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理论谱系与本土探索:新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70年(194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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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涛  

   (三)现象学传统:现象学方法与“传播问题”的再发现

   将意向性、还原、直观与先天作为基本原理,同时也将阐释(interpretation)推向了核心概念位置。现象学于20世纪60年代被引入中国(30),而现象学方法则在20世纪80年代日益成熟,并且逐渐进入社会现象的认识和分析视野(31)。倪梁康对于图像意识的现象学考察可被视为对(视觉)传播问题的再发现(32)。2000年以后,受现象学传统影响的常人方法学逐渐引起传播学者的关注。现象学的基础假设是将主体体验视为赋予意义的过程,而常人方法学可以弥补传播学实证主义研究的诸多不足(33)。本质上,现象学传统的引入是基于当前传播现象下蕴含的复杂的价值性与主体性的再发现(34)。现象学方法论还增强了传播学当前在新技术运用领域的解释力度,如技术现象学即是在“人—技术—世界”的框架之下展开的有关技术对社会影响的研究(35)。

   (四)控制论传统:传播研究的经验主义范式

   作为影响了美国传播学主流范式的重要学术传统,控制论传统将传播过程看作是一个各种条件变量组合而成的系统。作为较早影响到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思想体系,控制论在很长时间内主导了我国的传播学研究。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新兴技术”广播电视原理与传播研究便是在这一范式下进行的(36)。20世纪80年代,控制论及相关理论迅速影响了我国传播学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介制度、传播政策、受众认知、效果研究等领域。受控制论影响的中国传播学研究主要围绕经验主义范式展开,研究过程重视以统计和测量为手段的科学研究方法。祝建华于20世纪80年代发表系列文章,介绍受众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和控制实验法(37)。随后,陈崇山、柯惠新、喻国明、张国良、廖圣清、张洪忠、韦路、周葆华等学者一起推动了中国传播学的量化研究进程。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传播领域的运用,新技术环境下的数据隐私、伦理法规、信息价值观(38)等议题成为研究热点。与此同时,控制论作为主流传播学的理论预设也面临着来自技术哲学的挑战和“再出发”问题(39)。

   (五)社会心理学传统:心理实验研究的兴起

   社会心理学传统起源于美国,经历了芝加哥学派开创的美国本土社会心理学向科学主义实验心理学过渡的过程。传播学的受众心理研究、传播效果研究受到早期社会心理学传统的深刻影响。而在我国,基于宣传实践的心理研究更早产生,“思想工作”“思想教育”“思想改造”等长期在我国的大众传播领域中居主流地位(40)。徐培汀于1988年编著的《新闻心理学漫谈》,将受众心理研究推向了专业化路径。心理实验法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进入我国,其最初运用于教育传播领域(41),20世纪80年代引起传播学界的关注,祝建华等学者开展了大量有关受众心理的实验研究。1995年,《新闻与传播研究》专栏引介了心理实验法(42)。中国大陆比较有影响力的实验研究成果可追溯到潘忠党和魏然关于传媒与价值观关系的研究(43)。1999年,郑兴东的著作《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系统探究媒介使用与消费的受众心理。2000年之后,随着认知心理科学实验法的普及,传播效果研究的理论验证与研究成果迅速涌现(44),由此带动了认知传播学的兴起。

   (六)社会文化传统:传播实践运行的文化逻辑

   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命题之一就是努力回应社会文化命题,探寻社会文化生成的传播机制。20世纪50、60年代学界主要关注西方思想和文化在我国的传播过程问题(45),20世纪60、70年代的讨论集中于社会主义文化领域(46)。1985年6月,复旦大学召开的传播学研讨会重点讨论了“传播与文化发展”问题(47),由此打开了传播学研究的社会文化面向。社会文化传统起初关注大众传播对现代化进程的促进作用(48),而后逐渐延伸到性别与社会文化领域。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新闻与传播研究》当年策划了媒介与妇女研究专栏,翻译介绍了传播与性别议题在各国的最新成果(49)。卜卫自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关注媒介使用与儿童教育和儿童权利问题,出版了《进入地球村:大众传播与中国儿童》《媒介与儿童教育》等多部著作。随着传播与社会文化研究的推进,传播的“社会之维”被极大地打开了。当前,新媒体时代的大众文化接受效应、亚文化群体传播、网络文化形态等研究,都为传播学理论研究打开了新的维度。

   (七)批判传统:批判的传播话语研究

   批判传统的传播理论主要包含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其思想资源之一是法兰克福学派。《哲学译丛》于1978年刊发了一组文章,系统介绍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及其代表人物(50)。1987年,姜克安向国内传播学界介绍批判学派时,称其为“国际传播学界近二三十年来最引人注目的变化”(51)。批判学派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带动了诸多与之相关的理论流派(如政治经济学派、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中国之旅”,形成了一系列西方传播思想史成果——马克思主义对西方传播理论的影响研究(52)、传播学古希腊渊源的批评性考察(53)、法兰克福学派经验研究的再发现(54)等。除了西方传播思想史的梳理,中国的批判研究也涌现出一些聚焦本土传媒议题的理论成果,如赵月枝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55)、吕新雨的传媒公共性反思(56)。总体来看,无论是研究范式的深层结构构建,还是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的构建与反思,批判传统的丰富理论资源都不容忽视。

   三、理论批判:传播学理论反思与范式批判

   传播学引入中国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面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传播现象和问题,传播学经典理论以及研究范式展示了强大的解释力和影响力。然而,在漫长的学习和接受过程中,由于传播技术环境的变迁以及媒介议题的推陈出新,这些经典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局限和不足逐渐显现出来。因此,考察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传播学理论研究,一个重要的认识路径就是理论批判,具体包括对经典传播理论和研究范式的批判性检视。

