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昌华:清代乾隆年间彭家屏禁书案的历史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5 次 更新时间:2020-10-24 21:2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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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其北返的当日(四月七日),有夏邑民人张钦、爱鹤年遮道陈奏。[13]四月九日,过山东邹县,又有夏邑民人刘元德,以该县散赈不实,前来陈诉。三天之内有两起民人“引类越疆,连日渎诉”,引来了弘历的大发光火。其在刘元德到邹县陈诉的当天,便下谕军机大臣等,二人具是夏邑人,此必有刁徒主使,不可不严加惩究。

   但大灾又不能不问。就像有人所言,统治者什么时候都做得正确,也都要你必须把颂歌唱起来。基于此,弘历于彭家屏直言大灾后两个半月之久的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下达了《著将玩视民瘼之河南巡抚图尔炳阿等革职事上谕》。其中主要讲了两点:一、真正的大灾情况是他视察河工时所亲见和他派人调查的结果,未及时救灾的责任全在河南巡抚图尔炳阿,其中暗含着其知道灾情与彭家屏的讲了实话无关之意;二、民人的越级陈奏是挟制官员的刁行,必须惩治。

   关于第一点,该上谕中讲:“河南夏邑、商丘、虞城、永城、等四县上年秋被水灾,前于彭家屏接驾召见时询问地方情形,始据奏及。随召图尔炳阿质问,则奏称并不成灾。朕特旨令图尔炳阿带彭家屏同往查勘,如果被灾实重应需赈济,断不可稍存回护。乃该抚覆奏仅称一二低洼地亩积水。余俱有六七分收成,可以不必给赈,酌量借粜兼行,已足接济。经朕降旨,特行加赈,彼时已恐该抚之不免于回护矣。及朕至徐州阅视河工,所见穷黎鸠形鹄面,因忆夏邑等县与江南、山东接壤,其被灾村庄不知若何,为之恻然动念。随遣步军统领衙门员外观音保微服前往,密行访查,则该四邑连岁未登,积歉已久,灾地未涸未种者居多,穷黎景况更有不堪入目者,并于彼处收买童男二人才用钱四五百文耳。持券回奏,不胜悯骇。为吾赤子而使骨肉不相顾至此,尚忍言耶?夫水旱灾伤,为地方第一要务,朕宵旰勤求,时深轸念。现如江南之淮徐等各府属,山东之济宁各州县,虽据各督抚查报照例办理,而凡可以议蠲议赈、加恩抚绥之处,无不曲加体察,破格施恩。乃图尔炳阿初既不据实奏报,及命往查勘,又复有意讳饰,以致四邑灾民流离失所,深负朕复加擢用委任封疆之意。从前彭家屏面奏时,朕犹以彭家屏为本地搢绅,不免有心邀誉乡里,言之过甚。今据观音保所奏,则彭家屏出自目击身亲,而图尔炳阿之玩视民瘼,始终怙过,亦殊不料其竟至于此也。”[14]

   关于第二点,该上谕中讲:“现在该四县饥民应如何赈恤,著山东巡抚鹤年由查勘荆山桥河工之便,就近迅即前往,督率刘慥妥速查办,善为抚绥。并传谕各百姓等,俾共晓然于朕惠爱黎元、痌瘝一体之意,各安本分,静候给赈。至巡抚、知县之罢斥,乃朕遣人密加访察,自为整饬官方起见,初不因彭家屏之奏,亦不因一二刁民之遮道呈诉也。若因此遂增致长刁风,挟制官长。扰及赈务,则是自干罪戾,不能承受国家惠养之恩矣。”[15]

   中国历来的古语是“人命关天”,或者说是“人命是天大之事”。本来,在前述上谕中,弘历已决定将图尔炳阿革职,发往乌里雅苏台军营,自备资斧,效力赎罪,以为地方官讳灾者之戒的,但随着调查刘元德等人身后主使刁徒之事的进展,而成了“缉邪之功大,讳灾之罪小”。[16] 并进而,通过自己的怀疑与想象,把惩治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最先讲出豫东重灾实情的彭家屏。

   是这样,刘元德遮道陈诉时被逮捕。被逮捕后由弘历亲自讯问时,刘供出了是夏邑县生员段昌清与武生刘东震主谋指使,因令侍卫成林带刘元德前往河南省城查询。成林到夏邑时令该县县差提段昌绪等,段抗不到案。知县孙默便亲往段昌绪的家中缉拿。在段昌绪的卧室中,搜出了以前吴三桂反清时发布的讨清檄文。并且,檄文上有段的点赞评语。由此,弘历认为,很可能檄文的源头在彭家屏,便发布上谕说:“段昌绪家既有此书,传钞何自?此外必尚有收存,即彭家屏家恐亦不能保其必无,即应委大员前往伊家,严行详查,并著(直隶总督)方观承前往,会同图尔炳阿查办。此所关于人心风俗者甚大,该督抚等务宜逐一根究,按律定拟,以伸宪典,不可草率了事。”[17]

