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振国:教育规律与教育规律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9 次 更新时间:2020-09-27 23:5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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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振国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社会建构主义同样反对存在终极真理的理念以及结构主义的基本理论架构,否认宏大叙事和宏观理论的意义,认为人类只能发现“微观的小故事”,试图寻找模式化的关系和宏观的历史规律是不可能的(宋林飞,1997,第477页)。社会建构主义认为,没有独立于理论的绝对事实,事实总是相对的,由科学共同体的态度和信念、理论框架、意识形态组成的范式决定了界定事实的规则和标准。事实不是通过观察得到的,而是通过语言“建构”的,是社会互动的产物和协商的结果。社会建构主义反对那种主张万事万物都存在着一个普遍的本质、人们可从变化万千的现象中发现稳定的特性和共同的特点的本质主义观点,认为任何事物都没有恒定不变的普遍本质。特别是在人的心理研究方面,社会建构主义认为人并不存在一个超时间、超文化、超历史的内在本质。社会建构主义主张,知识是被建构的,而不是现实的“映象”“表征”或“表象”,建构是社会的建构,而不是个体的建构。社会建构主义认为,知识,特别是社会科学的知识,包括心理学的知识,是一种社会建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发明”出来的,而不是通过所谓的客观方法“发现”的。知识和知识的对象或知识所指涉的事物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更不是“反映和被反映”“表征和被表征”的关系。“我们关于世界的叙述同那个世界并没有必然联系。”(Stam,1998,p.196)没有超越历史和文化的普遍性知识,我们对于心理现象的理解是受时间、地域、历史、文化和社会风俗等制约的,换句话说,知识是相对的,其正确与否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而是与具体的历史和文化有关。社会建构主义认为,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认识我们自身时所使用的概念和范畴,描绘自我体验时所使用的术语和语言,都是文化的、历史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方式和语言范畴,我们只能在社会文化给我们划定的圈子里进行认识活动,不可能超越历史,不可能超脱文化。

   (五))对规律性认识的深化

   非理性主义、精神科学论、现象学、社会建构主义等的批评和主张,以及自然科学的新进展新成果,丰富了人们对规律性的认识,揭示了世界运动的丰富性、复杂性,纠正了关于规律性认识的简单化、绝对化倾向,强调了人的主观意识与物质环境、历史文化的互动作用,特别是强调了“我”在建构人与人、人与环境关系中的中心作用,为加深人们对规律性的认识打开了新的窗户。

   1. 规律是确定性与概率性的统一

   凡事有果皆有因,有因必有果,每一事件、每一行为,只要已知所有参数,就能够提前预测。这从总体上说固然是正确的,但是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告诉我们,因果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现实世界的因果关系要更复杂、更精彩。有一个因不一定只有一个果,有一个果也不一定只有一个因,很多情况下是多因多果,多果多因。比如,按照牛顿定律,水在温度零度和大气压力一定的情况下就会结冰,这是不错的,但到目前为止,人们已经发现冰有11种不同的晶相,牛顿定律无法预测水在不同条件下结冰时是什么晶体结构。再比如,一块石头平衡地置放在山顶上,在它的内部存在着势能,这种势能可以潜伏许多世纪。一旦受外力的推动,并超过了临界点,这块石头就会顺着山坡向下滚动。即使人们精确地掌握了全部有关的因素,包括它将会碰到的灌木和树枝及地面的摩擦系数、山坡的角度与湿度等,还是不能精确地预测石头必然到达的位置。这里的因果呈现出方向性、趋势性与多种可能性,即概率性的特征。在社会活动中,概率性更是常态。这就构成了对规律的确定性的挑战。我们说规律是事物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这种因果联系可能并不完全是线性的,而可能是概率性的,事物运动的规律性是确定性与概率性的统一。概率性是对必然性的丰富。

   2. 规律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关于因果关系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趋势的必然性,适用于自然活动,是否也同样适用于社会活动?把自然科学的规律观直接推广到社会科学领域里去,显然是简单化了,但以社会活动的特殊性否定社会活动的规律性同样是简单化的。共性寓于个性之中,社会活动的特殊性是在万物运动皆有规律的背景下的特殊性,特殊性不是对一般性的否定,而是对一般性的补充和丰富。精神科学论者敏锐地指出了社会活动的非线性特征,强调了社会活动的特殊性,这对拓展人们的认识视野、发明更切合社会研究实际的方法大有启迪,但由此否定社会活动、历史运动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趋势则又是过犹不及。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虽然社会历史领域的情况同自然界存在明显差别,但“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恩格斯,1995,第247页)。人作为主体无疑具有特殊的能动作用,但人的活动必须遵从社会历史领域的客观规律,否则便不能取得成功。社会历史领域的客观规律决定着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从根本上制约着人的活动。

