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正岚:释道安的佛教史建构与陈慧佛学贡献的被遮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6 次 更新时间:2020-11-19 08:4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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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正岚  
恩深义重,故为之隆服。入则绖,岀则否。”28迄于西晋,挚虞重申弟子无师服、心丧三年而吊服加麻:“自古无师服之制,故仲尼之丧,门人疑于所服,子贡曰:‘昔夫子之丧颜回,若丧子而无服,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遂心丧三年。此则怀三年之哀,而无齐衰之制也。群居则绖,出则否,所谓吊服加麻也。”29直至清代,对于师服是否居则绖而出则否,学界仍有不同看法。比如,清陈立《白虎通疏证》卷十一主张“为师则虽出行犹绖,所以尊师也。今此谓‘入则绖,出则否’,误矣”30。东汉时期多有弟子为师重服的现象,但缌麻之丧逐渐成为一种趋势。比如,蔡邕《蔡中郎集》卷二《陈太丘碑》载陈寔辞世,“荀慈明、韩元长等五百余人缌麻设位,哀以送之”;又如,《后汉书·邓寇列传》载邓弘曾授安帝《欧阳尚书》,邓弘卒,“太后服齐衰,帝丝麻”31。东汉弟子多为师服缌麻,因此,魏时便多实行“师丧及吏服长官,缌麻三月”的礼制了。王先谦赞缌麻之礼“颇合古制”,当是由于“缌麻”服与郑玄所谓“吊服加麻”有相近之处32。与师徒之礼相类似,信佛者为僧人服缌麻者,也不乏其例。据《佛祖统纪》卷三十八,梁大同元年(535),“智者约法师亡,帝辍朝三日,素服哭之,从师受戒者四万八千人,皆服缌麻哭送”33。由此,笔者推测陈氏居安世高丧而服缌麻之礼,陈序“因间麻缌,为其注义”可以解读为陈氏在守丧期间撰著《阴持入经注》。

   严佛调《沙弥十慧章句序》与陈氏《阴持入经注序》可能皆作于两人为安世高服丧期间。可以作为旁证的是,两序对安世高的生平、学术和声望的描述,极其相近。试作如下比对:

   1.陈序:安侯世高者,普见菩萨也。

   严序:有菩萨者,出自安息,字世高。

   2.陈序:忧济涂炭,宣敷三宝,光于京师。于是俊人云集,遂致滋盛。

   严序:愍俗童蒙,示以桥梁。于是汉邦敷宣佛法,凡厥所出数百万言。

   3.陈序:厥义郁郁,渊泓难测。植之过乎清乾,横之弥于八极。洪洞浩洋,无以

   为伦。

   严序:其文郁郁,其用亹亹。广弥三界,近观诸身。

   4.陈序:差次条贯,缕释行伍。令其章断句解,使否者情通,渐以进智。才非生知,扬不尽景。犹以指渧之水,助洪海之润。贵令暂睹之者,差殊易晓。唯愿明哲,留思三人,察其訧月垂,幸加润畅,共显三宝,不误将来矣。

   严序:不敢自专,事喻众经。上以达道德,下以慰己志。创奥博尚之贤不足留意,未升堂室者,可以启蒙焉。

   两篇序文篇幅不长,竟在立意乃至表述上如此接近,这就提示了他们之间密切的学术联系,进一步佐证陈氏为安世高弟子。

   其五,陈氏《阴持入经注》所引经论皆出于汉魏间、多为安世高一系,亦可佐证陈氏即安世高弟子陈慧。将严序、陈序与康僧会《安般守意经序》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可以推测陈氏《阴持入经注》的时间上限为安世高去世之东汉灵帝末年,下限为康僧会助陈慧注《安般守意经》之魏初。安世高去世时间已不可确考,《出三藏记集》卷十三《安世高传》载安世高于汉灵帝(168-188)末年宣经事毕、杖锡江南;又《高僧传》引道安《经录》云:“安世高以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一四八年)至灵帝建宁中(168-171)二十余年,译出三十余部经。”此外,《别传》云太康(280-289)末安侯道人至扬州,《高僧传》已驳其不足信34。则安世高当卒于东汉灵帝末年,陈氏《阴持入经注》当撰于此后。又如前所引,释道安《安般注序》认为康僧会于魏初助陈慧注《安般守意经》。

