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楠:中央与地方关系视角下的香港基本法解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7 次 更新时间:2020-11-17 22: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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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楠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授权的前提是需要终审法院在特定情况下主动提请解释。不过,即使终审法院违反了地区性宪制义务的话,法律责任也不应是收回其授权,而是根据越权原则,判定其在此种情况下行使解释权的行为无效。这种无效的认定会带来一种实践后果,即在有权解释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不会影响之前作出的判决;但在越权解释的情况下,或许可以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应不受此时间之限。[17]

   再者,香港特区法院被授权“在审理案件时”解释基本法,也就是说这种解释权并非一种抽象性解释权,而是一种具体的解释权,附随于案件争议的或案件审理必要的。根据香港基本法第19条规定,香港原有制度和原则可以对法院的管辖权作出限制,[18]这些对法院管辖权的限制主要蕴涵在原有普通法中。与此同时,香港基本法第19条规定特区法院对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无管辖权。而且,即使案件本身不是国家行为的判定,但涉及对国家行为的认定,法院也需要取得相关的证明,作为一个事实文件,不能自行对国防、外交政策作出判断。总而言之,法院只在有管辖权的案件中才能解释基本法。而且,在普通法传统下,法院始终有必要保持一种比大陆法系法院更为“消极”的态度,因为它不能决定诉讼的提起、不能决定争诉的议题,即使法院认为有必要,也无法在双方无实质争议或达成和解的情况下作出判决,更不能枉顾判例进行一种立法式的创造。所以,特区法院被授权在解决争议需要时才会解释基本法。[19]根据香港基本法第84条规定,法院在审判案件的时候要适用基本法第18条规定的法律,也就是说,基本法第18条的规定构成了香港特区法院适用的法律渊源,其规定的特区法律则包括基本法本身、本地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以及在本地公布或立法实施的附件三法律。(见图1香港特区法院适用的法律渊源)

图1  香港特区法院适用的法律渊源

  

   最后,说明一下香港特区法院的基本法解释权与司法权、基本法效力优先性之间的关系。在吴嘉玲案中,终审法院认为“在行使《基本法》所赋予的司法权时,特区的法院有责任执行及解释《基本法》。”[20]刘港榕案判决再次重申,“香港特区法院行使独立司法权时的其中一项基本职能是解释法律,其中包括《基本法》。”[21]香港基本法第158条第2和3款授权特区法院解释基本法,第84条授权特区法院依据基本法审理案件,[22]在所有案件的审理中都有可能涉及香港基本法的解释,实践中,司法复核案件中适用基本法引起的社会反响较为突出。[23]虽然这两种功能是重叠的,但并不必然存在规范上的因果关系,在内地的法律体系中,法律解释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力,并不依附于司法权或其他权力而存在。所以,特区法院往往从普通法传统视角理解基本法解释权与司法权的关系,并将基本法效力的优先性认为是审查权的基础;而内地法律授权特区法院作为有权解释的主体,并且承认判例制度使得这种有权解释产生一种规范性效果。在这种视角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抽象解释权并不蕴含或关联任何司法权,也可以在抽象意义上与特区法院解释进行协调和沟通。

  

   二、香港基本法解释的方法论发展

  

   香港基本法解释方法,特别是特区法院的基本法解释方法,可以说是诸多文献都曾讨论过的议题,[24]笔者也在另文中有过专门论述,[25]对于具体判例中解释方法在此不再展开,仅对基本法解释方法论发展进行重述。

   (一)香港特区法院解释基本法的方法

   1.      普通法解释论基础

   在普通法经典著作中,Bennion教授将英国普通法解释方法分为文义解释(literal meaning)与超文义解释(strained construction)。[26]对文义解释又具体划分为三种:第一,“当条文意思清楚,即只有一种语法解释(grammatical meaning)时,为该种语法解释”;第二,“当条文意思模糊,即可能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语法解释时,为其中任意一种语法解释”;第三,“当条文语义(semantically)晦涩,即不能有任何直接的语法解释时,为该修正版本的语法解释,或者当修正的版本可能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语法解释时,为其中任意一种语法解释”。[27]总之,在理论层面,文义解释其实包括了单一语法解释、选择性语法解释、修正语法解释、选择性修正语法解释等情况,都是从文本字面可以获得的解释方案。

   超文义解释在Bennion教授看来也包括三种情况:第一,“当条文有一种清楚的语法解释时”,为不同于该解释的含义;第二,“当条文意思模糊,即可能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语法解释时,为不同于其中任一种语法解释的含义”;第三,“当条文语义晦涩时,为不同于该修正版本语法解释的含义,或者不同于该修正的版本任意一种语法解释的含义”。[28]对于超文义解释的理解,Bennion教授实际上采取了一种与文义解释二元悖反的划分方法,借此对解释方法进行一种周延分类。这种解释方法的分类是根据解释结果与文本的背离程度对解释方法进行的分类,并不是单纯对解释路径本身的划分。