   社会活动有其独特性,但并非不可捉摸。社会活动的规律及其表现形式与自然活动的规律及其表现形式不同,恩格斯早就对物质运动形式的特点进行过精彩的分析。随着物质变化的形态越来越高级,表现形式也就越来越丰富多样。但不管哪种形式,随着人们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物质活动规律的认识总是不断深化的。在自然领域中,存在着的是各种自然事物,它们的运动是按照各自的自然属性进行的,而“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恩格斯,1995a,第247页)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况,很容易形成一种认识上的障碍,似乎社会历史发展是由人们的意识和动机所支配的,而不是像自然界那样存在着客观规律。这也是唯心史观在历史观领域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认识论原因。规律的客观性、必然性、普遍性,并不意味着世界运动的单一性。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存在及其运动形式具有无限多样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我们不可能轻易地掌握物质运动的所有规律。事实上,随着对物质运动规律认识能力的提高,人们会打开更加丰富多样的世界,这是一个绝对与相对、局部与整体、暂时与永久对立统一的永无止境的探索过程。物质世界的运动形式不仅是丰富多样的,而且是不断变化的,我们今天已经掌握了的规律,随着各种因素、各种条件的变化也会发生新的变化,所以人类对物质运动规律的把握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运动的无限接近的过程。

   社会活动具有价值倾向,但科学与价值在本质上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精神科学”和现象学派把社会科学的价值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似乎强调价值就必然排斥科学,而强调科学则必然不能满足价值。其实,这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社会科学的价值性与科学性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价值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典范。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有着自己鲜明的价值目标,它把人的发展和解放作为最高价值目标,并从现实的人出发探索人的发展和解放的现实道路。人作为主体生活在作为客体的社会结构之中,其中人是目的,社会是手段,社会发展最终是为人的发展服务的;同时,人的发展和解放不能离开社会,只能在现实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得到实现,二者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发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思想。马克思以科学的事实和科学的方法为基础,深刻分析了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性,深刻分析了社会分工过程与人的发展过程的统一性,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通过剩余价值剥削工人的秘密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社会性和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深刻矛盾。正因为价值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一,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具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和战斗力。

   科学性与价值性统一于必然性。先进的价值之所以先进,首先就是因为它符合客观事实,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反映了事物运动的必然趋势,具有可行性和未来性;而违反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任何价值追求都是没有前途的,即使一时甚嚣尘上,最终也必然会被挫败。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科学的法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必然为先进的价值、为合科学性的价值开辟道路。

   3. 规律是个体意志与群体选择的统一

   理性主义者强调社会活动是群体共同作用的结果,非理性主义则强调个人意志的价值。在世界的文明进程中,个人的意志行为在一个人的人生历程中确实充满了偶然性,个人的意志确实可能主宰某个历史事件、某个历史进程。但从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看到,人的意志行为是个人意志与群体意志互相作用的结果,人类整体的意志运动是超越了所有个体意志的理性行为。个人意志是对人类整体理性行为的丰富,人类的整体理性行为是由无数个人的意志行为构成的。

   社会活动充满了不同个体的欲望和意志,但我们并不可能随心所欲。在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人有巨大的主观能动性,每个主体在这一过程中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体现着自己的意志,从而成为共同推动社会运动的力量。但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凭借自己的意志超越历史的特殊环境,摆脱历史的“合力”作用。“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恩格斯,1995b,第697页)恩格斯的这段话对个人意志与社会变化的辩证关系给予了充满逻辑力量的生动的阐释。

   现代量子力学似乎为重新定义主客体关系提供了新证据。以量子理论否定物质运动确定性的观点并不少,实质上这是以偏概全了。在经典力学中,一个物理系统的位置和动量,可以无限精确地被确定和被预言。至少在理论上,测量对这个系统本身没有任何影响,并可以无限精确地进行。而在量子力学中,测量过程本身对系统造成影响。某些成对存在的物理性质具有如下一种特性使人无法同时测量两者:你越是(凭借测量)精确地知道性质之一,则另一性质就越是无法精确得知。就轨道中的电子而言,这组配对的性质是位置和动量。如果你要测量电子的位置,就会改变电子的动量。反之亦然。理论物理学家海森堡将之称为测不准定律。量子力学揭示了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依存性,对“不依赖于主观意识而存在的客观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这样一种发现还不能动摇客观规律的存在,因为由于微观粒子具有波粒二象性,微观粒子所遵循的运动规律完全不同于宏观物体的运动规律,描述微观粒子运动规律的量子力学完全不同于描述宏观物体运动规律的经典力学。当粒子的大小由微观过渡到宏观时,它所遵循的规律也由量子力学过渡到经典力学。

   4. 规律是“规律”与“规则”的统一

在规律性的讨论中,还有一个经常被提到的问题,即“规律”与“规则”的异同。这两个词在英文中都是同一个词—“law”。这两个词在强调普遍性方面是一致的,但在来源上是不同的。规律强调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规则强调的是人群的约定俗成。英文中的“fact”(事实)一词,仔细辨析也有两种含义:证据性事实和经验性事实。证据性事实意义上的“fact”更强调客观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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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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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2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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