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事”与人的存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3 次 更新时间:2020-08-25 0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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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荣  
作为追求意义的存在,人无法仅仅安于已然,相反,他总是通过创造性的活动以努力获得新的存在意义。事实上,人的存在意义,首先便体现于价值创造的过程,意义的生成最终也植根于这种创造性的活动。人的价值创造并不是无内容的空泛形式,就其现实性而言,它即展开于人做事的过程。以价值创造为指向,“事”同时内在地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按其实质,通过“事”而赋予对象以价值意义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而“事”本身则由此成为价值创造之源。

   就人自身的存在而言,“乏味”或“无聊”的形态,往往与无所事事相联系,不管是无“事”可做,还是有“事”不做,都会给人以乏味、空虚之感。摆脱这种存在状态,以参与多样之“事”为前提。这里的“事”,既关乎人与物或人与人的互动,又以一定的价值目的为指向。与无所事事相对,“事”的展开关乎价值目标的确立、行动步骤和方式的谋划、计划的实施、结果的评价,其中包含着参与者的多方面关切。“事”的启动基于人的多样需要,并关联着存在的不同方面,与之相应,“事”的参与和关切既使人在做事过程中趋向于充实,也使人感受到多样的存在意义。进而言之,以价值创造为内容,“事”可以造就多方面的文化成果。“事”的特定参与者固然将走向生命的终点,但“事”中所生成的文化成果却可以永存,所谓“死而不亡”(29)便涉及这一点,而人的生命则由此获得了恒久的意义。正是通过赋予生命以如上价值内涵,“事”进一步引导人远离“乏味”、空虚的存在形态。

   当然,“事”固然让人超越存在的“乏味”形态,但“事”的展开,也有让人操心、操劳、烦的一面。“事”展开于不同的社会领域,从其开始,到其终结,都离不开人的关切,这种关切同时伴随着操心。做事过程,既需作用于物,又需与人打交道,操劳其间,有顺当之日,也有不如意之时,顺逆的情形与无尽的操劳交错,每每将人带入烦的境地。与之相对,无所事事则似乎往往伴随着闲适,其间无需操心,也不用操劳,更与烦保持某种“离”。然而,做事过程虽难以摆脱烦,但“事”又使生活得到充实,并随着价值目的的实现而给人以自我实现或满足之感,就此而言,烦中又有乐。无事诚然引向闲适,但如前文已提及的,与做事过程中张弛有度意义上的休闲不同,纯然无所事事,每每让人处于无意义之境,并在空虚中感受闲愁,(30)后者给人带来的往往是绵绵的精神痛苦,所谓“闲愁最苦”。(31)

   愁苦体现的是负面的价值意义,对人而言,与之相对的正面或积极的价值形态往往表现为幸福,而达到这种积极的价值形态,同样基于人所作之“事”。亚里士多德已注意到这一点,在他看来,“体现德性的活动引向幸福,相反的活动则导致不幸”。(32)由此,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肯定:“我们把幸福等同于活动或其中最好的一种活动”。(33)尽管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活动常常被赋予观念层面的思辨性质,但在广义的视野中,可以将人所从事的活动理解为人所作之“事”,在此意义上,将幸福与人的活动联系起来,既意味着幸福不同于无所事事,而是来自基于德性的做事过程,也表明幸福不同于静态的存在形态,而是通过切实的做事过程而体现出来,后者的引申意义在于幸福有别于现成的享受,其真实的形态离不开人的创造性活动。

   (30)在这方面,海德格尔的思想趋向值得注意。在海德格尔那里,一方面,与做事处事过程中的操心、操劳相联系,人的存在处境表现为“烦”;另一方面,存在处境又以“乏味”、“无聊”为特点,两者均与拒斥“事”相涉。对海德格尔而言,“事”既使人处于“烦”的境地,又使人陷于“乏味”或“无聊”的状态,这一意义上的“乏味”或“无聊”,相应地非源于无所事事。不难看出,将“烦”与“乏味”在实质上都归诸事,构成了海德格尔对相关问题理解的特点。

