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贤亮:“国家元气”:明清时期的富户阶层论述与地方社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5 次 更新时间:2020-10-10 09:3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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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贤亮  

  

   四、明清变迁与富户的社会表现

  

   明清两代政府在推行一些“保富”政策的同时,还有限制富户某些活动的具体措施,并不是单纯地任由富户干预乡村和城镇的管理事务77。但无论是贫富差距造成的危机舆论,还是贫富之间并非绝对对立甚至可以相互之间存在流动性的实际,如何加强对富户阶层的利用,作为地方官府施政、管理地方的支持和依靠78,仍是不同时期的重要议题。

   清朝统一后,自明代发展而来的“缙绅地主”,由于改朝换代失去了政治特权,尤其是东南地区,由于种种原因而受新朝的裁抑而明显地式微凌替。曾拥田四万五千亩的故明缙绅后裔、松江人顾威明,最终是因“逋赋”为官府迫害而亡79。

   《清实录》也记录了清初的江南、浙江等处官府,对富户多有勒迫,顺治年间地方官府还巧立机户等名目,“由富家承充”80。

   而在普通乡村地区,富户厚实的根基在清初鼎革以来,更遭受较多的冲击,在考察清代地方社会变革进程中,这是应予注意的一个方面。

   以太湖下泄干道吴淞江以南比较具有一体性的地域环境(清人以纪王、诸翟、高桥三地为主提出一个“淞南”的概念)而言,这里其实并没有孕育众多大户的土壤。而有限的大户,基本是以晚明诸翟的侯峒曾家族为代表,但在家族崛起后,就移居嘉定城中,使乡村富实的根基在形式上有淡化之态。但侯家还保留了乡村的生活空间,至少故宅、宗祠、祖墓依然存在,利于侯家在城居与乡居之间移动。明清交替与侯家的抗清活动带来的毁灭性打击,使诸翟这个最具权势的大户在清初彻底衰败81。在清初这里确实已如时人所述,进入了“村小民贫,无土豪把持”的平淡状态82。

   淞南地方在明代因大户较多而有所谓“风气厚实”的形态,到清代已迥然不同。当地人秦立曾比较道83:

   往时风气厚实,地多大户,田园广饶,蓄积久远,往往传至累世而不衰。今则大户绝少,纵有富室,不再传而破败随之。盖往时之富,率由本富,非因鱼肉小民而然,又能敦本务实,不事汰侈,崇尚诗礼,教训子孙,子弟醇谨朴厚、保世宜家,故能久而不衰。今之富者,多由盘剥小民,以苛刻汰侈为事,子弟气习从而加甚,宜其败之不旋踵也。

   敦本务实的富室大户,基本是由“本富”即农业经营而来,而到清代,新兴的富者,是由盘剥起家为多,真正能富而好善的大户极其有限,在清代淞南文献记载中找到的,主要是纪王镇的曹氏家族。曹家在境况较好的时代,对于乡间饥荒有过捐谷赈贫的善举,让乡民十分感念。而且也有人(即曹仰田)愿意代充大役,使家室不厚的人户暂时得以保全84。

   另一方面,是秦立没有论及的,就是这些大户从往时以来,需要承担乡间必要的赋役工作,而从中产生的经济压力与政治负担,会持续消耗他们的实力,使他们萎缩减少,甚至彻底衰败。

   这个阶层的力量在乡间的衰退,会引起不少社会问题。而新兴的富室,可能就像秦立所讲的那样,漠视亲族情谊,惟知利己。在这种地方秩序或“风气”变化的比较中,世变之感应该随处可见。如秦立所指出的:“往时民风愿悫,耕织而外无他外务,亲情族谊犹能敦笃,有无缓急,患难相扶,今则惟知利己,不顾情谊,漠视患难,绝不引手,甚而反为抅斗又下石焉者,比比也,盖俗之媮甚矣。”85

   就明清鼎革以来的淞南生活世界而言,既无明显存在的强有力的绅士阶层,也无占据主流的社会组织。清初这个荒区穷乡为反对不公正的折漕问题,都靠基层粮区的纳粮代理者(也是乡间徭役的承担者)联合起来,抵制县署中的粮书与地方“豪奴”的作弊劣行。他们互称“粮友”或“役友”,设法筹措诉讼经费,极力向各级官府控诉鸣冤,坚持将已成定案的被他区转嫁来的赋税予以清理出去86。

   这在长期被认为社会力量强大的江南地区来说,确实是比较平淡而特殊的生活地域。

   虽然如清代雍正帝表示的那样,各地富户多由祖父积累或个人努力经营成就,是“国家之良民”87,但是,如果富家的生产经营严重影响到国家的利益,或者已在民间引起广泛的敌意,那他们的称谓往往会成为“豪强奸宄”或“奸豪”,与“贪暴官吏”、“奸猾胥吏”一样,遭致严厉的批评88。

   譬如豪室官僚要加强对土地的占有或侵夺,地主富户要设法将本应自己承担的赋役推洒到别人身上,以及部分乡村基层胥吏等要减轻或脱免赋役,往往都需从变更黄册或鱼鳞册的登载入手。当时田赋之弊,以江南为甚89。嘉靖六年(1527),嘉靖帝在一份诏书中也明确指出了这一弊陋:奸豪、富民与大户拥有很多土地,但通过“贿嘱”官吏、里书,“虚捏名字、花分诡寄”,将一人之田分作数户,“规避”重差;又有将田地隐寄于“乡宦、势要之家”,假称典卖,虚立文券,多方作弊,使“小民”困苦不堪90。

