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峰:明清以来晋水流域之水案与乡村社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8 次 更新时间:2020-12-02 08:4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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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峰  

   前文已提过, 洗纸业和磨碾业也是晋水流域的用水大户。两大产业与传统农业之间因利益不同时起冲突。道光年间的赤桥村洗纸案就是发生在洗纸业与农业之间的—次冲突18。晋水流域磨碾业与农业用水者之间的冲突相当激烈。磨碾一般为村庄中富户所有, 富户常常仗势欺压农户。陆堡河磨案就是对此的有力说明。“光绪十一二年间, 元亨磨主于磨口之西跨河建墙, 未曾会同渠甲, 渠甲阻之, 该磨主乃恃富凌虐渠甲, 遂成讼。令袒磨主, 因讼于省, 二年乃结, 墙仍拆毁19”。为了得到较大的水量冲转磨碾以加工更多的粮食, 磨主不惜破坏农业水利设施。晋水北河孙家沟堤时常崩溃, 但改修孙家沟堤之动议屡屡未能如愿, 就与磨主的暗中破坏有关。“堤东一、二百步外, 为陆堡河, 其间磨碾十数区, 夏口水微, 守磨者暗行贿于守堤之人, 觅无赖偷溃以添水20”。

  

   三、渠甲、乡绅与民间其他力量在水案中的地位与作用

   地方社会对水权的控制和利用, 最直接的表演者当是渠甲, 因为晋水流域水利管理的基本形态是渠甲制。渠甲在水利事务中通常具有很高的地位和权威。选用渠甲人员, 一般注重以下三个方面:首重德行, 必须是村庄中素孚众望, 公正、明达、廉干之人;其次是财产的限制, 即地多者充渠长, 田少者允水甲:三是必须熟悉且热心渠务。以晋水总河为例:“岁以惊蛰前, 值年乡约会同合镇绅耆秉公议举, 择田多公正之农, 若所举不孚舆论, 许另举他人。至身无寸陇者, 非但不得充应渠长, 即水甲亦不准冒充。”21北河《河册》中也有类似规定:“除绅士公衙有护符者不许充应渠甲外, 地多者充渠长, 田少者充水甲。22”联系笔者对晋水流域村庄土地状况的调查, 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在笔者调查过的晋水流域的9个村庄中, 至少90%以上的土地都掌握在在村或不在村地主手中, 而且在村地主比例较少, 多数为不在村地主。地主的土地多以租赁的形式交由村农耕种, 因此晋水流域90%以上的农民皆为佃农23。佃农租种土地, 自然要向地主交纳地租。但是, 地主却不承担与土地相应的摊派和夫役, 而是将此负担转嫁到佃户头上。传统社会中强调“地水夫一体化”的模式, 根据这一原则, 只要占有晋水流域内的土地也就相应地拥有“水权”, 水权的所有者应该是土地的主人而不是租种土地的佃户。这样一来, 在水利组织管理者的人选问题上就产生了两种选择:要么由土地所有人来承当, 要么由土地耕种者来充应。不管担任渠甲职务能带来多大的利益, 作为土地所有人的地主是不会也不愿去亲自充任这种费力差事的, 那么只能由作为土地使用者的佃农来担任。因此极有可能产生的情况就是地主将对水利事务的管辖权让渡给某位与之关系密切, 听其指挥的村农, 作为其在乡村水利事务上的代理人, 而实际的支配权则由土地所有者本人来操纵。当然, 不可否认也存在一部分在村地主亲自担任渠甲职务的情形。鉴于明清时期晋水流域土地集中化较强这种状况, 水利体系内作为水权支配者的最高“长官”——渠长, 应该说会操纵在大土地所有者中。

   渠长的任职方式多采取轮应制, 严格规定不得连任。采用轮应的形式, 比较容易协调各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关系, 避免地主之间的利益冲突尖锐化。轮应制刚建立之时也许会有效执行, 但时间一久, 便会产生混乱, 如《晋祠志》中就记载有“迩来此例不明, 率多混举, 殊多不便。24”明清时期的晋水诸河中已经出现霸占渠长职位的人物, 常常导致渠规紊乱, 水案频发。这种违背旧规的情形不仅发生在晋水流域, 在本流域之外的汾水诸渠中, 也有类似情形出现, 如县东渠渠长职位自明末至清雍正七年, 就被段姓一家霸占达八九十年之久25。水利渠自清道光年始直至民国26年, 本村水权一直由史、刘两家掌握, 成为世袭26。