   作为价值形态生成的动因,“事”本身也涉及不同的价值性质。王夫之曾指出:“顺逆者,理也,理所制者,道也;可否者,事也,事所成者,势也。以其顺成其可,以其逆成其否,理成势也。循其可则顺,用其否则逆,势成理者也”。(34)对应于“事”的“可否”不仅牵涉正当与否的问题,而且与适宜与否相联系;正当与否涉及“事”的价值性质,适宜与否则既关乎“事”的价值性质,也关联着“事”展开的现实条件。在价值层面,“事”之适宜意味着一般原则或普遍规范与具体情境的结合,并由此作出必要的变通;就现实条件而言,适宜则以“事”的展开合乎相关情境中的实然和必然为前提。“事”与“可”的以上关联,庄子已有所注意,所谓“事求可”,(35)便言简意赅地表明了这一点,其中的“可”同样关乎广义的正当和适宜。进一步看,“事”的发展趋向构成了势,这种发展趋向又关乎理。理表现为必然与当然,合乎理为顺,违乎理则为逆,“事”合于理,则不仅与必然一致,并相应地具有适宜性,而且合乎当然,并相应地具有正当性。反之,则既不宜,也不当。所谓“以其顺成其可,以其逆成其否”,便肯定了“事”之“可”与顺乎理、“事”之“否”与逆乎理之间的一致性。在顺逆之异、可否之别的背后,同时蕴含着对“事”的不同价值性质的区分。

   就价值形态而言,“事”不同于“物”。对于“物”,可以作出有用或无用等区分,但无从辨析其是非、对错、正当或不正当,“事”则有是非、对错、正当或不正当之别。“事”所呈现的不同价值形态,与人的存在无法相分。从终极的层面看,世界本无意义,意义因人而有。作为意义的表现形式,价值同样与人的存在和发展相联系。以实然与必然为根据,人同时又基于自身的合理需要,形成多样的价值原则和规范,后者可以视为广义的当然之则。“事”的展开既关乎必然,也涉及当然,其是非、对错、正当或不正当,则首先取决于是否合乎当然。“事”的价值意义与当然之则的如上关联,一方面进一步确证了“事”乃人之所“做”,另一方面又表明“事”的展开总是在不同的层面受到价值原则和规范的制约。

   进而言之,以重要性、紧要性等形式呈现的价值意义,其具体的内容乃是通过“事”而得的体现。生活中不能不应对的事务,属“事关己者”;现实中的重要之事,也就是对人的存在有实质影响之事;紧要之事,则是迫切需要处理之事,如此等等。这里的价值意义,源于人自身的存在,所谓相关性、重要性、紧要性等都相对于人的不同存在境域和现实需要而言。如果说正当与否主要关乎“事”的不同价值性质(正面的价值意义或负面的价值意义),那么重要与否则更多地展现了“事”与人的不同存在处境的不同关联。以正当、重要等为具体的价值规定,“事”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进一步得到了多样的彰显。

   ①参见康德:《逻辑学讲义》,许景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5页。

   ②参见杨国荣:《基于“事”的世界》,《哲学研究》2016年第11期。

   ③《恒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简》(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12页。

   ④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95—96页。

   ⑤储光羲《同王十三维偶然作》:“莫问身后事,且论朝夕是”。

   ⑥J.J.C.斯马特、B.威廉斯:《功利主义:赞成与反对》,牟斌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81页。

   ⑦《荀子·王制》。

   ⑧魏启鹏:《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书〉笺证》,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93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5页。

   ⑩《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37页。

   (11)《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2页。

   (12)《孟子·公孙丑上》。

   (13)阮元:《论语解》,《揅经室集》(上),邓经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9页。

   (14)《中庸·第十三章》。

   (15)《中庸·第十二章》。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5页。

   (17)M.Heidegger,Being and Truth,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10,p.4.

   (18)《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63页。

   (19)《王阳明全集》,第6页。

   (20)《礼记·礼运》。

   (21)《说文解字》。

   (22)《墨子·节用中》。

   (23)《荀子·荣辱》。

   (24)《易·系辞上》。

   (25)当然,“器”这一概念本身也可以在更广的意义上使用,如道器之辨中的“器”,便与上述之“物”的含义有相通之处。本文所说的与“物”相对之“器”,主要指基于人的作用而形成的对象。

   (26)《论语·卫灵公》。

   (27)关于实践理性的诸原则,可参见杨国荣:《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第6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28)M.Heidegger,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Metaphysic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5,p.77.

   (29)《老子·第三十三章》。

   (31)辛弃疾:《摸鱼儿》。

   (32)Aristotle,Nicomachean Ethics,1100b9-10,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New York:Random House,1941,p.947.

   (33)Aristotle,Nicomachean Ethics,1099a29-30,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p.945.

   (34)王夫之:《诗广传》卷三,《船山全书》第3册,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421页。

   (35)《庄子·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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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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