   就解释路径而言,普通法解释理论中也有相关划分。文本解释(textual)是指对解释对象的文本进行解释,适用语法解释的方法。语境解释(contextual interpretation)则需要在一个语境中解读某一文本的含义。而且,语境解释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指依据解释对象的上下条款、上下章节、在法律中的位置等文本所在的最小语境(文本的上下文和相关的法律框架)对文本进行解释,即体系解释和逻辑解释的方法。较宽泛的语境解释则包括相关的其他立法,但依然是以规范为基础的语境。最宽泛的语境解释不再指文本语境,而是指社会语境,即立法所处的环境。实际上,文本解释与语境解释也是一种二元性的划分标准,是依据解释对象所进行的划分。对于语境解释而言,历史解释可以作为获得语境的一种路径,即通过查询历史文献得知文本的原意,实际已经超越最狭义的文本内涵,探求立法者借以通过法律文本表示出的原意(intention)获得法律解释的结果。然而,历史解释也可以采取一种较宽泛的语境解释方法,利用公开、可查询的规范性文本,例如,普通法中的弊端规则就是指“议会通过一项法案意图在于解决一项弊端。它因此推定议会希望法院在解释这项法案时,也会尽力以这种方法适用法律来解决弊端。”[29]在这个情况下,所要解决的弊端可以被认为是立法所依赖的社会语境,只不过普通法传统下可以使用的文本路径较为有限。

   无论是按照法律解释结果、还是法律解释路径分类,探讨法律解释正当性的问题时,法院始终不能回避一个问题——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受法律解释与法律文本的脱离?毕竟法律解释与法律制定、修改不同,需要服从一定的界限。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细化为:基于文本的解释、超文本解释与反文本解释。[30]基于本文的解释是上述的文义解释或者文本解释,甚至加之狭义语境解释;而超文本解释则是指解释者通过某种方式探知立法背后的目的,这一目的是通过文本分析无法得知的,解释者不受制于文本表示出来的僵化含义的局限,这种身份的跳脱或是可能出于对立法机关更大的尊重,或是基于解释者身份产生的合理裁量权对法律进行的不得以续造,进而产生了一种超越文本解释的效果。不过,超文本解释虽然不能从文本得出,但与文本并不冲突;换言之,解释的结果并非文本所不能承受的。可以说,在Bennion教授提到的修正语法解释与续造(construction)之间进行了更详细的分类,产生了一种既不在文本之内、也不在文本之外的效果。反文本解释则走得最远,通常被认为是修改法律的情况。当然,即使依据传统的普通法解释原则,这也不是法律解释完全不能包容的情况。以黄金规则为例,它是文义解释的一种例外情况,当字面意义的适用会在案件中产生极不合理、令人难以接受和信服的结果,[31]法院可以采用变通的解释,以避免荒谬结果的出现。黄金规则给法官提供了一种反文本解释的可能性。但是,反文本解释的情况应是极为罕见的,而且反文本的程度要受到控制,否则,法律文本就会丧失其作为规范的基本作用,影响法律的可预测性,不能作为人们行为的指引。总之,传统普通法解释的基石是文义主义,特别是在制定法解释中,法院如果脱离了文义主义,很难摆脱僭越立法权的嫌疑。

   2.      特区法院基本法解释方法论的变革

   回溯特区法院23年的基本法解释,可以发现特区法院经历了一场迂回的发展过程。首先,特区终审法院在第一个案件中确定了基本法解释的特殊性,尽管法院认为基本法解释方法的特殊性缘于其作为宪制性法律无法避免的含糊性,但实际上,这说明了终审法院在新秩序下对传统解释方法的背离。而且,在终审法院看来,议会至上下的制定法解释方法似乎与香港基本法的专门性授权并不相符。香港基本法第158条法院“自行”解释鼓励法院延用一种非传统的“目的解释”方法。与文义解释、弊端原则、黄金规则相比,目的解释方法在普通法中出现得较晚,[32]通过Fisher案的援引进入香港。[33]目的解释并非是在文义解释、弊端原则、黄金规则之外单独发展出来的一种原则或方法,实则是弊端原则的一种发展。目的解释与文义解释、弊端原则和黄金原则相同,是一种具体的普通法解释原则,是法院直接可以适用的解释原则,而不是上述的纯理论型划分。因此,目的解释可以和文本解释、语境解释或超文义解释、反文义解释进行一种交叉。很多时候,目的解释本身就是语境解释,在较宽泛或是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语境解释,以探讨作为立法目的的社会语境。不过,最狭义的语境解释通常与普通法的目的解释并不相同,因为最狭义的语境解释本质上是文义主义的,而目的解释则更多是超文义主义的。与传统原则相比较,目的解释给予解释者更大的空间,香港终审法院正是利用这种解释论的空间建立了一套更具有弹性的基本法解释理论。

   其次,在一系列判例中,特区法院总结出香港基本法第三章的目的是保障居民的基本权利,因而应对权利进行一种宽松解释,同时对权利的限制进行一种严格解释,并通过解释基本法第39条的规定,运用联系适用和导入适用的方式建立了以比例原则为基础的基本法适用框架。[34]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实际上推翻了吴嘉玲案的判决,不过,在后来的刘港榕案、庄丰源案中,终审法院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是规范性的、抽象性的,解释并没有对终审法院的宽松原则构成威胁,宽松解释依然是解释香港基本法规定的权利和自由的最重要解释方法。回归前,香港法院就在人权法案的案件中将欧洲人权法院对权利限制的狭义解释方法引入香港,在明报诉香港律政司一案中,法院认为,“任何对组成一个民主社会核心价值的表达自由所施加的限制必须被狭义地解释”。[35]终审法院在吴恭邵案、[36]Gurung案[37]继续确认了这一方法对基本法解释的适用性。

最终,当目的解释脱离文义解释走得过远时,必然会带来一种反传统的危险,这种变革的代价对于终审法院而言也是严重的。尤其是在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一次互动之后,终审法院不得以进行一种方法论上的反思,在后来的庄丰源案中开始回归文义主义。目的解释与文义解释最大的争议在于对外部材料的引用,除了考虑被解释条文的语词、条文上下文的联系、条文所处的章节、条文与整体结构之间的关系之外,是否还可以参考被解释文本之外的资料对条文解释加以辅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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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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