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中美“关键十年” ——“新罗马帝国”与“新的伟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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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冷战”的意识形态背景下,亨廷顿依然高度赞成了苏联和中国通过共产党一党执政来克服政治衰败,实现了有效的政治治理。因此,他认为“第三世界”能够有效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导师不是在华盛顿,而是在莫斯科和北京。华盛顿的模式带来的是政治衰败,而莫斯科和北京的模式建立的是有效的政治秩序。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亨廷顿明确反对意识形态化的激进民主化主张,而主张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效压制民主意识形态化产生的过高预期,并建立更多能够让公众参与的民主制度渠道,从而巩固并提升民主政治的权威。⑩

   (二)美国推动全球化必然催生世界各地的反美政府

   亨廷顿的理论实际上不仅回答了为什么美国在 1948年失去中国,而且回答了为什么美国在2018年误判中国。辛亥革命这种激进的民主化运动摧毁了中国的传统权威,而未能有效建立现代民主的权威,民国政府始终处在混乱、割据、内战的政治衰败之中。直到中国共产党诉诸更为激进的社会动员手段,才结束了政治衰败,重新树立了现代的政治权威,即取代传统皇帝权威的现代人民主权权威。然而,二战后美国在全球推动的民主化运动,首要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依附于美国的世界,也就是建立起一个依靠口岸城市的中产阶层和知识分子支配内地农村的半殖民地政府,而这样的政府必然由于内部的分裂而播下政治衰败的种子。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积极推动经济市场化、思想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往往会导致政治衰败,而美国积极策动政治民主化就成为推动这些国家陷入政治衰败的罪魁祸首,以至于这些国家为了克服政治衰败,必然建立起更强有力的政治体制,而这样的政府必然带有“反美”的政治自主意识。“后冷战”以来的历史同样证明了亨廷顿的洞见。苏联解体既是美国推动“和平演变”的成功案例,但也同时是政治民主化引发政治衰败的典型案例。民主化导致国家解体,“休克疗法”的激进市场化改革导致经济崩溃,国民财富被西方一夜洗劫,曾经让美国畏惧的世界强国变成了衰败国家。因此,如果俄罗斯要走出政治衰败,重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那这个政府不可能是亲美政府,而必然是反美的政府。因此,普京的崛起与俄罗斯的反美之间有着内在关联,亲美必然带来政治衰败,而要走出政治衰败必然要反美。

   1980年代中国也是自由化思考泛滥的时代,然而恰恰是中国政府及时遏止了自由派在美国支持下发起的“颜色革命”,中国才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下,保持政治权威和政治稳定,并由此加速了市场经济的改革。在这个过程中,苏联激进民主化进程导致国家解体和经济崩溃的政治衰败就像一面镜子,让中国更进一步看清楚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衰败陷阱,看清楚美国在中国推行“和平演变”的真面目。此后,美国虽然不断加大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力度,但是中国政府始终对美国及其支持的中国自由派以“政治体制改革”之名推动“和平演变”的战略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并将这条政治民主化道路称为“改旗易帜的邪路”。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美国之所以误判中国,或者中国经济改革并没有走向美国设定的和平演变道路,恰恰在于中国的政治家们自觉地听从了“亨廷顿忠告”。这与其说是由于他们阅读亨廷顿的著作,不如说是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历史经验和苏联解体的政治现实中获得的经验教训。对政治家而言,历史和现实才是鲜活的政治教科书。

   当然,我们不能说二战后美国在全球推动的政治民主化战略的目的就是要搞政治衰败。事实上,政治衰败的政府,哪怕是亲美政府,也并不利于美国建立世界帝国的全球战略,因为这个衰败政府往往需要美国投入很大的力量来支持,甚至将美国拖向灾难的边缘。比如美国为了支持李承晚政府不得不投入到朝鲜战争中,为了支持吴庭艳政府却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美国需要的是具有稳定的治理能力但却亲美的政府,这种亲美不是依靠美国的扶持,而是对美国文化和美国价值观念的认同。二战后的欧洲和日本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美国的全球战略的重要一环就是不遗余力地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其中就包括建立自由民主政体。然而,美国忽略的是,一旦将民主政治与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念捆绑在一起,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都会面临一个艰难的文化政治选择:究竟是选择认同美国文化,还是选择认同本土文化?毫无疑问,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都在推动这些国家认同美国文化,然而,当这些民主化国家走出政治衰败,实现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之后,必然激发其民族自豪感,从而更加倾向于认同本土文化,而不是美国文化。今天土耳其政府逐渐背离凯末尔奠定的改革路线,重返伊斯兰道路,无疑与美国在中东推动的“颜色革命”有关。

   事实上,在《文明的冲突》中,亨廷顿就进一步揭示出美国在全球推广美国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的悖论。在他看来,在美国推行民主化的进程中,受美国影响的第一代人往往是亲美的,从而认同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念。然而,随着这些国家采纳了自由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国家越是发展就越容易激发起民族自豪感,这些国家不是走向西方化或美国化,而是走向本土化,甚至从亲美走向反美。?事实上,以 2008年“奥运火炬事件”崛起的“四月青年”为代表,在意识形态上推动中国崛起并挑战美国霸权秩序的恰恰是一代又一代留美的中国青年。因此,在亨廷顿看来,“冷战”结束,全球不是走向美国生活方式一统江湖的“历史终结”,而是走向即将到来的“文明冲突”。在他看来,除了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冲突,就是基督教文明与中国儒教文明的冲突。

