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山:乡村振兴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7 次 更新时间:2020-11-06 07:2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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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山 (进入专栏)  
5亿吨,这一指标口径与国际相接轨。另一个是小麦稻谷自给率2020年保持在100%,还在备注中特别说明:小麦稻谷自给率是指小麦稻谷国内生产能力满足需求的程度。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关键是要保粮食生产能力,确保需要时能产得出、供得上。……真正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到实处”(第87页)。

   3.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农业及粮食安全的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大豆和食用植物油进口量最大的国家,其中大豆进口量约占世界大豆贸易量的一半以上。豆油、棕榈油、菜籽油进口量合计约占世界食用植物油贸易量的18%。2017年,中国进口的大豆中有5093万吨大豆来自巴西,占了中国大豆总进口量的53.3%。进口美国大豆3285万吨,占总进口量的34.4%,为2006年以来最低占比,进口金额为120亿美元(魏后凯和黄秉信,2018)。2018年,中国进口大豆8803.1万吨,比上年减少749.5万吨,进口大豆大约是国内当年产量(1600万吨)的5倍。其中,巴西占比75.1%,美国占比18.9%,阿根廷占比1.7%,俄罗斯占比0.9%。

   中国进口大豆主要用于榨油。豆粕是大豆榨油后的副产品,富含多种氨基酸和蛋白质,是各种饲料的来源。2016~2017年,中国的豆粕消费量为6726万吨,位居世界第一,其中饲料消费占中国豆粕总消费需求的90%以上(武玉环和秦富,2018)。中国将近1亿吨大豆的进口保障了我国植物油和养殖业饲料的需求。

   中美贸易摩擦是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必须站在全球化新形势新挑战的高度来统筹考虑粮食安全战略。我国需要保证国产非转基因高蛋白食用大豆的供给。在确保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的前提下,要科学测定国内市场对国产高蛋白食用大豆的需求量,综合考虑退耕还林、生态修复以及避免大豆重茬和迎茬等因素,国内大豆产业的发展规模要适度。对于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则要寻求多元化的稳定的大豆供应来源,或是替代豆油的其他食用油供给以及替代豆粕的其他饲料蛋白的供给,在贸易摩擦中争取主动权(张晓山,2019c)。

   (二)调整农业结构,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义是降低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玉米临时收储制度的取消以及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的调整标志着在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以及使务农生产经营者物质利益不受损或尽量少受损的前提下,主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不断深化,农产品价格正在恢复其作为市场信号、调节市场供求的基本属性。政府相关部门通过价格信号来引导农民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部分农产品的无效供给减少了,有效供给增加了,部分主要农产品局部、阶段性的过剩问题正在得到解决(张晓山,2019c)。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改革过程,尽量降低农民利益的受损,缩短改革的阵痛期,注重维护社会稳定,这是今后政策实施的难点和关键。

   (三)政府应为农业产业的振兴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

   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生产要素总是向生产率高、投资回报率高的行业流向。而农业是一个弱势产业,要素回报率相对较低。农业的弱势性需要政府加快建立新型经营主体的支持政策体系,培育和发展各类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并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

  

   五、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保护农民群众的权益,促进农村产业振兴和人才振兴

   城乡融合发展就意味着城乡互通,要素双向流动。农村居民往往没有能力充分利用土地、劳动力等资源,不能保持固化的模式,城市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要与农村的土地等资源有效结合,改变农村原有的要素配置,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而在城乡要素重新配置过程中,农村资源资产的产权格局必然会发生相应变化。为此首先要把农村自己的事情做好,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真正落实农民的财产权利,为城乡融合背景下保护农民的权益奠定坚实的产权基础。

   (一)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落实农民的财产权利

   对于农民而言,他们拥有的主要财产是什么?答案是农村土地。在法理和现实层面,农村集体经济都是一个巨大的存在。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这一重大政策举措如能落实,则农民财产性收入应有大幅度增加。但长期以来,农民不掌握土地等资源资产的支配权、使用权,也无法从中获益,财产性收入无法出现较大程度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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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引自《习近平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2018年3月9日。

   如表4所示,全国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之比从2013年的13.09下降到到2018年的11.78,而201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率才是2.39;而且,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2013年的2.07%略微上浮,2018年比重仅达到2.30%。由此可见,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而农民增收最大的薄弱环节是财产性收入,增长潜力最大的也是这项收入(张晓山,2019a)。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必须靠改革。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新机制。但“三变”,谁来接盘?农民的资产变现的平台在哪里?如何使农民真正成为股东?农民拥有的资源,要与资本联营,才能实现资源的资本化。

   (二)农户(土地与劳动)与工商资本(龙头企业)之间要建立相对均衡的利益联结机制

   发展现代农业、促进乡村振兴必须在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小农户能否与现代农业实现有机衔接,普通农民是否能从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中真正得到实惠,是乡村振兴战略能否真正实施的必须正视的重要问题。2017年12月,习近平同志指出:“农村一二三产融合不是简单的一产‘接二连三’,关键是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不能富了老板、丢了老乡”(第100页)。

   “资本下乡”是把双刃剑,乡村发展不能成为新的圈地热。让农民群众合法合理地分享乡村振兴的成果,应该成为基本前提。要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要素开放流动的农村产权格局下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探索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真正落实农民政治上的民主权利,保障他们的财产权利。

  