   先是凭怀疑,派大员对彭家屏进行了彻底搜查,接着便对彭家屏进行了没有罪证情况下的惩治。其在四月二十七日下的《著将藏匿违禁图书之彭家屏革职拿问事上谕》中写道:“今日召见九卿科道,即彭家屏所自行叙述之处,朕爱养黎元之本心,于彭家屏不惟不疑其过甚,且听从之,保护成全之。朕固无负于此方百姓,更无负于彭家屏也。嗣因复有夏邑民人刘元德遮道陈诉,则又供出生员段昌绪等主谋指使,经该县于段昌绪家搜出逆犯吴三桂伪檄一纸。该处既有此等丧心之徒,忍将伪檄钞录赞赏,则其风俗人心之敝坏已可概见,传钞所及,即彭家屏家亦安能保其必无耶?因命方观承前往查办,而召彭家屏至京面询,亦以彭家屏系久列大员,世受国恩之人,若自首出,尚可开一线之路。乃据称吴三桂伪檄实未寓目,再三诘问,但称有明末野史等类存留未烧,实不曾看等语。既云未看,何以即知其不当存留?天下岂有祇见一书之名目而遂晓然其为何等书者乎?人家藏书固不能遍阅,但既知为不当存留之书,而又故为藏匿,是诚何心?岂必如段昌绪之批阅伪檄,始为上干宪典耶?夫本地缙绅,遇有地方公务,主持教唆已属越俎多事,然其过犹小。若于名义所关稍有干犯,则其罪更大。彭家屏身为大员,非寻常愚民劣衿可比,今在朕前廷质之下,情词闪烁,显系狡饰。彭家屏著革职拿问,俟方观承等查奏到日,审明按律治罪。”[18]

   很显然,彭家屏这里所讲的明末野史等类书籍,是弘历诱供和允诺自首可从轻处置的结果。当时彭家屏供出的是《日本乞师》《永历私立》和《潞河纪闻》三书的抄本。据此,弘历曾进一步追索实物罪证,但未得到。

   方观承在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的《直隶总督方观承等为遵旨详查彭家屏所藏逆书情形事奏折》中写道:“彭家屏供出《日本乞师》、《永历私立》、《路河纪闻》三项抄本,蒙钦差副都统三泰前来査取,因未査出,三泰旋即回京。臣等随将彭传笏并伊管书家人李湘、赵钦隔别研讯。据供:原有抄本,书一尺多厚,俱于四月十六日烧毁,前项抄本三件在内:又另供有《酌中志》、《南渡录》、《甲乙事案》并《灰录》等项名目。经臣等取具供词,一面恭折奏闻,一面将彭传笏并家人李湘委员押解赴京,以便与彭家屏质讯在案。其余家人俱不经手书籍,而彭传笏烧毁之时,只有李湘在傍,并无赵钦及另有家人同烧,亦经臣等讯明在案。”[19]

   在先前许诺过“若自首出,尚可开一线之路”和没有直接物证的情况下,弘历还是在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七日下达了《著将彭家屏斩监候并抄没其家产上谕》。在该上谕中,除彭家屏被处斩监候外,其子彭传笏也被斩监候。段昌绪被斩决。与传抄吴三桂檄文有关的司存存、司淑信被判应斩。

   此后不久,因着图尔炳阿上奏折称彭家屏所刻族谱取名《大彭统记》属于狂妄,弘历便于同年七月十三日,下达了处死彭家屏的《著将彭家屏宽免肆市赐令自尽上谕》。在该上谕中,弘历认为彭家屏身为臣庶,而牵引上古得姓之初,自居帝王苗裔,尤属悖谬,理应被处死。

   有可能无辜加罪于人并最后处死人心里有愧的原因,彭家屏子彭传笏后来未被处死。有关的商丘地方史著中讲彭家屏之子彭传笏也被处了死刑,有误。[20]

