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事”与人的存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3 次 更新时间:2020-08-25 00:10:40

进入专题: 存在   价值   交往关系  

杨国荣  
但这种自觉形态本身也非一成不变。事实上,“事”的展开,往往表现为一个自觉形态不断提高的过程,后者既以相关认识(包括对“事”所涉及的对象和背景的把握)的深化为前提,也以做事者自身综合能力的提升为条件。

   与“事”同在的人,既以能力为其内在规定,也包含价值层面的品格,后者具体表现为德性。从现实的形态看,人做事的过程不仅关乎能力的提升,而且涉及德性的养成。王阳明的《传习录》中曾记载了如下对话:“问:‘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王阳明)曰:‘是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11)这里首先牵涉“静”与“事”的分别,“静”在此意味着未参与“事”或与“事”无涉,以此为德性涵养的方式(所谓“静养”),相应地表现为置身“事”外。然而,这一类的涵养如同下水前学游泳,无法面对实际之“事”,所谓“临事倾倒”便表明了这一点。与之相对,“事上磨炼”以实际的做事或处事为前提,并具体地表现为在参与“事”的过程中自我历练(包括经受各种困苦磨难),由此切实地培养自身的德性。在这里,“能其事”进一步引向“成其德”。

   从更普遍的层面看,“事”与“德”之间的如上关系表明,德性的涵养离不开“事”。在孟子“必有事焉”的表述中,这一点得到了比较明确的肯定。《孟子》中有如下记载:“‘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矣。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12)这里所说的“浩然之气”,表现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形态,作为“配义与道”、“集义所生”者,它同时渗入了价值的内涵,呈现为人所具有的品格和德性。对孟子而言,形成表现为“浩然之气”的精神品格,离不开“事”,所谓“必有事焉”即强调这一点。与“浩然之气”相关的“事”,本身又有其自身的规定和法则,对这一意义上的“事”,既需要加以关切(心勿忘),又不能无视其自身规定和法则,而主观妄为(勿助长)。概而言之,“事”构成了成德的前提,而以“事”成德又展开为一个尊重“事”自身法则的过程。

   作为精神品格的“浩然之气”之“配义与道”,体现了这种品格的正面取向。与品格的形成离不开“事”(“必有事焉”)一致,“道”所表征的价值理想,也需要落实于“事”,“圣贤之道,未有不于行事见而但于言语见者也”。(13)中国哲学强调“道不远人”,(14)其中蕴含如下涵义:离开了人的“行事”过程,而仅仅停留于口耳之间,则道只是抽象思辨的对象,难以呈现其真切实在性。人之“行事”本身具体展开于日常的庸言庸行:“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15)在道见之于“行事”的过程中,一方面,道本身展现了其真切性;另一方面,人通过实际地践行道而成就德性。

   以“事”成其德与以“事”能其心、以“事”变其物相互关联,从不同方面展现“事”对于人的意义。进一步看,人不仅在做事、行事、处事等过程中改变对象、确证自身的存在,而且由此获得对存在的真切感受。这里的感受以人与物、人与人之间在“事”中的现实互动为根据,其中既涉及对象的实在性,也关乎人自身的存在体验。在以“事”成就世界的过程中,人不仅感受到对象的真切性,而且对自身的能力和德性也形成真实的感受。这里所涉及的存在感可以视为对世界和人自身实在性的最直接、最真切的确认,这种真实的存在感既非基于主观推断或思辨推绎,也非来自想象,其生成源于现实之“事”。如上所述,以“事”变革世界的过程不仅展示了对象的实在性,而且也使人在领略自身创造力量的同时,感受自身存在的真切性。与之相对,在疏离于“事”(无所事事)之时,人每每会有空幻或虚而不实之感,这种空虚之感既关乎对象,也涉及人自身的存在。可以说,“事”既赋予人的存在以实在性,也使人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实在性。

   从“事”给人以存在的真实感,置身“事”外则往往将人引向精神层面的虚幻这一角度看,人无疑具有参与“事”、停止与“事”相对之“安逸”的需要。马克思在评论亚当·斯密的相关论点时,已注意到这一点。针对亚当·斯密将劳动理解为对人具有否定意义的活动这一看法,马克思指出:“一个人‘在通常的健康、体力、精神、技能、技巧的状况下’,也有从事一份正常的劳动和停止安逸的需要,这在斯密看来是完全不能理解的。诚然,劳动尺度本身在这里是由外面提供的,是由必须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必须由劳动来克服的那些障碍所提供的。但是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而且进一步说,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自然必然性的外观,被看作个人自己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作自我实现,主体的对象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16)作为人的基本活动,劳动同时表现为人所做之“事”,与劳动相对的“安逸”则处于“事”之外。从事劳动属广义的“做事”,在以劳动为形式的做事过程中,人同时扬弃了虚幻性而获得了真实的存在感;“安逸”在此意味着置身“事”外,其结果则是引向空虚。对马克思而言,正面的参与“事”与反面的“停止安逸”,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人的需要。“事”与人的需要之间的以上关联,进一步在本原的层面突显了人对于“事”的依存性,作为“事”的劳动在此同时体现了人的自由。在作用于物的过程中,人通过把握必然的法则,克服自身目的实现过程中所遇的外在障碍,由此获得自由。广而言之,通过目的之实现以扬弃外在的必然性,构成了人的自觉活动——“事”的普遍特点,在此意义上,“事”的每一次完成,都意味着人的自由在不同程度上的实现。

