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有为:梁启超对专制体制批判之发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9 次 更新时间:2020-09-29 18: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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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有为  
《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王好立:《从戊戌到辛亥梁启超的民主政治思想》,《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胡绳武、金冲及:《关于梁启超的评价问题》,《学术研究》1960年第2期;胡绳武:《梁启超与民初政治》,《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6期;熊月之:《论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权思想——兼论梁启超与康有为思想的歧异》,《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茅海建:《论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主思想》,《学术月刊》2017年第4期;王瑶:《梁启超对卢梭思想的容受与推演》,《天津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3明确以梁启超“反专制”为论题的迄今仅见林庆元《论梁启超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兼论近代民主观念薄弱的原因》(《福建师大学报》1981年第1期)一文。该文明确提出梁的“反封建专制”的问题,但文章的相当内容仍是正面分析梁的民主思想,至于对梁“反封建专制”思想的探讨分析,则比较笼统薄弱。事实上,梁使用的是“专制政体”或“专制”概念,还未使用“封建专制”这一概念。

   4(1)梁启超:《论支那宗教改革》(1899年),见《饮冰室合集》第1册“饮冰室文集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5-56页。这时,梁还在《各国宪法异同论》(1899年)一文中特说明“旧译为君主之国”之政体,根据西文法律文意而译称为“专制政体”。见《饮冰室合集》第1册“饮冰室文集之四”,第71-72页。

   5(2)梁启超:《自由书·草茅危言》(1899年),见《饮冰室合集》第6册“饮冰室专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3-14页。他在同年所完成的《爱国论》一文中,也指出“吾中国自秦汉以来,数千年之君主,皆以奴隶视其民,民之自居奴隶”的问题。梁启超:《爱国论》,见《饮冰室合集》第1册“饮冰室文集之三”,第71页。

   6(3)他认为中国先秦时期,“思想勃兴,才智云涌,不让西方之希腊”。但先秦之后,“二千年来孔子之真面目湮而不见,此实东方之厄运也。故今欲振兴东方,不可不发明孔子之真教旨”。他比附先秦儒家文献《礼记》中的“天下为公”“小康”和“大同”等观念,认为“小康者,专制之政也,大同者,平等之政也”,“春秋之法制,皆所以抑制君主之专横”。梁启超:《论支那宗教改革》(1899年),见《饮冰室合集》第1册“饮冰室文集之三”,第55、59页。

   7(1)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1899年),见《饮冰室合集》第1册“饮冰室文集之四”,第56、60页。

   8(2)梁启超:《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缘起》(1897年),见《饮冰室合集》第1册“饮冰室文集之四”,第79页。此时,梁氏尚未流亡日本。可见,梁氏此反民贼思想亦其来有自。

   9(3)梁启超:《自由书》(1899年),见《饮冰室合集》第6册“饮冰室专集之二”,第24页。

   10(4)梁启超:《少年中国说》(1900年2月10日),见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4-125、122、126页。

   11(5)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1901年5月28日),见易鑫鼎编:《梁启超选集》上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第11-12、13、12-13、30-31页。

   12(1)梁启超:《十种德行相反相成义(1901年6月16日,7月6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91页。梁启超的这些西方“新理新说”,一方面是梁启超流亡日本后,其政治上所持的改良思想必然吸收西方的近代民主思想的有关资源;另一方面,据梁当时在上粤督李鸿章书中透露,梁启超流亡日本后,李鸿章曾通过伊藤博文和天津日本领事郑君及东亚同文会井深君,三次向梁表示慰问,尤值得注意的是“并教以研精西学”,“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云云”。梁在上书中称:“但使一日不死,必倡民权之公理,顺地球之大势,以导我四万万同胞,使进于文明,以为他日自立之地步。是即启超所以报效国家,亦即启超所以答公拳拳之盛心者也。”梁启超:《上粤督李傅相书》(1900年3月31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集,第237、243页。梁这时期的思想可谓颇为“激进”,正因如此,这一时期他与孙中山多有合作,这种思想认识既可视作“因”,也不排除因与孙联系合作而受“革命”思想之影响。郭世佑:《筹划庚子勤王运动期间梁、孙关系真相》,《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

   13(2)梁启超:《卢梭学案(Jean Jacques Rousseau)》(1901年11月21日,12月1日、21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集,第347页;周兴梁:《试论一九〇〇年前后孙中山与梁启超的关系》,《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

   14(3)梁启超:《新民说》(1902年2月8日至1906年1月9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集,第529-530、532-534、654-655页。

   15(1)梁启超:《新史学》(1902年2月8日至11月14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集,第497-499、501、506页。

   16(2)梁启超:《释革》(1902年12月14日),见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第368-370页。