   渠长是乡村社会专管水利的人员, 享有很大的权力 (至少在清以前如此) 。从传说中就能体会到这一点, 如北河都渠长的职务向来是由花塔村张姓来担任的。据笔者的调查可知, 张姓担任都渠长的最大原因在于张姓先人的分水之功, 北河民众感激张姓先人的义举, 遂将北河水利事务的管理权交由花塔张姓世代担任。如果说渠长职务仅仅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差役, 恐怕不会如此。从这一角度来理解, 渠长在乡村社会中应该享有较高的权威和地位, 除非身任渠甲者滥用权力, 营私舞弊, 破坏了社区正常的水利秩序而遭受谴责和弹劾。

   从《晋祠志》所显示的资料来看, 渠长一职相当繁忙。首先是调剂水程。晋水流域诸村庄的用水, 分做正程用水与额外用水两种形式。正程用水指的足每年阴历三月初一至七月三十之间河册规定的渠系内村庄的合法水权, 额外用水分做春水、秋水。27渠长的职责之一就是要尽量做到使水系内村庄间用水均平, 不出现此村有水彼村无水的现象, 破坏水利秩序的正常运转。其次是组织水系内集体劳动。由于渠道经常被淤塞;损坏, 所以各河均要组织“挑河”;挑河后渠岸两旁堆积的泥渣需要及时清理, 谓之担河渣;渠内生长有藻类植物, 影响水速和水流, 遂有“割河草”之役。值得注意的是, 晋水流域这些劳役活动总是预先在某种系列的祭神活动后才开始的。如春秋挑河, 有破土行礼仪节:

   “祭之日, 花塔都渠长率水甲暨古城营渠甲并金胜、董茹、罗城三村渠甲, 挨次北面序立, 俱就位鞠躬跪读祭文毕, 焚化神纸祭文。初献爵, 亚献爵, 终献爵, 叩首, 兴, 鞠躬礼毕, 然后入渠内破土开渠。28”

   此外还有破土口诀、破春土祭文、破秋土祭文等。原本平常的劳动沾上神秘的神灵信仰色彩而显得意义非凡。在这种庄严隆重的气氛中, 广大民众感受到的恐怕只剩下意识中对水权的无比膜拜与维护。

   渠长除要承担领导挑河、水程分配、监督用水等日常性工作外, 还要领导进行祈雨、祭祀, 排解纠纷、征收摊派、完纳水粮, 必要的时候还要出资垫付等活动。乡村社会水利秩序的运行正是在各河渠甲各自或独立或合作进行的上述活动中完成的。

   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是:作为乡村水利事务的管理人员, 渠甲与官府和乡村社会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就文献与调查显示的情况来看, 渠甲是介乎乡村与官府之间的—种非官非民的职位, 即对于宫府而言, 渠甲原本只是一种职役, 甚或可有可无。因为渠甲一开始并非官府设置, 而是生自民间。只是随着水事纠纷的增多, 需要宫府出面进行适当的管理, 但官府又不能经常性地深入到乡村社会基层, 遂将渠甲这一乡村社会中现成的水利管理者纳入到官府的权力末梢, 但又不赋予太多的权力, 只是使官府在面对乡村社会因水利问题产生混乱状况而不得不介入时, 有了一个可以“问罪”和差遣的对象 (或者说责任人) 。另一方面, 对于乡村民众而言, 由于渠甲人员具有了官府办差人员的性质, 此时的渠甲已非彼时的渠甲所能比, 加以充任渠甲者原本在乡村社会享有的威望与权势, 竟导致渠甲在地方水利事务中享有某种“生杀予夺”的权力。这一点在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日益恶化的条件下成为引发水案的主因。

   渠甲借水渔利, 给流域内正常的水利秩序造成极大的危害。据乾隆年间赵谦德所撰《晋祠水利记功碑》记载晋水南河王郭村人王杰士白康熙五十三年任南河总渠长后, 霸占该职位长达十六年, 南河之水利秩序已混乱不堪, 出现“贿以金钱酒食者予灌, 否则率众凶殴, 人莫敢争的局向。晋水北河也出现“司水以灵源之惠泽肆私家之邸, 肆与夺惟财是视, 高下一任其手29”的状况。由于渠甲在水系内的特殊地位, 出现了权力滥用的现象。雍正元年《板桥水利公案碑汜》就记录了北河渠甲滥施淫威, 欺压寺僧的恶行;光绪二十五年的“总河祀费案”是晋水总河渠蠹横行的最有利证据。晋祠渠长借祭神摊费之名, 借机多索, “始犹于定规外每亩增钱数文, 既而派至百文。至光绪三年岁大 , 派至百六七十文, 荒年后加至二百钱。自是以后有增无减。迄二十年后, 每亩加至二百七八十文。30”渠甲对水权的专擅, 一方面导致水利严重不均, 影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 另一方面导致水案不断发生, 劳民伤财。如嘉靖二十二年的《申明水利禁例公移》记载在晋水北河出现“膏泽己沃于连畛, 涓滴未沾于邻区, 至使尺陇有饶瘠之殊, 一岁有丰凶之异”的状况。晋水南河也是如此, 据嘉靖二十八年《南河水利公文碑记》记载因南河总渠长冯天瑞一意孤行, 致使南河“水利不均, 强者多浇数次, 弱者受害含忍, 旱死田苗, 亏苦无伸”。光绪二十五年的总河祀费案就是总河三村民众“苦于科派已久, 不得已而讼之者也31”。渠甲为害水例的状况也可以从《晋祠志》收录的一条逸闻中反映出来:

   “光绪己亥 (二十五年) 夏六月初十日, 古城营渠甲至晋祠演剧, 致祭晋源水神。祀毕而宴于文昌宫之五云亭。席罢, 渠长王姓之孙、年十二, 出宫游览, 见宫前河中水面浮一金莲, 随波荡漾, 径至岸边采取, 失足而溺, 立刻毙命, 拯救不及。其祖抱尸哭之恸曰:‘天绝我也。’有人谓此渠长其子早丧, 仅有一孙, 孙既陨而宗嗣绝矣。故哭之甚恸”。

   王姓渠长之孙失足落水而亡本是一件令人同情且悲痛之事, 然刘大鹏在文后却评论说:“是童之溺, 必其祖素行不善, 及询其乡邻, 果为该村之河蠹32”。由这一偶然事件, 反映出渠长凭借对水权的操纵大权, 横行专制乡里, 为乡民所不忍, 以至于对其家遭受不测之事亦拍手称快, 更显示出清季渠甲为害地方社会水利之正常运营是不容争议的事实。

   出售水权是与渠甲专擅水权相伴随的。出售水权的村庄自然是水量充沛的中心村落, 购买水权的村庄则相反, 是水量不足的边缘村落或者水系外的村落。在晋水北河, 处于中心地位的花塔村和享有水利特权的古城营都存在渠甲卖水之弊。如花塔村每岁“正程已毕, 渠长不免卖水渔利之弊”33;城营“水程之多, 为北河之最。入例之田五十余顷, 其例外之田, 又一、二十顷。入例者水钱有定限, 例外田畴, 非用钱买, 则不能浇灌。渠甲渔利, 即在于斯”34。在晋水南河, 同样处于中心地位的千郭村也存在卖水问题。

   “道光八年, 王郭村渠长许恭卖灌上河杀牛沟地亩六顷有奇, 索村渠长控许恭, 有案可稽。十一年许恭又卖灌杀牛沟地, 且于晋祠总渠行凶。邑宰差役邀同外村人等理处, 许恭受罚团棹二十张, 椅子六十把”。南河上河索村无卖水之弊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其一“索村水程虽不匮乏, 亦无余裕”:其二“即使有余, 亦少售水之处, 邻近者水皆饶多, 下流枣园头村太远亦无所济”。是因为缺乏卖水的条件, 否则也不能无弊。此外, 还有将水权卖于水系外村庄的情形。如南河下河南张村:“新庄在该村下流一里余, 并无水例。欲以晋水灌田, 必向张村渠甲买之”35。

卖水是渠甲获利的一种方式, 而藉端兴讼更是渠甲渔利的惯用伎俩。在本流域的15起水案:有八起与渠甲有直接的关联。其中有因渠甲霸占水权, 任意营私, 导致水利不均, 危及渠众之生存而兴讼者:有渠甲借兴讼大肆摊派, 借机渔利者, 最典型者莫过于道光年间的赤桥村洗纸案和雍正元年的玉带河水车案。“河讼一兴, (渠甲) 遂按田亩起派讼费, 费一起十, 费十起百, 费百起千, 费千起万。所费少而起派多, 故不仅讼于县, 而且讼于府, 更讼于藩臬府院, 经年累月而讼不息, 案结而又讼, 非其情之实不甘也, 特欲藉讼以渔利耳!36”刘大鹏在《晋祠志》中将过去所发生的每一件兴讼案件一而再, 再而三的归结到渠甲的头上, 并向官府提出解决水案的办法:“有司若遇河案, 先禁其按亩摊钱, 而讼费无所起, 则渠甲自无一讼不已, 讼至再三之心也37”。渠甲藉兴讼渔利, 视之为利益渊薮。这也真实的反映了至少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 发生在乡村水利事务中的混乱现象, 由此更加剧了水资源匮乏的危害和水案冲突。应该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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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3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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