   人的存在有其多方面性,存在的不同方面之间的关联,表现为存在的结构。海德格尔在《存在与真理》中曾指出:哲学所关切的是“我们的存在之法则与结构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追问这些问题使哲学现实化”。(17)这里所说的“我们的存在”,可以视为人的存在,这种存在的结构和法则,关乎人存在的具体形态。当然,尽管海德格尔也注意到在手边的工具的作用,但从总的方面看,他更为关注的是人在观念层面的存在形态,包括烦、畏等精神或心理的感受。从现实的形态看,人的存在结构与“事”的展开过程无法分离。在与“事”的现实关联中,人总是面临做什么事、为何做事、如何做事等问题,这些问题分别涉及人的存在目的、存在方式、存在形态,而人的存在结构,则由此得到真实的展现。

   “事”的展开过程,涉及多重方面。从行事或处事的主体看,“事”的完成既关乎做事主体之身(感性之体),也涉及其心(内在意识);既需要做事主体的理性明觉,也离不开其情意的参与。与之相联系,在“事”的展开过程中,身与心、理性与情意、知与行彼此交融,人自身则在这种统一中走向真实、具体的存在,人的丰富性、复杂性、多方面性也由此得到实际的展现。可以看到,“事”既展开为人与物互动的具体过程,也使人自身不断走向具体化,“事”的具体性从一个方面规定了人的具体性。所谓人的存在结构,便表现为与“事”中之“在”相联系的具体存在形态。

   人的具体存在形态与真实的存在形态具有一致性。以艺术家而言,通常所说的真正的艺术家,其特点便在于既实际地从事艺术创作,又在这种创作活动中确证自身的艺术造诣,并由此体现艺术活动的内在品格。这种创作活动作为人所实际从事的活动,属广义之“事”。与具体性的规定相近,这里的真实性也具有本体论意义,而广义之“事”则构成其共同之源。

   对人而言,特定之“事”有开端也有终点,其完成同时意味着其结束。然而,作为存在方式的“事”本身,则伴随着他的整个一生。只要人的生命延续着,“事”便不会终结,而人则始终需做应做之“事”。张载的如下名言便涉及这一方面:“存,吾顺事;没,吾宁也”。(18)这里所谓“顺事”既表现为平静地面对在世过程所遇之“事”,也意味着如果一息尚存,就当从容地做应做之“事”。在人的整个存在过程中,只要他“存”而未“没”,便总是有未了之“事”或需做之“事”。人与“事”的以上关联,从时间性和过程性之维,凸显了“事”和人的具体性。

  

   二、“事”中生成的交往关系

   与“事”同在的人,并不仅仅以个体的形态存在。做事的过程既作用于物,也与人打交道,人与物互动的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事”的展开,则既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为背景,又构成了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形成的现实之源。

   人在自身存在过程中,总是汇聚了多方面的社会关系,人之为人的规定,也体现于此,所谓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便折射了这一点。与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相关的社会关系,并非仅仅以静态的形式存在,在其现实性上,它与人所“从事”的多样活动无法相分。社会关系与“事”的关联,既表现在其形成过程,也体现于其现实化过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使并非直接源于“事”,其现实化也往往离不开人所从事的活动。以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而言,亲子、兄弟等关系的生成首先基于多方面的家庭生活,其关系的社会性质,则与具有社会意义的为人处世相关。王阳明在论证“意之所在便是物”时,曾指出:“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19)这里的“物”主要指社会领域的存在,王阳明以心立说,将存在的意义首先与意识活动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对缺乏伦理、政治意识者来说,亲(父母)、君、民等只是一般对象意义上的存在,只有当心体指向这种对象,亲、君、民等才作为伦理和政治关系上的“亲”、“君”、“民”等而呈现于主体,亦即对主体来说才获得“亲”、“君”、“民”等意义。如果不囿于其心学的立场,由“心”引向更本原层面的“事”,则可注意到,亲子、兄弟等关系本来具有血缘意义上的自然性质,然而通过事亲事兄、父慈子孝这一类家庭之域的广义之“事”,自然意义上的亲子、兄弟等关系开始获得社会伦理的性质,也就是说,其间的社会伦理关系开始真正具有现实的形态。

   人所处的不同社会关系以及相关的社会活动(多样之事),同时也制约着人的不同品格。《礼记》在谈到“人义”时,曾指出:“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20)所谓“人义”,也就是人之为人应该具有的品格或德性,与所处社会关系的不同相联系,人应该具有的品格也各有差异。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品格并不仅仅呈现为静态的规定,而是通过各尽其责的多样活动体现出来,此处的各尽其责,具体表现为做好各自的“分内之事”。以上所提到的父之慈、子之孝、兄之良、弟之恭、长之惠、幼之顺,可以视为处于不同社会关系中的个体所展现的不同品格,它们既非仅仅表现为相关个体口头的承诺,也非单纯地呈现为其内在意愿,而是通过各自具体的为人处“事”得到现实的确证。尽管以上所提及的某些品格打上了明显的时代印记,具有相应的历史限度,但其中亦有见于人的多样品格形成并确证于多样的行“事”、处“事”(包括做分内之“事”)的过程。

相应于人“在”世的多重向度,“事”也展开于社会的不同方面。在政治领域,“事”取得了“为政”、“治理”等形式。以传统社会而言,其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基于礼法,并具有等级差序的特点,这种关系同时又通过“治国”、“治民”等政事而被赋予现实的形态。近代以来,社会的衍化则趋向于以法律、政治上的平等为社会关系建构的原则,而选举、协商等政治事务,又使人与人之间的以上政治关系得到具体的落实。广而言之,经济生活中的劳资关系、教育过程中的师生关系、健康领域的医患关系,既形成于生产商贸、学校教育、医疗保健等社会活动,又在这些活动中获得现实的品格。作为人之所“做”,这些活动同时表现为“事”在不同社会领域的具体展开,而不同的社会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存在   价值   交往关系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马克思主义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2622.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