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向桐:近代实践观念的转变与科学革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2 次 更新时间:2020-09-11 22: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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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向桐  
而且实验更具“生产性”和开放性的特征。

   培根赋予自然哲学的“实践或功用维度”为实验确立的稳固地位奠定了客观基础,([5],p.395)从实践效果来看,在培根的规划中自然哲学操作部分的价值要远远大于沉思部分。虽然实验自然哲学在伦理和功利实践指向的影响下获得了认同,并逐渐占据决定性地位,但其内在发展逻辑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③([20],p.166)迪尔曾这样描述实验哲学最初的发展可能性:“十七世纪以来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受到越来越大的质疑,因为通常它只能产生有问题的说明。反之,数学科学能够给出数量关系的证明,在此意义上一般认为这要优越于仅仅是概率性的物理学。这种新评价逐渐被接受,亚里士多德主义认为物理学在说明物质对象方面优于数学的传统观点不再流行,在这种观点看来,物理学要比数学更重要,因为物理学关注的是事物的本质,而非仅仅它们的数量特征而更高贵。”([5],p.3)这种差异明显体现在培根-波义耳传统与笛卡儿“物理-数学-实验学术传统”的争议方面,其关键环节是如何使得理论与创制有机联系起来。([22],pp.130-132)

   其中,培根-波义耳传统认为,“试图从他们(理论自然哲学)关于名字和定义的形而上学沉思出发得出实在实体存在的物理结论,这种推理只能导致他们错误的理论”,[23]所以,他们强调实验方法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但相对贬低数学应用的价值和意义。而笛卡儿等人却极为推崇数学在新科学研究中的影响,实验的介入并不能否定理论沉思,包括数学的重要作用,“这是一种新的研究形式,即物理-数学(physico-mathematics)”[24]。因此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在近代自然哲学中数学与实验的关系,“笛卡儿与培根引发实际科学实践存在的细微差别,波义耳明显倾向于培根主义的实践途径,科学应该建立在更具竞争力的细节上,建立在‘实验史’基础上”,([21],p.215)但笛卡儿等人则强调数学在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从沉思哲学向实验科学的过程也是实验与数学(理论传统)重新结合的过程,这样,迪尔才相对客观描述了笛卡儿与培根-波义耳传统的不同发展路径:“波义耳式的实验哲学并不是通向现代实验主义的高速公路;而是一条弯路”,但这一过程仍是“早期(实验科学)发展的重要阶段,而不是某种辉格史式通向现代实验科学的高速的背离”。([5],p.3)

   在此意义上,新实践的内涵仍有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影子:“理论与实践的渐近关系,人类道德生活层面的实践,似乎实践与理论存在某种分离,但在最高的本体论层面,思想与生活活动则都是原发性实践(primordial praxis)”,这是理论与实践在最初意义上原本存在的复杂性,“但作为纯粹静止的绝对思想并不能解释运动变化的宇宙,宇宙的部分秩序仍需要在亚里士多德物质自身的最高目标角度考虑”。([2],p.25)可见,传统实践观念的综合不仅仅只是自然哲学发展的要求,也是实践观念转变的内在逻辑展开的结果,即使是在一定程度上偏离这一传统的波义耳,其本身的一个基本思想仍是要实现实践与沉思的某种嫁接。([23],p.41)

   近代以来,随着实践观念内涵的泛化以及创制与理论活动界限的日渐消失,实践的政治伦理意蕴为功利与技术化趋向所压制,这推动了自然哲学中沉思与操作维度的融合,亚里士多德传统的理论与创制二分鸿沟被超越。([2],p.15)可见,近代实践观念的转变促使自然哲学从沉思哲学向实验科学发展,最终造成“自然-技艺”二分的消解,从而从根本上肯定了实验操作对自然干涉的合法性。但在表述这一新功利的实践活动的历史进程中,存在两条基本路径,即培根-波义耳的纯粹经验主义以及牛顿等人的物理学-数学进路,而实验与数学的结合标志着近代自然科学革命的成功发展。近代科学实践的基本范式也随之成型,技术因素由此成为奠基性框架,而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意义上的自然与实践就此被遗忘,人类活动的内在目的性(如Theoria中的“真”)开始服从于外在功利的技艺标准,这也决定了自然科学在现代社会中演进的逻辑与问题。所以,这也是从现代性维度对科学技术批判的重要根源,“在现代性批判的背景下将技术归结为现代性危机之根源,对之持批判态度,但对于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却也是提高到了极其炫目的高度。而处在现代性发展之初的哲人们对于制作或生产劳动则是在乐观的基调上给予高度评价。”[25]

   因此,新实践观念在现代性的逻辑展开中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一方面,正统的控制自然——和实现它必须依赖的技艺和科学的‘道德清白’——是派生于神所授命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换言之,培根是参照坠落以前人的条件,当人自身存在于一种道德清白状态并且全部创造物完全和谐一致的情况下,来证明人控制自然的;在另一方面,通过技艺和科学恢复对地球的统治对于重建清白状态毫无帮助,因为那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宗教领域中的道德知识和信仰问题”。([19],p.48)在我们看来,这也是人们一般进一步将科学技术化理解的重要原因所在,“在不考虑本质上属于有关我们世界经验的和熟悉的整体性情况下,科学已由脱离实验方法发展成为一种关于可操作性关系的知识。因此,科学和实际应用的关系要在和其现代本质完整一致的意义上来理解。”([15],p.62)这的确可以视为技术思维对传统实践的渗透或侵袭,但换句话也可以说这意味着实践观念对理论与创制活动的改造,正是这种改造过程极其强烈影响到了从沉思哲学向实验科学的发展与轨迹。

   ①阿伦特强调说:“柏拉图以及较低程度上的亚里士多德是最早提出用制作的形式来处理政治事务与占统治的政治体系的人”,这样,“制作替代行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沦为一种实现所谓‘更高’目的的手段”。随之发生沉思与行动的倒转以及技艺者最后取得的胜利,实践的技艺化倾向越来越明显,这也是实践概念发生泛化的重要原因。

   ②而亚里士多德主义在自然-技艺二分基础上对此是持坚决否定态度的,“技艺的操作中甚至会出现错误,并且这些错误很明显也可能出现在自然的操作中。”自然与技艺由于内在目的性的不同,它们是不用种类的事物,而其活动也不相同,“技艺只能完成自然所许可的任务”。

   ③限于篇幅,我们没有特别专门讨论实践伦理属性对近代以来科学的影响,但不可否认实践伦理意义与现代科学的内在关联关系,因为“伦理学的要点不再是获得知识,而是使得人们的行为更好”。这是近代科学超越亚里士多德主义目的论的重要理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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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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