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磊: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及其中国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1 次 更新时间:2020-12-01 22:43:24

进入专题: 后发优势论   工业化    

宋磊  
所以,如果将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的劳动方式,那么生产方式和生产组织方式之间的区别不大。14

   在中介说的框架之下,生产方式或生产组织方式的主体内容得以呈现出来:生产方式即“劳动方式”或“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在这种结合方式之中,技术进步和组织变迁之间的关系占有重要地位。15实际上,企业层面的生产组织方式问题,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长期关注的研究主题(Lazonick, 1990;布若威,2008;Boyer, 1990; Boyer and Yamada, 2000)。中介说有助于我们理解生产方式或生产组织方式的发展规律。中介说的要点在于指出生产力、生产(组织)方式和生产关系不是单向的决定关系,而是以生产(组织)方式为中介的双向决定关系。在这种理解方式之下,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生产方式或生产组织方式的动力机制。

   借助中介说,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对于论证何为中国故事的理想讲述方式的意义开始更为全面地显现出来。首先,如前所述,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对于我们的主要启发是,既然成功地实现了赶超的后进国家大多在与生产活动相关的企业组织形态领域实现了创新,那么,中国实践之中的创新也很可能存在于这些领域,所以,企业层面的组织形态创新应该在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之中占有关键位置。依据中介说,企业层面的组织形态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组织方式的重要内容。因此,以生产组织方式为中心的讲述方式适于讲述中国故事。当然,在中介说之中,生产组织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复杂的双向作用。这种双向作用提醒我们,中国故事的两种讲述方式是互补关系,不是替代关系。

   五、经济民主与跨所有制竞合: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与中国实践

   至此,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挖掘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还原后发优势论的全貌,论证以生产组织方式为中心的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法的必要性——已经基本实现。接下来我们应该详细讨论中国实践之中的生产组织方式创新的具体形态。受篇幅限制,本节仅对中国的生产组织方式创新问题提出初步假说。对于这些假说的实证研究,将由后续研究进行。

   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表明,中国实践之中最具理论意义的部分应该存在于与生产活动相关的企业组织形态领域。企业组织形态可以区分为企业内组织形态和企业间组织形态,分别对应企业内分工和企业间分工。笔者认为,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之中,在企业内组织形态和企业间组织形态领域,已经分别出现了以经济民主和跨所有制竞合为代表,初步具有范式变迁性质的实践。这些实践能否持续地发展和完善,值得观察。16

   (一)经济民主:中国企业在企业内组织形态领域的创新

   在美德日等成功实现赶超的后发大国的历史上,作为制造业企业管理原则的美国方式(American system)、德国式劳资共同决策、丰田生产方式既是这些国家工业化实践之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也是这些国家在企业内组织形态方面的主要创新。这种创新相继扩大了普通员工在企业之中的权利,具有经济民主的意味(宋磊、孙晓冬,2015)。

   与这种创新类似,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在员工持股、分红方面的制度安排已经呈现超越存在于美国高科技企业之中的类似制度安排的趋势(萨克森宁,1999:59),具有发展出全新的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可能性(王艺明,2019)。客观地说,华为实践仍然处于发展过程之中,一些制度安排有待完善,尚未对其他中国企业产生示范作用。但是,在提高普通员工的地位,扩大普通员工的权利的意义上,华为实践与在工业史上完成了管理原则的范式变迁的美德日领先企业的实践相呼应,具有发展为范式变迁意义上的创新的可能性。17

   (二)跨所有制竞合:中国企业在企业间组织形态领域的创新

   关于中国企业在企业间组织形态领域的创新,有两种现象值得关注。第一种现象是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之中形成了密切的企业间协作网络。这些企业大多存在于江浙、广东地区,依托这种网络形成并发展生产与销售能力(王辑慈等,2010)。第二种现象是随着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在中国出现了一些通过承接西方企业的订单实现快速扩张的大型制造业企业,其中的代表是世界最大代工企业富士康科技集团。这些中国企业与西方企业形成了一种可以概括为苹果-富士康关联(nexus)的组织关系,在生产过程之中展现出了诸如控制成本、快速响应市场等能力。上述企业间组织形态似乎具有创新的性质,但是从更为宽广的范围来看,这种创新的原创性不高。就第一种现象来说,私人企业之间的协作网络存在于日本、意大利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发展过程之中(Dore, 1983; Piore and Sabel, 1984;王振寰,2010)。就第二种现象来说,在跨国企业网络之中,在中国从事组装等生产活动的企业处于从属地位,不是网络的设计者和控制者。但是,如果转向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和中国经济的结构化特征,我们将会在企业间关系领域发现特殊的组织形态。

   如果将中国工业化的起点设定在1949年,那么在1949年至1978年间,中国经济的微观主体是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1978年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营企业涌现,外企大规模进入。观察上述三种企业的变化,可以发现三个问题:第一,快速发展的民企如何能够在短时期内迅速形成技术和组织能力?毕竟,企业很难在空白的基础上出发。第二,在竞争充分的细分市场之中,为什么并不具有行政垄断地位的一些公有制企业不但持续存在,而且成功地扩大规模?政府支持显然不能解释这些企业的成长。第三,为什么外企绕过当时也在争取外资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过渡经济体,大量进入中国?

