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人工智能与“人的政治”重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9 次 更新时间:2020-10-05 10:2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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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 (进入专栏)  
可见,人类若是甘于被人工智能技术完全锁定,那绝对不是人类之福,而是人类灾难。

  

   2 “人的政治”是否夭折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治理对人工智能技术极为广泛而依赖性地使用,一方面确实带给人类诸多便利,另一方面也极大改变了现代社会的政治面目,再一方面则促使人类不得不思考人机紧密互动情形中的新型社会政治机制。这是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人的政治”以人对自身的自然性和社会性高度同质化预设,以及以人对机器的驾驭性设计和控制性使用为特征。在此基础上,人类逐渐形成了现代民主政体,凸显出现代国家与社会的基本秩序。对现代国家中的人们来讲,这些都是面对社会政治生活的预设条件,在日常生活中不需对其产生怀疑和加以颠覆。但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这样的预设不再保有不证自明的特性。

   2.1 建基于理性之上的“人的政治”

   理性人是“人的政治”一个最重要的预设。但这个“人”已经从主动作为的理性人,变成被人工智能捆绑起来的被动行为的“人”。这是当代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个极为重大的变化。从前者看,理性人的假设源远流长。就其现代形式而言,理性的核心地位确立于16—17世纪。在英国经验主义与欧陆理性主义的双重助推下,人的理性受到尊崇。培根倡导的“知识就是力量”,以对自然的经验性观察和对试验的推崇,表现出了以归纳的方法发现和认识规律的特性。就后者论,人们认为通过先验的推理可以认识实在的本性,而不需求助于感官经验。其标志性命题便是“我思故我在”。正是这类理性主义的主张,将人的理性推送到至高的位置,成为人类之分类自然事物、设计社会秩序的精神基础。

   理解现代进程中逐渐生成的“人的政治”,可以进一步从人类历史着手。从政治主体呈现出来的历史线索看,人类政治普遍呈现出一条从神性政治、人性政治到技术政治演进的大线索。这可以说是一条从人的依附性到人的自主性,再到人的依附性的演变过程。在所谓的轴心时代,大写的“人”就浮现于历史的表层,并在深层次上主导人的思想与行动。轴心时代让神话时代一去不复返,宗教伦理化了,“哲学家首次出现了。人敢于依靠个人自身……人证明自己有能力,从精神上将自己和整个宇宙进行对比。他在自身内部发现了将他提高到自身和世界之上的本质”。在人的这种精神觉醒中,神性力量不因伦理觉悟而衰颓,相反因之而强化;人性的复杂性以及对普遍性的渴求,使神与人的紧张关系由此呈现,呈现了高于世俗秩序的宗教秩序的权威性。就欧洲历史而言,人之秉承神的旨意行动的中世纪特质展现在世人面前。直到现代科学技术兴起,轴心时代的社会模式才因为新的动力机制的出现逐渐进入第二轴心期。

   第一轴心时代人对神的相对独立,展现了人性政治的光辉。但人对神的某种依附,成为世俗行为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根基。直到第二轴心期到来,人在理性主义的规划下,自信地展开科学基本原理的探究,并努力将科学原理转变为改变物质存在形式的技术手段,使之服务于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科学被人们期望能够破解一切奥秘,并期待它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科学确实具有巨大的知识能量,不过科学迷信扭曲了科学功能,一旦迷信破灭又会陷入轻视科学的泥潭。同样,技术的巨大力量可以被人们激发出来,现代的技术进步确实因此给人类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消费品。但另一方面,“现代技术造成的新形式显示出人类对自然的依附。恰恰通过人类日益增长的对自然的控制,自然以这种前所未有之方法,威胁要控制人类”。

