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鸣: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3 次 更新时间:2020-08-27 17: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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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鸣  
而政治领导人往往按照融贯的意识形态来表述这些利益;但是他很快就发现,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政治领导人的言辞不过是“纯粹机会主义的表现”,甚至完全没有理性可言。于是,他开始调整自己的研究策略,转而探寻那些看似非理性的行为究竟具有何种理性方面的意义。

   这的确是史学观念和方法论的一个重大转向。一方面,政治行动者并非一成不变地追逐物质性的利益或操作性的权力,同时也向往精神的或心理的目标,比如缓解焦虑、释放压力、获得承认、寻求满足等。界定和追求这类目标的方式往往具有“象征性”,因而属于“文化”的范畴。例如,伯纳德·贝林的研究显示,独立战争爆发前的政治小册子中包含的不仅仅是思想,而且还有焦虑和恐惧;殖民地人民对母国的抵制和反叛,主要不是出于物质利益的考虑,而是旨在粉碎所谓“剥夺自由的阴谋”;可是,这种对“阴谋”的恐惧不过是出于想象,也就是一种非理性情绪的宣泄。另一方面,作用于政治行为和政治变迁的因素除了理性的利益考量,还有非理性的心理情绪。例如,前文提及的贝林和伍德等人的研究表明,探讨美国革命的由来和共和政体的形成,如果不考虑革命一代对于权力、腐败和奴役的恐惧,就只能是隔靴搔痒。对于这些非理性的心理情绪,以往政治史家不是加以忽略,就是拿不出有效的处理办法。政治文化史的兴起,正好弥补了政治史研究在这方面的不足。

   3. 因果模式的利弊

   在政治学的政治文化研究中,政治文化起初并不具备独立意义,而只是一个解释、说明政治结构或政治现象的变量,因而因果分析乃是一种基本的研究方式。有政治学者对这类研究的“内在理路”作了如下归纳:政治文化研究旨在识别众多个体广泛分享的“有辨识度的态度集群”(distinctive clusters of attitudes),它们构成“客观的世界观取向”,历久不变,可视为“经济和政治表现”的“根本性的发生器”(fundamental generator )。

   其实,留意进而强调观念(价值、态度和情绪)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探究观念和行动的关联,这种方法论意识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而现代政治理论家对此更是多有论及。在孟德斯鸠看来,任何政体也即政治制度的基础性架构,都需要一定的原则来驱动;而这些原则,诸如“品德”之于民主,“节制”之于贵族制,“荣誉”之于君主制,“恐惧”之于专制,莫不属于人类情感和伦理的范畴,实际上就是今天所说的政治文化。托克维尔在讨论美国民主的形成、运转和维持时,其基本理路是诉诸美国人的习性、情感和价值取向,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文化路径。他谈到,作用于美国民主的关键性变量有地理环境、法制、生活习惯和民情,其中最具重要意义的是生活习惯和民情;他进而把“心灵的习性”(habits of the heart )作为理解美国民主存续原因的锁钥。马克斯·韦伯则极大地拓展了这种学术路径。他关于新教伦理与欧洲资本主义兴起之关联的研究思路,转换到政治文化研究中,就是政治价值、态度和情感对政治结构或政治变迁具有决定性意义。阿尔蒙德早年也谈道,“一个政治系统是一个行动的系统”,也就是说研究政治系统时必须关注“经验性的可观察的行为”;规范和制度值得研究,是因为它们影响行为。白鲁恂提到,“态度、情感和认知”对于政治行为具有“赋予特征和支配”(inform and govern )的作用;政治文化可为个体的有效政治行为提供“控制性指导方针”,能给集体提供“价值和理性考量的系统结构”以“保证制度和结构表现的连贯性”。另有学者直接把政治文化理解为“制度的规范性成分”,“而在组织内部这些规范确立道德边界,于是行动的稳定协调就得以发生”。总之,“政治想法(假定)”对于政治选择或政治决定具有决定性作用。