   余论

   综上所述,政治高压、意识形态全控的清代乾隆朝是个人人不敢讲真话的不正常之社会。如我们前引史料中所言,河南之夏邑、商丘、永城、虞城等县,连岁未登,积欠已久,乾隆二十一年被洪水大灾之后,灾地未涸未种者居多,穷黎景况更有不堪入目者,于彼处收买童男二才用钱数百文,在这样极其严重的情况下,彭家屏作为当地的名门望族,亦即人们所讲的贵族,与众不同,敢于道出实情,实属难能可贵。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说过大意如下的话:法国旧时代里贵族是社会的胸膛。同样,从彭家屏的表现看来,中国中古时期的贵族也是社会的胸膛。

   在不许人们讲出真话的情况下,如果讲出真话了,代价是巨大的。彭家屏即是。就因为此,彭家屏之后被弘历无端猜疑联想,在被当着九卿科道的面,被最高统治者“面询”,逼供诱供,最后被以家有禁书之罪处死,家产被籍没,这样的遭际令人同情悲悯。而彭家屏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敢于讲出真话的精神,永远值得赞颂与敬佩。

   为了进一步指出彭家屏禁书案的荒唐本质,通过类比方法使人们更加看清楚弘历及其手下一伙在此事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所谓的高度政治敏锐性,所展现出的“善于”在广泛联系基础上深挖幕后指使,以及“敢于”无中生有地生出他们想要的案犯主角的做法的可笑,在此值得再次提及我们前述的孔飞力《叫魂》一书。《叫魂》其中有这么一个细节:乾隆三十三年六月末,山东济南的官府抓到了个乞丐靳某人,靳被刑讯逼供时没法子,供出了自己的“叫魂”主使人是算命先生张四儒。本来,靳某人口里的张四儒是被逼瞎编的。但是,到同年八月底,安徽宿州的官府竟真的抓到了主犯张四儒。只是这个主犯不是真张四儒,而是一个本来叫张四的乞丐。办案的需要乞丐张四是算命先生张四儒,逼得没有法子,于是张四也就自己承认是算命先生张四儒了。同理,此前的乾隆二十二年之时,弘历认为夏邑地方民风有问题了,需要抓出一个幕后主使的刁徒来,而彭家屏禁书冤案的“主犯”彭家屏,不就是这样造作出来的吗!

   河南布政使刘慥在当时上的查抄彭家屏家产奏折中讲到,“臣窃于六月十四日在夏邑县随同侍郎裘日修査勘地方积水情形,于本日戌刻,有钦差侍卫三泰等传奉上谕,将彭家屏地亩赏给该县百姓。臣即饬县各处传知,于十七日众民齐集公所,敬将钦奉恩旨明白晓谕。黄童白叟,跪听宣扬,踊跃叩头,欢声动地,佥称夏邑百姓屡蒙皇上稠叠隆恩,至优极渥,兹更叼荷赏给彭家屏地亩,此诚千古未有之鸿仁,天高地厚,无有比伦,惟有顶祝国祚亿万斯年,还祈代为转奏”。[21]如有人在一篇文章中所言,彭家屏本来是为民请命者,而弘历竟用这种办法对待之,将其家产抄没之后分赏给夏邑贫民,这一招“十分龌龊”[22]

   至于上面讲的夏邑人在听了籍没彭家屏家产的弘历“恩旨”之后“踊跃叩头,欢声动地”,按一般常理推去便知是假。但是,和历代的最高统治者一样,弘历就是爱听这个。

   在结束此文写作之时还有三点值得提及。一是本人有关弘历不是明君,乾隆朝不是盛世的认识,最先的精神导师是鲁迅而非孔飞力;二是说乾隆朝不是盛世的著作,张宏杰近年出的《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一书值得一读;三是由彭家屏案推开去看,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马俊亚的江南士人高尚、淮北士人人格低劣的论断有误。

   本人关于弘历是专制暴君,乾隆朝是搞意识形态高压控制的极不正常社会的认识,不是读了孔飞力的前述著作之后才坚定的,而是比这要早得多。是大学时代,与读鲁迅的文章《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有关。其中有如下的话语:“俞正燮的歌颂清朝功绩,却不能不说是当然的事。他生于乾隆四十年,到他壮年以至晚年的时候,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绩’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但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颂为一代盛事的,但他们不但搞乱了古书的格式,还篡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于内廷,还颂之于文风颇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多很有些骨气的人。”[23]

文史学者张宏杰的《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一书2016年由重庆出版集团出版。本人认为其中对整个乾隆时代的描述大致上正确,即:乾隆时国府充盈,四海臣服,威加海内,但光鲜的外表却掩盖不了内在的腐烂。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培养出来的民众只能做奴隶,自私、麻木、冷漠,对公共事务毫不关心;屈服于皇权淫威的官员们用贪腐侵蚀着帝国的肌体;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字狱打断了士人的脊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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