   2.2 技术反噬引发“人的政治”颓败

   在科学技术革命大潮席卷而来之际,让人们首先看到的是曾经让人深受鼓舞的历史画面。在第一轴心期与逐渐崭露头角的第二轴心期之间,“人的政治”成为政治的主流形式。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改造对象世界,以认识世界为前提,进而有效地改造世界。18世纪的启蒙运动,让这样的观念深入人心,一个充满自信乃至于自负的世俗世界就此降临。“在此社会中,一种纯粹自足的人文主义,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一种广泛持有的选择……不接受任何超越人间福祉的最终目标,也不热爱这一福祉之外的任何事物。”这个世俗社会,不仅让人对自然、对自身、对社会的认识完全远离此前对神灵的信奉,而且人们普遍相信,通过人的努力可以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随着人们仰赖科学技术的手段以实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确实让人类在认识世界上增进了见识,在物质利益的获取上明显增多。但科学和技术本身也反噬人类,成为控制人类的一种新的力量。这是一个难以避免的反转。“人的政治”颓败,便是其中令人瞩目的现象。

   其一,启蒙运动以来内涵和外延清晰的“人”的定义,难以保有界定何谓人的权威性和认同度。在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同时张扬“强力政治”的基础上,福柯进一步宣布“人死了”。前者颠覆了神人关系结构,后者颠覆了人的主体结构。人的碎片化,让人不再成其为完整的“人”。反倒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体现出技术在物质生产领域系统地取代人,进而在人机互动的情况下,人们开始面对何谓人的思想挑战。不过,当下人类为了再次理解“人”,动用的知识工具远比启蒙时代要繁多和复杂。譬如,从科学角度看,镜像神经元生物学试图解开人的思维秘密;从宗教-伦理角度看,复魅运动则促使人重归神人框架以理解人。从总体上讲,科学技术很难持续地成为启蒙人文主义的驯服工具,成为人对自身怀抱世俗自信与自负的支撑者。因为科学技术根本就不支持自由主义设定的那个唯一真正的、单一的、不可分割的自我。“人类绝非‘不可分割’,而是由许多分割的部分组成。”无论这一说法是否成立,它至少提示人们,对人的重新界定似乎已经不可避免。

   其二,人之为人的理由出现结构性变化:启蒙运动以降理解人之为“人”的理性与责任的主题,已经变化为当下对人进行控制与维护秩序的要旨。理性将人安顿在一个主动作为的位置,以人自己能够以理性区分是非、衡量利害、确定进退、承受奖惩,来思考人类的思想与行动。责任则将人安顿在一个被动接受和践行给定规则的位置上,以人恭敬地按照一套社会政治设定程序展开思想与行为,以求维护政治规则。现代哲学的“主流观点理解人的行动在理性条件下意愿最优化是在给定的认识论前提和责任下,这种责任仅仅是后果责任,因而是自己行为可以预见后果所负的责任”。尽管当下有人尝试用结构性理性的概念化解理性与责任的经典性理解包含的种种困境与似是而非,但对理性与责任的实践理性主题仍然是正面肯定的。原因很简单,现代哲学所确立的这两个基本概念,是理解现代社会秩序的关键所在。然而,在人工智能技术带动的现代技术体系中,实践理性的这两个基本概念有被取代的危险:理性似乎不再是人拥有的精神特质,而是人工智能的设定程序;责任不再是人们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自主判断,而是人工智能预设的行为因果链条作用的结果。在此,人基于理性的自我约束特质,被人工智能的秩序设计与程序挤压所替代。

   其三,人之受尊重的条件发生根本变化。人之所以受到尊重的理由,似乎不再依循友爱与团结的逻辑,而以技术标准设定人被尊重的程序与程度。在传统的神人关系结构中,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团结具有神圣的基础。在经典的现代伦理话语中,人之尊重的理由是因为如康德所断言的“人是自身目的,不是工具”。既然所有人都是目的,一个人就不能以任何理由将他人当作实现自己特定目的的工具,而必须平等尊重他人,以此而友善相待和团结相处。“人类是道德法则的肉身化,而道德法则的尊严让人类值得被尊敬。他们应该被他人尊敬,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有义务尊敬自己。”这是成熟现代即脱离了神的庇佑而呈现的人的尊严状态。但在技术一日千里的飞跃中,技术似乎为人际关系设定了新的规则,接受技术给定程序控制便受“尊重”,便成为社会一员;相反,如果拒绝技术程序设定的规制,不仅不受尊重,而且会因为智能程序被淘汰出社会。这样的结果,当然反映了政治权力与技术权力两方面的意愿,尤其是反映了政治权力控制社会的意愿。但这种人工智能对社会成员之间的友爱与团结所造成的撕裂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可以说,现代经典形态的“人的政治”趋于终结。这种终结有其直接原因与深层原因。直接原因是为了“人”的解放,即帮助人类从繁重的日常负担中挣脱出来,获得更多的闲暇时间,以赢得更大的自由,而在物化劳动与社会控制诸方面借助技术手段,因此让技术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对技术的倚重容易导致对技术的单纯依赖,而技术则反噬人类。随着技术供给解放人的手段的多样化与高效化,技术本身脱离人的驾驭或控制的危险性越来越大,同时在行使权力和维护权利之间设定了一道障碍。国家以保障秩序为务,社会以捍卫权利为要;前者的作用对象是后者,后者需要限制的是前者。二者博弈的结果,常常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冲突。