   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精英阶层都认同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要么是欧美的资本主义文化,要么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然而,随着中国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推动的国家崛起,中国人在文化上逐渐告别了“全盘西化”的思路,不再执着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分歧,而是积极推进西方文化的本土化改造,回到中国自身的历史传统中,由此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也越来越强。这不仅体现在民间“国学热”中,而且在中国精英阶层中文化保守主义强劲崛起。更重要的是,新一代政治领导人更是强调复兴中国文化传统,中共十八大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中共十九大又增加了一个关键的“文化自信”。如果说前三个自信表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不同,那么最后一个“文化自信”强调的是中国文明传统复兴。

   由此,中美贸易战之前特朗普访问北京的时候,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他在故宫中畅谈的是中国五千年从未中断的文明历史。这就意味着中国可以接受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文化自由等等这些来源于西方历史传统的观念,但中国决不可能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更不会复制美国的生活方式,而是要基于中国历史所形成的文明传统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这也是中国政府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意义。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只有在文化历史传统上、政治发展道路上、意识形态观念上做到相互平等尊重,才能让中美关系步入正轨,建构新型大国关系。

   由此,在“后冷战”的历史中,任何强有力的国家或者试图建立强有力政府的国家,必然是公开地或者潜在地“对美国说不”的国家,俄罗斯如此,中国如此,伊朗如此,土耳其如此,朝鲜如此,曾经的伊拉克和利比亚也如此,甚至默克尔的德国和马克龙的法国也如此。这与其说是由于世界进入“强人政府”时代,不如说是由于世界其实进入了“后美国时代”。?这与其说是这些政治强人个人的政治选择,不如说是全球政治历史的内在逻辑的产物,即“深度全球化”推动全人类形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必须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构新型国际秩序,反对美国在西方帝国主义传统上建构世界帝国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使命。因此,美国“新罗马帝国”建构还未完成,就遭遇到包括中国在内所有世界大国的抵抗和反对。美国今天所走的道路实际上是在重复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所走的建立世界霸权的道路。因此,马凯硕指出,今天美国在世界上的行为像当年苏联的行动,而中国在世界上的行为就像冷战中美国的行为。?

   六、结论

   今天,大多数对中美关系的观察家可能会持一种悲观态度,认为中美关系会越来越差。然而,这种悲观态度恰恰是由于对过去几十年的中美关系预设了一种过分盲目乐观的想象,即认为中国在逐渐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服从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乐观想象也预设了历史终结论的规范性前提。然而,如果我们对这个规范性前提有所理论上的反思,如果我们对全球历史和中国历史有基本的了解,就会意识到这种乐观的想象不过是一个短暂的历史时刻。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始终是一个独立安排自身事务和发展道路的全球性大国。在新中国初建时期,中国不惜同时面对苏美两个世界超级大国的压制而探寻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今天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更不可能服从美国单方面强加给中国的世界帝国秩序。更重要的是,仅仅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若服从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战略安排,就意味着美国将中国推到征服俄罗斯、中亚和伊斯兰世界的最前线。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地处欧亚大陆和太平洋世界的中间地带,决定了中国必须在地缘政治上建构自己的世界。

   事实上,如果没有“冷战”这个大背景,就很难出现里根、撒切尔、邓小平合作推动的全球市场经济复兴;如果没有“9?11”事件所改变的全球格局,就不可能有中美在经济上的全面合作。当然,如果没有中国的崛起,如果没有十八大以来中央强有力领导以及坚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也可能不会出现中美贸易战,或者即使出现中美贸易战也会以另一种方式解决。然而,在这些历史偶然发展的背后始终有一个不变的历史主题:全球秩序的未来究竟是美国所构想的“新罗马帝国”的图景,还是在联合国的背景下多元文明共同发展的图景?或是中国在“天下主义”的传统范式中推动形成新的全球秩序?中国崛起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未来全球秩序究竟持怎样的图景?中美关系只有放在对未来图景的思考和建构中才能找到恰当的定位。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对目前的中美冲突以及中美关系的未来保持乐观,即中美关系不再是“冷战”背景或“9?11”背景下的委曲求全的彼此合作,而是在彼此的较量中探寻历史发展的方向。这种较量有可能失控导致全面冲突乃至战争,但是也可能在彼此较量中探寻到彼此无法逾越的底线,从而在这个底线的基础上寻求合作。“在斗争中求团结”恰恰需要彼此冷静的政治判断和高超的政治智慧。

   对美国而言,或许要放弃“历史终结”的意识形态,放弃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幻想,让中国按照自己的历史传统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也意味着美国或许要修正其“新罗马帝国”的构想,真心实意地把中国作为一个平等的对手和伙伴,在斗争中寻求合作,从而接近中国所提出来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或许意味着两国的竞争和合作成为常态,而这种竞争恰恰激发出两个国家内在的活力,而合作就在于解决每个国家无法单独解决的难题,尤其是全球性难题。事实上,美国国务院最近推出的《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报告就已经透露出这种思路,即“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并不期望试图改变中国的国内治理模式(domestic governance model)……中国最终是否走向自由开放秩序的原则只能由中国人民自己决定。我们认识到北京而非华盛顿才代表中国政府的行为并对中国政府的行为承担责任”。这至少从文字上表明美国放弃了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战略。这无疑是在过去“关键十年”中国积极展开“新的伟大斗争”的部分成果,即尽管美国表明中美之间在“原则”上的根本分歧,但美国在“现实”的立场上尊重中国人民对国家治理制度的选择,并将中国看作是一个“竞争的大国”。正是基于这种“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立场,美国在与中国展开竞争、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的同时,并不排除在符合美国利益的基础上与中国进行“合作”。

对中国而言,或许也要秉持“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立场,尽管我们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清晰地认识我们与西方在社会和文化价值方面的分歧,但我们秉持“现实主义”的理性立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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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学刊》2020年秋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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