   值得注意的是,《阴持入经注》计引经论14种35,译者的时代上起汉末安世高,下至吴支谦。其中出于安世高者,除了前引《安般经》《安般解》之外,还有《道地经》(3);此外,严佛调、安玄所译者为《法镜经》36,于此可见陈氏与安世高一系的密切联系。又《阴持入经注》援引支谶所译《屯真经》、竺朔佛所译《道行经》,皆出于东汉时。必须说明的是,今本陈氏《阴持入经注》所引孙吴时期支谦所出佛经,多为对注文的疏解,因而很可能是后人加入的。陈注引支谦所出《法句经》37《大明度经》38《慧印经》(2)《维摩诘经》39,由《出三藏记集》卷二《新集撰出经律论录第一》可知,当为孙吴黄武(222-228)初至建兴(252-253)中所出,显然在上述《阴持入经注》的时间下限之后。不过,仔细比对相关的正文与注释,可以发现这部分佛经引文出现于注释的后段,在语义上与正文没有直接联系,却与前半注释相呼应,因而当是对注文的疏解。比如,《阴持入经注》计四处引用《慧印经》,其中三处引文都处于注释的后段,与正文没有直接联系,当为对注文的疏解:(一)《阴持入经注》卷上“尽意念,以却世间痴心不便。自法,法法相观行止”之下注云:“法,十二因缘法也。……《安般》曰:‘念因有分,念尽无有。斯空不愿无想,定向泥洹门也。’《慧印经》曰:‘空无所著,是为泥洹。’”在此,《慧印经》引文与正文没有直接关系,是对注释所引《安般》“斯空不愿无想,定向泥洹门也”所作的疏通。(二)卷上“何等为五根?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是名为五根”之下注云:“精进在行,……观四非常,入三活门。《慧印》曰:‘是尊慧入慧门。’慧门,所谓三活门者。”在此,《慧印经》引文是对注文“入三活门”的疏解。(三)卷上“彼慧种比丘为拔痴恶本,为散痴结,为合憍慢疮,为知不乐不苦。痛为得度,无有色界,是为三种”之下注云:“慧者以非常、苦、空、非身,眼观视三界,无针鼻之土。可免死不受苦者,即念空、灭愿、就净、无想,入三活门。《慧印》曰:‘空无所著,是为泥洹也。’”同样,此处《慧印经》引文是对注文“念空、灭愿、就净、无想”的疏解。又如,《阴持入经注》仅一处引《维摩诘经》,即卷上“令从是致堕不可处。不可相为何等?为心意急,是为不可相”之下注云:“不可处,谓老病死处也。命扰谓之急也。虽心不可。会必往之。《维摩诘》曰:‘身身为穷道,会老死故。’斯义如之。”在此,《维摩诘经》引文亦位于注释的后段,与正文无明显联系,是对注文“老病死处”“会必往之”的疏解。陈注引支谦所出《法句经》《大明度经》的情况与此类似,很可能都是后人加入的。

   三、释道安的佛教史建构及其对陈慧佛学的遮蔽

   综上所述,《阴持入经》的注者姓陈名密,师从安世高,所作《阴持入经序》与安世高弟子严佛调《沙弥十慧章句序》可能同撰于为安世高守丧期间,在内容和表述方面十分接近;《阴持入经》陈注对《安般》多有援引和吸收,多引安世高一系所出佛经,因而陈氏很可能是康僧会《安般守意经序》所说的会稽陈慧。

   会稽陈慧是《安般守意经》的主要注者,且很可能注释了《阴持入经》,则其于弘扬安世高之学厥功甚伟。《高僧传》所引《别传》之“尊吾道者,居士陈慧;传禅经者,比丘僧会”一说,将陈慧对安世高之学的贡献置于康僧会之上,确非空穴来风。然而,由于释道安《综理众经目录》未录陈慧,释道安《安般注序》亦只提康僧会而不提及陈慧,会稽陈慧注释佛经的贡献便隐而不彰了,这一现象说明了:释道安的经录在保存佛教文献、记载佛学史的同时,也遮蔽了佛教史的某些环节,因而实质上是一种建构。