   至于在水乡极重视的水利层面,阻碍水利或侵夺水利的行径,往往会与地方“奸豪”、“豪民”相联系。根据地方的观察与官府的认定,富户的侵占对水利等公共事业的破坏,负有重要责任91。明人杨溥更尖锐地指出土豪大户的侵占在江南地区十分严重,以致地方水利设施保存完好的,不过“十中之一”92。

   再如在苏州府首县长洲,康熙四十七年间就曾发生恶棍侵占湖面的事情,引起官府的关注。次年底官方即发布了一项禁令,勒碑刻石,要求永禁城乡势豪以各种方式私占湖面、妨碍正常的民生。碑文最后指出93:

   嗣后如有豪强在湖栽种菱茭,签簖截流,索诈渔户,捞草船只,害民妨农者,或经察出,或被告发,定行立拿解宪,按“光棍”律惩处。

   长洲县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孤立的现象。清代的经世学家更指出:“占田不已,进而占水,豪民之为一方蠹,何其酷也!”地方官们多是外来人,对实际情形,又不太清楚,使这类情形更为普遍化94。清初苏州地方的一些“有田之家”,多贮米谷,待价格上涨后出粜,称作“栈囤”,因此被政府视为“地方之蠹”,要予严禁95。所以民间出现“贫民富民,多不相得,富者欺贫,贫者忌富”的表达96,“富者”在民间因而遭致广泛的敌意,亦属正常。

  

   结 语

  

   在秦汉以后,文献中时常可见的“富民”与“农商”二词,已引起学界的特别注目。这两个词,可以说是与帝制国家的“编户齐民”、赋役和“重本抑末”等牧民政策密切相关。特别是“富民”,自唐代中期以降,成了迅速发展起来的重要社会阶层97。比较而言,这也应当是一个拥有财富与良好文化教育的新的社会阶层98。特别是到明清时期,尽管社会基本类型与自秦汉时代开始的帝制体系一脉相承,但至晚于明代中期,中国社会已持续展现出新的形态面貌,以商品经济繁荣为突出表征的新经济社会趋势,席卷了社会的各个层面99。

   尽管如此,社会主流阶层还是希望人口密集的东南地区,因“耕垦无田,仕进无路”而造成的“末富”、“奸富”,应尽量回到“本富”,即仍以农桑经营致富为主,达到徐光启所希望的“民力日纾,民俗日厚,生息日广,财用日宽”,从而恢复唐尧虞舜三代之旧观100。本富为上、末富为次的观念,当时仍是普遍的101。从耕织原是本业的主流思想来观,明清地主阶级的经济活动,仍以巩固自然经济为主,且主张乡居,反对城居102。而对王朝统治者而言,“上不以富民为功”或“为治者不以富民为功”,是希望天下太平却如北向而策马南行一般,根本不可能达成目标103。同时仍要注意的是,如魏源所论,传统时代士大夫与百姓在义利观上应有不同的要求,但魏源对百姓的利益追求,作过较大的辩护,认可百姓参与农、工、商的经济活动而逐利得财104。当然从全国性的政治语境与制度安排中考量,富户阶层的能动作用基本在“地方”,相对于帝制悠久的王朝国家,明显处于被控制与调配的地位。或者如傅衣凌所论,富户经济的形成和其发展,“必然的受着封建经济规律的支配”105。

   而且如北村敬直、古岛和雄等对于西岛定生所提“不充分的”地主制乃至农民阶层分化问题的讨论,都触及“封建制”的发展以及解体问题,否定了“富农化方向”趋势,而强调了“地主寄生化的特征”。但明代中叶以后农村手工业生产的商品化发展,确实使佃户的独立再生产成为可能106。农商社会的特色更为明显,其中,富户的存在形态特别值得关注,这有益于探明王朝国家的统治体制以及社会结构。

   这些都是在考察国家制度施行及其社会应对、地域社会结构与历史演进、帝制中国后期社会秩序运作时,尤应引起注意的内容,对于更好地把握不同时代的社会特质,清晰地揭示社会结构与对王朝统治的影响,以及理解何炳棣有关传统中国常是个多元阶级的社会、社会阶层中从未只有统治与被统治者两个极化的阶层的论述107,都极具意义。

  

   注释

  

   1 孙立群:《建国以来关于封建地主阶级研究的综述(1949-1983年6月)》,载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中国古代地主阶级研究论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96-333页。

   2 冯贤亮:《明清江南的富民阶层及其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最近的研究,可参见封磊《清前期江南地区“富民”阶层研究》(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6月)、张小雅《明清时期山东富民阶层生活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5月)等。

   3 经君健:《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9页。

   4(1)傅衣凌:《明代江南富户经济的分析》,载氏著《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页。

   5(2)参见林文勋《唐宋时期财富力量的崛起与社会变革》(《转变与定型:宋代社会文化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2000年10月)、《中国古代“富民”阶层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宋元明清的“富民”阶层与社会结构》(《思想战线》2014年第6期)。

   6(3)《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二,“洪武三十年四月癸巳”条。

   7(4)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葛剑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15页。

   8(5)(清)钱泳:《登楼杂记》,转引自洪焕椿编《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7页。

   9(6)赵佶:《试论明代后期权势之家与中央及地方政治间的关系:董份与湖州之变》,《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0年第2卷,第96-104页。

   10(7)(清)赵宏文:《请均赋役以收民心疏》,载(清)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卷二十九《户政四·赋役一》,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本。

   11(8)同治《湖州府志》卷三十《舆地略·蚕桑上》、卷三十一《舆地略·蚕桑下》,同治十三年刊本。

   12(9)(明)天然痴叟:《石点头》卷四《瞿凤奴情愆死盖》,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92页。

   13(10)(清)谈迁:《北游录》“纪程”,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页。

   14(11)(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5页。

   15(12)(明)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四《相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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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 2020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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