   对于上述三个问题,可以分别进行解释:民营企业的发展可以解释为被长期抑制的创业精神的反弹,一些公有制企业在竞争性领域的成功可以归结为长期发展过程的积累,外企进入的原因可以理解为低成本劳动力和市场规模的吸引。这些解释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这里显然存在巨大的“解释残差”:以创业精神解释民营企业的发展越过了很多变量,将部分公有制企业在竞争性领域的成功归结为政府支持忽视了另外一些同样具有政府支持但是被淘汰的公有制企业,将外企进入的动机理解为控制成本、占领中国市场简化了外资企业发展的原因。

   对于上述问题分别进行解释的思路实际上是关于中国经济的一种流行观念——将三种所有制企业分割甚至对立起来——的表现。如果脱离这种观念的束缚,将这些企业视为处于竞合关系之中的企业群体,那么不但可以获得对于上述问题的全新解释,而且可以发现在企业间组织形态领域具有范式变迁性质的中国实践。我们认为,三种所有制企业之间大规模的、动态的竞合关系是中国企业在企业间关系领域的主要创新。在这种可以概括为跨所有制竞合的企业间关系之中,三种所有制企业相互激荡、促进,其中的优秀企业实现了发展。

   公有制企业对于民营企业的能力转移以多种形式出现:20世纪90年代之后大量乡镇企业转为民营企业,公有制企业以非正式地提供技术支持等形式促进了乡镇企业以及后来的民营企业的早期发展,部分公有制企业的民营化意味着国有企业长期积累的企业能力在民营企业之中持续发挥作用,公有制企业往往是民营企业的重要销售对象和关键设备的重要来源。

   跨所有制企业能力转移既不是静态的,也不是单向的。民营企业不但以完善产业链的形式间接地助力国有企业发展,为外资企业大量进入中国创造了条件,而且以提高国内市场的竞争强度的形式倒逼国企改革。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依托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组成的供应链的外资企业不但和民营企业一起强化了竞争机制,而且向其他两种企业转移了部分组织和技术能力。

   在后进国家的工业史之中,从性质和规模来看,中国工业化进程之中的跨所有制竞合罕有其匹。18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跨所有制竞合初步具有范式变迁的性质。但是,这种创新将如何演变仍然需要观察。

   六、余论

   在广为人知的内容之外,后发优势论之中存在一个隐形结构。这个隐形结构对于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成功地实现赶超的后进国家工业化进程的特征和贡献具有重要意义。从本文挖掘的这种隐形结构出发,我们注意到,企业组织形态领域的创新既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之中最为激动人心的部分,也是其他后进国家最为关心的内容,更是中国故事的第一种讲述方式难以涉及的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调整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倡导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述方式是必要的。需要强调的是,虽然企业内组织形态领域的经济民主实践和企业间组织形态领域的跨所有制竞合已经初步具有范式变迁的性质,但是这些范式变迁尚未完成。找出阻碍范式变迁的原因,不但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后进国家工业化进程的特殊原因,而且有助于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

   *感谢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国家理论研究”(项目编号:19ZDA056)的支持。

   参考文献:

   [意]乔万尼·阿里吉,2009,《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意]杰奥瓦尼·阿瑞基,2001,《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姚乃强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意]乔万尼·阿瑞基、西尔弗·贝弗里,2003,《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王宇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美]哈里·布雷弗曼,1979,《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方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美]迈克尔·布若威,2008,《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李荣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英]M·E·福尔库斯,1992,《后发优势》,载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编著):《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陈岱孙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高峰,2012,《论“生产方式”》,载《政治经济学评论》第2期。

   [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2009 (1962),《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张凤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郭冠清,2020,《回到马克思:对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再解读》,载《当代经济研究》第3期。

   [美]戴维·S·兰德斯,2007a,《国富国穷》,门洪华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美]大卫·兰德斯,2007b,《解除束缚的普罗米修斯:1750年迄今西欧的技术变革和工业发展》,谢怀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美]威廉·拉佐尼克,2006,《经济学手册》,谢关平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路风,2020,《新火》,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路风,2016,《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美]安纳利·萨克森宁,1999,《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曹蓬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

   宋磊,2017,《〈光变〉:从中国制造的来龙去脉到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法》,载《中国图书评论》第7期。

   宋磊,2016a,《中国故事与中国模式的第二种讲法:以路风〈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为例》,载《文化纵横》第3期。

   宋磊,2016b,《阿里吉-杉原方法与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法》,载《思想战线》第6期。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后发优势论   工业化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宏观经济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3734.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6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