   关于释道安《综理众经目录》的学术价值,以往的研究多推崇其保存史料的意义,如《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法师传》赞誉道安整理众经之功曰:“自汉暨晋,经来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记。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铨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40实际上,道安经录同时也是对汉晋佛教史的建构,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下两点:其一,对佛经翻译史的建构。以往的研究已经注意到,道安对支娄迦谶、竺法护等人的译经加以评价,揭示了佛经翻译的不同特征。比如,道安赞誉支娄迦谶的翻译曰:“似谶所出,凡此诸经,皆审得本旨,了不加饰”(2),此说肯定了忠实于经典本意、质朴无华的翻译风格;道安称赞竺法护的译经:“凡所译经,虽不辩妙婉显,而宏达欣畅”41。上述说法不同程度地提倡信、达、雅的翻译风格,由此可以推测,道安经录的主旨之一,就是通过评价汉晋时期佛经翻译的得失,建构汉晋佛教翻译史。其二,以往的研究尚未注意到,道安在佛教史建构中体现出明确的地域意识,这可能是陈慧佛学被遮蔽的原因之一。众所周知,道安经录中设有“凉土异经录”“关中异经录”两类42,已有学者指出这一分类导致道安的经录缺乏一以贯之的体例43;不过,从积极意义上来说,这一分类折射了道安对于佛经所出的地域颇为关注。

   重视佛经所出地域的另一表现,是道安对某些地域所出佛教采取了非亲过眼则不著录的审慎态度。与此相联系,道安遮蔽陈慧之功,当由于其过眼的孙吴佛经不多。可以作为旁证的是,安公经录对支谦于孙吴黄武(222-228)初至孙亮建兴(252-253)中所译述的佛经,仅录三十部,后来释僧祐根据《别录》所载而增加了六部44。汤用彤认为道安经录不载《四十二章经》的原因是:“安公治学精严,非亲过眼则不著录。”(7)道安经录于孙吴佛学有所阙如,当无可疑。道安未及陈慧注《阴持入经》,当与此相关。如前所述,陈氏《阴持入经注》引用了支谶所译《屯真经》,由《出三藏记集》可知,道安经录未载此经。《出三藏记集》卷二“《伅真陀罗经》”下有注:“《别录》所载,安录无。”(8),由此可以推测,道安可能也未见陈慧《阴持入经注》,否则他当依据陈注而提及支谶所译《屯真经》。

   道安经录对汉晋佛教史的建构,提示今人在考察佛学史的过程中,应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和运用多样史料。以陈慧佛学这一个案而论,有必要将经录与经序、经注、僧传等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尤其是将《阴持入经》陈注与《安般经》的内容加以比对,并且对撰写背景相近的《阴持入经序》和《沙弥十慧章句序》加以比较,从而全方位地探究佛学史的发展演变。

   与支谦、康僧会、竺将炎、维祇难等外来僧人的佛教活动相比,作为江东土著的陈慧之大力注释佛教,更能推动江东佛教的传播,特别是吸引江东士族对佛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东晋谢敷着力表彰孙吴佛学,并在重视禅学、推崇观音信仰等方面奠定了江东士族佛学的基本特征,其渊源便可上溯到会稽陈慧的佛学。

   注释

   1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7-105页。

   2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83-294页。

   3汤用彤先生认为此书名称是《安世高别传》,参见汤用彤:《汤用彤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8-34页。

   4释慧皎:《高僧传》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8页。

   5(1)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44页。

   6(2)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66、95页。

   7(3)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286页。方广锠《道安评传》明确揭示了“所谓康僧会注,实际是斟酌载述安世高当年对陈慧的教导,并非康僧会自己的著作”,参见方广锠:《道安评传》,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年,第114页。

   8(4)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4页。

   9(5)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76页。

   10(6)郭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第119、223页。

11(7)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二,第23页。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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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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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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