   六、促进绿色发展,推动乡村生态振兴主力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求乡村振兴战略中正确处理好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乡村生态振兴是必经之路。

   (一)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粮食产量稳定,能够提供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农产品。但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历史欠账多,靠天吃饭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中低产田还占耕地总面积的2/3。农业环境问题突出,生态系统退化明显。近30年间,黑龙江省草原面积减少了2/3。全国90%的天然草原出现不同程度退化。化肥、农药利用率比欧美发达国家低15~20个百分点[1]。

   因此,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已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破坏,亟待采用可持续发展理念实现农业转型升级,建立现代化农业生产体系。但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减少化肥农药、节约资源使用等是否能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保持并增加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保持并增加务农生产者、经营者的收入?这是一个必须应对的挑战。

   (二)要使人民群众从生态保护中得到实惠

   产业振兴必须以生态振兴为前提,但要处理好资源开发与绿色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在环境治理中要考虑到中国的基本国情、农业生产者经营者的利益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要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必须使绿水青山通过发展在一段时期后能有金山银山的效益,做到没有污染也能有钱。比如要做到工业下山,游客上山,就要解决产业转移、下岗工人的安置就业以及休闲旅游业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现实问题。绿水青山要想变成金山银山,必须有政府的投入和群众的参与,最终使老百姓从生态保护中得到实惠。只有使广大农民群众成为生态振兴的最大受益者,他们才能成为生态环境最有力的保护者。

   后发的欠发达地区,可以抓住机遇,充分利用本地人才,引入新的技术、新的平台,发展新的业态,不必走过度消耗资源、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从而转变发展方式,实现跨越式发展。但技术的跨越、发展方式的转换,需要政府财政对相应的基础设施以及具有外部性的公共产品的投入,需要制度和组织的创新与之配套,而这些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换言之,技术可以跨越,观念可以超前,但制度不能跨越,投入必须跟上。

   (三)保供给、保民生与保环境之间的关系要协调

   环境问题具有很强的外部性效应。上游的环境变差,直接影响到下游。一个地区环境变差,直接影响到周边。环境出了问题需要治理,但涉及到相应地区群众的生计与出路,要给予相应的补偿。环境变好了之后,其他地区享受到了环境改善的成果,也应对付出代价的地区给予回馈。

   最近出现的生猪供应短缺的问题,其原因除了非洲猪瘟疫情与周期性因素叠加之外,各地区推行的禁养、限养措施也给生猪生产造成了一定影响。尽管中央的环保政策很全面,很实事求是,但地方在执行政策时,力度往往是往下逐渐放大,矫枉过正的倾向越来越显著。因为要想短期内见效,对于基层来说,最省事、最快捷的办法就是“一刀切”、运动式的大清理、大整顿。这也是李干杰部长严厉批评的以环保的名义“一刀切”等简单粗暴行为屡禁不止的原因。问题出在下面,根源在于我们治理体系中的行政管理体制和选人用人机制的弊端。在环境问题的处理上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部门要明确界定自身的功能,在实施行政措施时要有法可依,并受到监督和制衡。

   (四)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均衡配置,改善农村居住环境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推动公共服务从形式上的普惠向实质上的公平转变。这对我国政府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注重公平和正义提出了新的要求,注重缩短城乡公共服务的差距。当前城乡差距大,最直观的是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的落差大,要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尤其是县乡村物流基础设施和网络建设。要努力改善农村的社保、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服务质量,实现制度接轨,加大相关财政投入。

  

   七、改革与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推动乡村组织振兴

   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全国共有596450个村,其中有556264个村委会、40186个涉农居委会,317万个自然村,15万个2006年以后新建的农村居民定居点,有2.3亿农户在这些村落居住。因此,这些农户生活应在什么样的治理体系中?这关系到农村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所在。当前我国乡村基层的治理模式要通过改革,由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型转为群众参与的自治型,由全能型转向有限功能型。

   (一)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财税体制改革

   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构建财权和支出责任相对应的财政体制,使乡镇和村委会能拥有为群众提供服务的资源和能力。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健全以财政投入为主的稳定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制度。”

   (二)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和认定成员资格

   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身份的界定与农村基层治理机制的改革密切相关。应明确集体经济组织(社区合作社或社区股份合作社)的内涵、外延及其权能,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经济类型, 界定成员的资格,明确成员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以及成员的进入和退出的相关制度安排。在此基础上厘清村委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

   (三)培育出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来接手乡镇与行政村组织的一些功能

   没有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村民自治则无从谈起。农村发育多元化组织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大力发展农村的各类社团组织、社区组织、农民的合作社及协会等,提升农村弱势群体的社会资本和组织资本。

   (四)积极探索将自治功能下沉到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一级

   行政村下面的自然村或村民小组,几十户人家往往具有相近的血缘地缘关系,他们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利益关系比较密切,管理半径较小,群众对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监督较易操作。因此,应积极探索将自治功能下沉到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一级,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有可能成为未来农村基层富有生命力的一种自我进行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自治组织形式。

   (五)在法治的框架内创新自治制度

   村民自治的前提是形成规章制度,这种制度安排的成本是最低的,效率也是最高的。但乡村治理的规章制度是必须要遵循相关法律法规,这也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此外,乡村道德建设同样不容忽视,以德治扬正气,才能真正增强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同时还为防止部分乡村个人利用制度漏洞谋私利提供道德约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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