   随着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化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这种单向的因果模式受到质疑和抨击。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也备受诟病,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在理论上假定政治文化与民主的稳定性具有因果关系,也就是把政治文化作为一个“稳定的自变量”,能够影响或改变政治结构。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发现,无论在何种因果模式下考察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行动)的相关性,都面临许多难题,比如观念为何以及如何引发行动,检验起来就十分复杂和困难。还有学者进而提出,政治文化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被高估了,“没有证据表明文化因素对政治和经济结果发挥系统作用”。有些美国学者虽然喜欢讨论文化和政治,但对现有政治文化的研究方式却不甚满意,认为从文化、制度和结构等不同角度研究政治应是一种合作互补的关系,“制度引发文化”或“文化引发制度”这类单向和线性的因果观并不成立,而要关注它们“联手的效应”(joint effects )。而且,“作为态度和价值的政治文化”(文化语法的政治表达)仅只是“深层文化结构(深藏的文化语法)的表层因素”,在政治文化的根本性变化之下必有深层文化结构的变动;因此,不应局限于“认知现象”(意识形态、信念、态度和意见)而忽略文化的深层结构,同时还要克服只研究政治文化而不考虑整个文化的欠缺,只有把政治文化作为整个文化的一部分来考察才有实际意义。

   在佛米萨诺看来,历史学家完全不必像政治学家那样费力地辩论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因为他们是“以整体的和演化的方式”(in holistic and evolutionary fashion )来研究政治文化。可是,政治文化史通常也不是一个独立自足的领域,而是服务于理解更大的过往政治世界这一旨趣的,所以政治文化与政治变迁及政治事件的关系,同样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对于有些研究者而言,这种关系可能是因果性的;而在另一些研究者那里,这种关系可能更加复杂和多面。不过,政治文化史毕竟不同于政治学的政治文化研究,它关注的主要不是系统、结构和制度,而着重考察政治变迁和政治事件的主体,即作为政治角色的群体或个体。因此,政治文化史在讨论政治文化与政治变迁或政治事件的关系时,通常是紧扣政治行动者这个媒介进行的。无论是依据心理学或行为科学的理论,还是出于常识性的理解,人在行动前和行动中必然伴以相应的思维和心理过程,带有相应的“想法”和“算计”,因而任何行动中都必然有“观念”的位置。于是,观念与行动的关系就成为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核心问题。

   一般来说,研究行动的史家通常不强调甚至不关心观念的重要性,而研究观念的史家则喜欢把观念视为行动的辩护性、塑造性乃至因果性的变量。霍夫斯塔特显然十分重视观念的力量,他在谈到自己对于“反智主义”的研究时说,尤其令他感兴趣的是其中那些“严重地禁抑智性和文化生活并使之变得贫瘠”的“态度”。 照这样来说,观念能够塑造行动,并且产生显著后果。但是,因果模式在政治文化史研究中也显现出越来越大的局限性。据有学者观察,一些历史学家用文化来解释“系统的行为”,往往无法令人信服地描述文化是如何成为行动的一部分的,他们所提供的只是文化和行动的“平行关系”,而不是“因果关联”。再则,政治文化往往具有韧性和连续性,而行动却处于经常的变化之中,两者并不是简单对等的关系。据凯利所论,在美国200年的政治变迁中,作为政治文化内涵的意识形态并未发生多大变化;假若杰斐逊现在活转过来,也不难找到自己的政治归属。观念和行动在时间维度上的不对等,的确使因果分析的运用受到严重限制,因果之间排他的“事实关联”尤其不易建立。而且,即便能断定观念和行动确有因果关系,它对政治决策者和一般政治参与者的意义也不可等量齐观,如何揭示其间的差别,在材料和方法上同样是严峻考验。如果一味地从观念出发为行动寻找原因,还容易滑向文化决定论的泥潭,即把文化作为行为的驱动力,而忽略人类行为发生的复杂机理。在另一些情形下,围绕观念和行动的因果分析往往纠缠于政治行动者的动机,并常以追究那些“秘而不宣的卑劣动机”为能事,可是“动机始终是一个最难以捉摸的历史问题”。

