全方位推进对外开放过程中,重点把握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制度型开放的转变,除建设良好营商环境和自主制度创新外,应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重点做好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本币主导下的渐进金融开放,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在贸易摩擦背景下,相比于针锋相对加入贸易战和保持既有政策,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缓解摩擦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并获得显著收益。一方面,进一步推动区域多边组织建设,当前中国推动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全球能源互联网合作组织在经济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以“一带一路”倡议为重点,推动区域内经济一体化、货币金融一体化和财政政策协调,实现经济深度融合。

   另外,我国金融对外开放应以本币为主导,坚持渐进开放原则。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从国内经济需要的客观条件出发,牢牢把握对外开放主动权,在本币主导下重点做好汇率制度建设、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在汇率制度选择上要协调好短期应对与长期趋势。一方面,把握人民币汇率选择自主权,不断完善汇率制度,同时避免短期应对政策被长期化,忽视汇率制度建设。汇率制度选择需要综合考虑内外部环境,尤其是国内经济基本面和经济改革内在要求。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渐进改革方式需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而且,我国当下推进对外贸易投资,让企业走出去,也需要汇率相对稳定。管涛:《汇率的本质》,中信出版社,2016年。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实现清洁浮动乃至自由浮动又是中国长期的必然选择,这就需要统筹好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同步推进渐进改革与渐进开放。在开放过程中,应注重市场建设和市场机制的发挥,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使用汇率避险工具等控制好风险敞口,并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提高开放过程中的风险管理能力,保持金融市场与国民经济的相对稳定,也为深化改革营造更好的经济环境。

   除了汇率制度选择外,以本币主导的金融对外开放重点是统筹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在保持一定资本控制的同时实现人民币一定程度的国际化。要成为经济和金融大国,中国需要拥有一种能够用于国际贸易和金融的货币,也为境外储户和投资者提供更多的投资选择。基于人民币在亚洲的极强吸引力,当前可以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基础上推动建立多元货币体系。但从长期出发,好的治理是国际货币信心来源,人民币欲转变为成熟的国际货币,取决于中国经济发展程度和国内金融改革的速度与深度。而资本账户开放有助于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扩大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内在要求。但当前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是成功的,原因在于将资本账户开放等同于资本项目可兑换,将资本管制等同于汇兑管制,是循规蹈矩而非根据本国发展实际探索的开放道路,本币主导下的金融开放是一条掌握开放主动权的新路。

   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新的基于规则的国际治理为重点实现全球失衡治理长效机制

   全球失衡成为当前国际经济中的重大问题,如何实现再平衡成为各国关注的重大议题。一条路径是基于现有国际框架的改良,一条路径是探索新的全球治理方案。如果问题表现较轻,并未动及根本,只需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良。但如果问题表现严重,并且触及体制机制问题,就需要另辟蹊径引入新的机制,而新机制的逐步确立过程也是新的全球化过程。

   在现有国际框架下,顺差国和逆差国必须共同努力来减少全球过度失衡,以支持全球增长,维护全球稳定。在具体举措上,贸易逆差过大的国家应实施有效的财政整顿,而贸易顺差过大的国家应利用财政空间来扩大公共支出。但现实并非如此,危机后发达国家面临多部门的债务难题,新兴市场面临结构转型压力,基于现有框架下的再平衡难以实现有效的调整。更进一步的是,存在贸易赤字的发达经济体掌握现有框架下的国际话语权,采用贸易保护主义,更意味着改良方案难以实现。要有效应对失衡问题,让全球化成果造福全球,就需要重新思考全球化规则,以新的基于规则的国际治理体系,实现全球失衡治理长效机制,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全球经济,让全球化真正惠及全球大众。国际货币地位依赖于一国的经济体量和增长动力,而当前全球经济正面临两个趋势性变化。在实体经济方面,美欧等发达国家长期经济低迷,新兴经济体对全球增长的贡献高于发达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对全球治理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需要打破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框架,强化新兴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以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推动新全球化。未来国际治理体系改革需要部分发达国家在国际协调中主动承担相应责任。中国适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动承担国际责任,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为全球提出新的基于规则的国际治理方案成为可能。一方面,中国当下可以重点推进基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多边贸易体系,促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多元化发展,进一步推动形成更为有效的国际贸易协调机制。虽然推动构建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不一定是长期最优方案,但对解决当下面临的全球问题更具现实性。另一方面,需要研究适应“一带一路”建设、契合经济全球化融合发展趋势的新的全球治理安排,提出关于新的基于规则的全球治理体系的中国方案,以优化国际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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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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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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