   (一)经典理论的批判

   传播学的发展主要是“按照个体参与程度不断增长来划分学科领域”(57),即把传播分为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四个学科领域。围绕这四大传播学领域,中国学者结合本土实践对相关理论展开了批判性的检验和反思。

   第一,大众传播早在1958年就以“群众交通思想”的译名被引入中国。20世纪80年代,陈崇山(58)、祝建华(59)等人开展了大量媒介使用和民意测验等调查,但这些研究多属于描述性调查,未能在理论层面进行深入探索(60)。2000年以后,研究者对传播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验证和反思。2001年,张国良团队首次对议程设置理论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在中国经验中媒介议程与受众议程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非对称性”(61),随后又对知沟理论、培养理论、第三人效果等理论做了一系列验证研究。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学者纷纷意识到传统的行政式研究范式在理论拓展上面临诸多困境,开始结合更多元的理论视角反思经典的大众传播理论,如聚焦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媒介使用反思(62)、立足知识社会学维度的传播效果反思(63)、强调“人即讯息”观点的传播思想探索(64)等。在新媒体环境中,学者对大众传播理论研究进行了更为系统的反思,如彭兰论述了“万物皆媒”的传播内涵,打开了媒介边界、媒介融合问题反思的新视野(65)。

   第二,人际传播研究一度未能引起中国学界的足够重视,直到20世纪90年代,王怡红(66)、芮必峰(67)等学者开始系统探讨人际传播的内涵、人际传播的关系理论和情境理论等。如果说传统的人际传播主要强调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那么即时通讯软件、聊天室、社交媒体等新兴媒介形态的出现,则使得媒介技术中介的人际传播成为可能,由此推动了基于网络、SNS等新兴媒介的人际传播理论检视与批判分析。当网络媒介创设了一个全新的生存语境和交流情景,传统人际传播中的自我呈现(68)、印象管理(69)、社会资本积累(70)等理论问题呈现出新的机制和趋势。翟学伟认为,简单地套用西方理论反而会忽视中国人际传播中的重要问题,他创造性地提出“面子”理论,为我国人际传播理论研究注入了全新的认识视角(71)。

   第三,群体传播主要关注群体间的传播动力机制与互动过程。1995年,芮必峰就注意到初级群体理论,并指出群体传播对人的自我认知、群体意义共享会产生多重作用(72)。群体传播研究的首要命题是对群体形态的识别和把握。研究者不仅关注社会组织层面的群体形态,也关注经由媒介实践所重构的群体形态,其结果不仅丰富了群体传播的外延,也衍生出一系列新兴的群体传播议题,如基于年节这一文化仪式的群体传播实践研究(73)。2015年,支庭荣和隋岩同时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群体传播的理论、特点与机制研究》,新媒体时代的群体传播引起学界普遍关注。两位学者对群体传播中的“群体”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支庭荣所强调的依然是传统意义上的群体概念,更多关注现实群体或媒介群体的传播实践,而隋岩所强调的群体传播,主要关注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成为传播者”这一传播现实和趋势。基于这一理解,隋岩对第三人效果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反思,指出群体传播语境下的第三人效果更为显著(74)。

   第四,组织传播早在1983年就以“组际传播”之译名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的《传播学(简介)》的基本术语中。但在后来的十多年里,组织传播并未引起中国学者的特别关注。潘玉鹏于1994年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组织传播理论与实践(75)。随后,彭凤仪从学理维度揭示了组织传播的等级传播、多级传播过程、不同传播模式(76)。程曼丽指出,政府传播是组织传播的一种极特殊形式,其传播是管理行为的延伸(77)。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探讨新媒体对组织间传播关系的重构与影响,成为组织传播理论发展的新转向。互联网时代的组织传播,正在从静态、封闭的结构模式转向了动态、开放的结构模式,“经由传播而组织”构成了组织传播的新观念(78)。

   (二)研究范式的批判

   范式是由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提出的一个概念,主要指学科运行所建构的一套理论基础、规范,以及学科共同体共同遵守的价值和行为规范(79)。传播学的范式分类较多,而比较权威的分类方式是波特等人于1993年提炼的三种范式:社会科学的范式、诠释性范式和批判范式(80)。国内有关传播学研究范式的批判性检视,主要集中在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两个领域。

   第一,经验学派是传播学主流学派的代表性范式,这一学派诞生于美国20世纪40-60年代,深受社会学功能主义范式的影响。功能主义范式在中国一度受到特别偏爱,但在研究过程中也出现了二元论、决定论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一范式困境,黄旦给出的“药方”是从结构功能主义转向建构功能主义(81)。2012年,《新闻大学》以“超越结构功能主义”为专题,组织了8篇笔谈文章,对结构功能主义进行了检视和考察,如刘海龙以知识考古的方式解析了超越功能主义范式的可能性(82)。孙玮强调引入技术哲学理论视角,为超越功能主义范式的传播理论研究拓展了空间(83)。

第二,批判学派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被引介进入中国,成为影响中国传播研究的一种重要的研究范式。研究者早期对批判学派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其自身的局限性上,如批判学派主要关注传播控制与权力问题而忽视了传播过程、受众和效果问题,再如批判学派主要聚焦的历史与整体的总体视角,一定程度上拒绝了传播活动中的微观现象和微观视角(84)。此外,批判学派主张改变社会思想现状和经济结构,寄希望于虚幻的乌托邦,也使得其自身的立场受到质疑(85)。面对21世纪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社会的到来,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二元对立格局被打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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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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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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