   从深层次原因来看,启蒙运动以降形成的“人的政治”之终结,则是因为人之所处的悖谬状态:一方面,人需要在个体与群体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目的与手段之间、神圣与世俗之间、道德与政治之间等方面,既保有基本的平衡态势,又适时地尝试突破。于是,人类在思想与行动上对诸构成要素周全处置的平衡摆,成为人类不至于陷入不可克服的困境的必须。但问题在于这个平衡摆的摆动,无论是频率还是程度,并不单纯受人的意愿控制。因此,当社会控制的天平由技术因素的重大介入而严重偏向掌权者方面的时候,社会的失衡似乎就变得不可避免。在人工智能技术丛的眼花缭乱的进步中,权利的分散利用与权力的集中使用,已经是一个很不均衡的机制,因此,它对现代经典的“人的政治”的终结,便具有结构上的必然性。这不能被归咎于掌权者的心理偏好,而需要从社会结构的自然倾向上去理解。

  

   3 人工智能是技术利维坦吗

   启蒙运动以来“人的政治”趋于终结,是两股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一股力量是从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人文主义自身演进所形成的;另一股力量便是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人的政治”的颠覆抑或摧毁。前一股力量乃是人挣脱神的规范或约束之后逐渐形成的,最终在人自身的现代性假设遭遇后现代性的挑战时,以自身的逻辑宣告了这一逻辑的难以为继。后一股力量来自人们对技术的崇尚与迷信,让人们最初以一架精巧的机器所设想出来的利维坦真正变成了一架像人那样精巧运作的机器,结果让“人的政治”的生物-社会人之纯粹性无法维持下去。

   3.1 从“政治利维坦”到“技术利维坦”

   如果说“人的政治”终结或死亡,只是宣告这一政治形式不再具有绵延能力的话,那么确实无法找到替代者的话,人类就可能陷入茫无头绪的处境;如果替代者同时出现,则不仅可以一锤定音地宣告“人的政治”确实终结或死亡,而且替代者自身的出现也象征性地告知人类,人们必须放弃对那种政治形式的期待。就人工智能技术丛目前的发展情形来讲,这种断言可能稍显武断,但并不是单纯的虚张声势。在一个比较的视野中,17世纪基于理性主义的政治理论所建构起来的“人造物”国家,也就是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其生物-社会人的性质已经显著降低,而以人工智能等技术呈现的非人化利维坦,或曰“技术利维坦”的性质则日益凸显出来。这是两种很不相同的、具有极其巨大力量的庞然大物。

霍布斯的“利维坦”是一个按照精巧至极的人摹写的国家结构,其结构与功能无不仿照人的结构与功能来确定。之后,由洛克对霍布斯的这一设计方案做了修正,从而堵住了霍布斯设计的重大漏洞。按洛克原则,受权一方必须接受授权一方的监督,一旦背叛即宣告约定终结、政府解体;为保证这一点,洛克认为权力不能集中于一人或一个组织,必须清晰分权。这是社会能够驾驭的国家建制,“利维坦”对社会便丧失了吞噬性。但沿着霍布斯“利维坦”思路向当代演变的国家,在人与仿造人之间,也就是在人的理性精神、主动作为的基点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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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2020(5):5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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