   17(3)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1902年5月22日至1904年6月28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3集,第424、427、433、434、444页。

   18(1)梁启超:《拟讨专制政体檄》(约1902年下半年),见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第380-383页。此文为未刊稿。尽管此文未刊,但也反映了梁氏反对专制体制的鲜明思想与立场。

   19(2)梁启超:《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1902年11月30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4集,第63-67、73页。

   20(3)梁启超:《论中国国民之品格》(1903年3月12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4集,第175页。

   21(4)梁启超:《服从释义》(1903年5月25日、6月9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4集,第203页。

   22(1)张海鹏、李细珠:《中国近代通史》第5卷“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1901—1912)”,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0页。

   23(2)梁启超:《论俄罗斯虚无党》(1903年11月2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4集,第236—237页。

   24(1)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1904年),见《饮冰室合集》第2册“饮冰室文集之十五”,第31-32、34-39页。

   25(2)梁启超:《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1906年3月25日、4月8日)、《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1906年5月8日-7月6日)、《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1905年2月18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5集,第427-473、476-523、52-56页。

   26(1)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1904年12月28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4集,第571-628页。

   27(2)据《梁启超年谱长编》载,1902年,针对梁启超的激进态度,康有为“当时写两封很长的信专讨论革命自立问题,一封是《复美洲华侨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一封是《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康的思想对梁启超思想的转变显然产生了影响。梁启超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回忆1902年康劝梁到1904年转变的情形道:“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启超亦不慊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惩羹而吹韲,持论稍变矣。”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9、196页。梁氏与其师康有为书信也透露了他流亡日本后至1902年的思想激进之点滴,如1899年他在上康有为书中表示,“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并以“今上贤明,举国共悉”之由谓“将来革命成功之日”,设想将光绪“举为总统”;1902年在上康有为书中又说,“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分见梁启超:《上康有为书》(1899年夏秋间)、《上康有为书》(1902年5月),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9集,第178、199页。梁启超思想的转变,与他1903年赴美有半年的游历考察实践也有关联,通过赴美考察游历,使他认识到中国与美国国情的差距,转而在政治和思想上持更为温和的态度。

   28(3)郑所南原名郑思肖,是南宋末年诗人、画家,福建人,南宋灭亡后,郑学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品格,不臣服蒙元政权,其所完成的集诗、文、自述而汇编为《心史》,以宋末“德祐”年号为宗。其文字饱含血泪,讴歌南宋爱国志士,痛斥奸臣佞徒,抨击元军的暴行,表达了其忠贞不贰的品格。其《心史》完成后,郑氏自知在当时环境下无法印行,晚年将其重缄用铁匣封好,藏于苏州承天寺眢井中。此书在枯井中沉埋350余年后,在明末崇祯十一年(1638)被发现,成为一部奇书。在民族危机之际,其所承载的忠贞不屈的民族精神和体现的民族血脉,具有巨大的感召力。梁氏之序,其意即在此。

   29(4)梁启超:《重印郑所南<心史>序》(1905年),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5集,第293-294页。

   30(1)梁启超:《开明专制论》(1905年),见《饮冰室合集》第2册“饮冰室文集之十七”,第17-20、22-24、26-30页。其时,日本在亚洲崛起,在梁氏看来无疑是最生动的例子;而欧洲的德国由于俾斯麦的强国政策的深刻影响也正积极实施扩张,容易被认为是“开明专制”成功的例子;而俄国也属于实行“开明专制”政策的欧亚大国。这些属于“开明专制”类型的强国,在世界范围内正在谋求世界霸权,尤其是梁氏目睹新起的日本,其治理模式似大有“方日起而未有艾”之概。梁氏有此感是自然的。

   31(1)梁启超:《开明专制论》(1905年),见《饮冰室合集》第2册“饮冰室文集之十七”,第19、37-39、49-83页。

   32(2)如后来梁氏自己所说:“吾所论我国民对于现政府所当行者,本有两大方针:一曰劝告,二曰要求。其言具在本报第四号,可覆按也。所劝告者在开明专制,而所要求者在立宪……则君主立宪制,非十年乃至二十年以后不能实行。”梁启超:《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新民丛报>之驳论》(1906年5月),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5集,第547页。可知,提出“开明专制论”,是意在“劝”清廷不要实行专制而实行“开明专制”,而非真心主动“要求”的目标。“开明专制”只是梁氏于现实下的权宜之策,其目标还是君主立宪政治。

   33(1)当然,就“开明专制论”思想的价值看,在近代中国有其应有的历史价值,民初梁氏在现实实践中,仍时而闪现这一思想的痕迹。而且,关于梁氏提出“开明专制论”对此后之历史的影响亦不可忽视。

34(2)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1906年3月9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5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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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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