   根据人类学理论,文化与行为紧密相连,文化需要通过公共行为方可得到观察。这就是说,观念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两位一体的。政治文化蕴含于政治行动中,并假借政治行动而得到“表达”。政治文化史研究所面对的主要不是若干在书斋里写作的思想家,而是千千万万普通的政治行动者,他们往往只见行动而未留言辞,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行动与观念毫无关系。他们的观念潜藏在行动中,并以行动来体现。于是,观念和行动便集中在同一载体上,观念和行动也就必须结合在一起研究:研究行动以揭示观念,研究观念以理解行动。美国政治史家的这种研究方式,使得政治文化史终于走出了政治思想史的影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品质。

   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旨在理解人、社会和生活,因之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最大价值,也在于理解过往人的政治行动,而不仅限于探究政治行动的动机和原因。另外,政治文化作为研究路径或分析方法,也有补于解释更为广泛的政治变动或事件的由来。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埃里克·方纳在确定自己的学位论文选题时,发现当时有一批史家对“意识形态”十分重视,并且对内战前南部和北部的意识形态加以探讨,不仅弥补了以往为史家所忽视的“政治反奴隶制”现象,而且有助于深化对于“整个冲突”的原因和性质的理解。大致同一时期,波林·梅尔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旨在解释殖民地人何时以及何以改变对母国的态度,何时以及如何从抵制母国政策走向革命,她所借重的方法也是解析殖民地激进领导人的“政治认知”和“意识形态”。探究“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学术功能,主要是因为任何政治行动都不是机械运动,而是能思考、有观念的人的表现。理解行动不能撇开其中包含的观念,而只有明了其中的观念才能获得或至少加深对行动的理解。丹尼尔·豪说,辉格党的政治文化并不完全构成其行为的原因,但却“限制着他们所能考虑的选项”。戈登·伍德也认为,观念不能引起行为,但观念能赋予行为意义;观念不仅使社会行为更好理解,而且使它成为可能。对观念和行动的关系作这样的理解,大体符合人类学所谓“阐释主义”(interpretivism)的路径,因此也突破了因果模式的局限。

   4. 语境的重要性

   政治文化有一个突出特点,“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不是具体的东西。它不能被直接看到、听到或感觉到,因而必须从别的线索推导出来”。而且,政治文化同样具备文化对于社会成员所表现出的“无意识、不明确和理所当然(习焉不察)”的特性。因此,政治学家在考察一个社会、一个地区或一个群体的政治文化时,通常采用问卷调查(research survey )的方式来获取所需要的数据(即“别的线索”)。问卷中的问题通常涉及被访问者对生活或现存社会秩序的满意度,政治参与的程度,人际关系和政治中的信任度,对公共议题或重要公共文件是否知晓,对“政治效验”(political ef.cacy )的感受,对物质或“后物质主义价值”的认可程度,以及是否赞成革命性变动,等等。有政治学者把这种获取个体政治“态度”的方法,叫做“政治文化的测度”(measurement of political culture )。

可是,历史学家却无法借助问卷调查来获取探查政治文化的“线索”,而只能通过解读历史行动者留下的言辞、仪式和符号,来推知他们针对或涉及政治的认知、价值、情感和态度。而且,由于政治文化具有“理所当然”、“习焉不察”的特点,包含过往政治文化信息的材料一般甚为稀少、零散和多样,获取不易,解读尤难。这样就使得政治文化史研究在材料上受到双重限制。其一,历史学家不可能像政治学家一样,可以根据研究议程的需要去主动获取材料,而只能被动地依据所能找到的材料来确定研究议程,因而总是受到材料的不完整、不系统、不均衡和不融贯的困扰;其二,历史学家也不能像政治学家一样对材料所产生的语境加以亲身观察和体验,而只能根据另一些材料来推测和想象材料的语境,于是更容易误读和曲解材料,也更容易受到材料的迷惑和误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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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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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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