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振环:晚清书业空间转移与中国近代的“出版革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4 次 更新时间:2020-08-24 23: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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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振环  
国内书商才纷纷设局,石印术周期短,印量大,成本低,因此盛极一时。上海出现了近百家石印书局,各类石印书籍大量出现,甚至远销全国各地,大大推进了西学的传播。珂罗版的优点是以精致细腻而著称,适合印制名人手迹和书画作品。1875年,该技术由土山湾印书馆任职的安相公(即安敬斋,F. Enry,或标注其圣名加中文姓氏的沪语Henry. EU,1865—1937)率先引进,并购买了圆盘机等印刷机械,用之印制耶稣、圣母像等图片。其时在上海采用珂罗版的还有英国别发洋行,由于此法印刷甚为精美,不久上海有正书局聘用日人龙田来华从事珂罗版印刷,教授华人学习。1902年,文明书局的赵雪鸿试验珂罗版获得成功。商务印书馆于1901年已拥有了上海最先进的印刷设备,于1902年编印出版了中小学教科书,教会和官方出版机构都难以望其项背。1907年,该书局还有了印刷精美的珂罗版。机器印刷技术的广泛运用,代替了传统书坊的手工雕版,大大加快了印刷速度,由此引发了近代上海的印刷革命,大大降低了出版成本。1925年,上海有新式印书机构112家。新印刷技术创造了书籍的空前产量,上海在近代能成为中国最大的新出版中心,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率先引进和推广近代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

   新内容,是指现代出版生产的书籍之内容,区别于以经、史、子、集为核心内容的传统书籍。大量传统学科无法容纳的内容,如理化、法政、外语、艺术、美学等,属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西学新知识,为国人提供了一个认识和观察世界的参照坐标。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开办墨海书馆,组织了由伟烈亚力、艾约瑟、慕维廉等英国传教士为主译者的翻译活动,他们在译出《圣经》和大批宗教布道书的同时,也译出了当时最有影响的物理学著作——胡威立专论流体力学与刚体力学的《重学》、第一部中文符号代数学读本《代数学》和第一部介绍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的《代微积拾级》。与此同时,他们不再像前辈学者利玛窦那样,总是谨小慎微地考虑如何选择中国人能够接受和欢迎的“药物”,也不怕译出与中国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念根本冲突的“猛药”,如哥白尼的天文学说,在《谈天》一书中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用大量天文观察事实作了完善补充的康德星云假说。慕维廉在编译的《大英国志》一书中介绍了西方议院和议会制度后,又在名为《格致新理》的译本中,逐字译出了培根《新工具》中著名的“四假象学”。1867年创办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传输了军事技术、应用技术、自然科学理论、社会科学等方面的知识。1890年代,随着一批批留欧、留美学生的归来,特别是在几十年的翻译活动中成长起来的一批具有双语能力的中国译者,严复据英国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编译出《天演论》这本小册子,掀开了近300年中国输入西方学术的一个新世纪。他在译述中每节或每二至三节附案语,就原文内容有关的其他学说加以介绍,把进化论、西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说和自然科学、哲学的理论介绍给中国知识界。1898年4月该书初版后,立即引起轰动,被康有为誉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一些小学教师以此书作为课本,而中学教师则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作文题目。胡适的“适”,陈炯明用“竞存”的字号,都来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深义。严复以其译出的穆勒《群己权界论》和《名学》,斯宾塞《群学肄言》,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等,将一整套包括了培根到穆勒的英国哲学经验论和西方科学方法论一一介绍给如饥似渴的中国人。继之而起的这一代译者,如杨荫杭在1902年编译出《名学》,同年林祖同译出日本清野勉《论理学达恉》,1903年吴炤译出日本十时弥《论理学纲要》,1906年有范迪吉等译、富山房编《论理学问答》,胡茂如译日本大西祝《论理学》,1907年有金太仁作译高平三郎《论理学教科书》等。20世纪初,在学术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有美国伯盖司《政治学》、德国伯伦知理《国法泛论》、海留司烈《社会行政法论》、法国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卢梭《民约论》、伊耶陵《权利竞争论》、英国斯宾塞《代议政治论》。许多译著在各学科领域产生了较为突出的影响,如蔡元培译《妖怪学讲义总论》、章太炎译《社会学》、赵必振译《东洋女权萌芽小史》、陈家瓒译《社会经济学》、孙云奎译《货币论》,或被认为是在中国最初引进新知识的代表,或被认定为对该学科作出了启蒙性的历史贡献。传统出版包罗万象,虽然也有对传统知识分类提出挑战的新内容,类似《几何原本》、《同文算指》、《远西奇器图说录最》等西方技术科学的知识,但其冲击力毕竟有限,无法真正突破传统的知识结构,最终被四部分类消融掉,而晚清传入的这些有关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新知识,使传统图书分类的系统无法最终容纳这些新元素,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出现西学书目新分类结构的原由。这些新内容亦为先进的中国人反思中国之所以落后于世界之由,以及推动国人改造中国,提供了知识的动力源。

   江南传统书业保留着传统图书的载体形式,直至19世纪中期并无特别的变化。虽然也有官方刊印专记邦国大事的邸报和京报等不定期连续出版物的流传,但在民众的阅读形式中基本上未起到普及知识的作用。邸报、京报等连续出版物,属于传统中国的文献载体形式中边缘之边缘,占据了天下一统的绝对优势的载体还是传统的书籍形式。清末民初,很重要的载体变化是出现了传统出版所没有的近代报刊。19世纪下半期涌现了专记社会琐闻、街谈巷语的载体新形态,即新式出版业不仅仅有传统的书籍形式,还包括大量运用新技术生产出来的日报、杂志,书籍中还出现了白话小说、新式地图、双语辞典、列车时刻表、学堂教科书、广告等新的出版载体形态。书籍一般是作者个体思想观点的集中表现,而报刊则是一种将众人的稿件汇集在一起的群体言说的形式。较之书籍,报刊发行量大和传播面广的性质决定了它更具商品化,更追求时效性。同时,报刊在言说空间上具有更大的开放性,留出了更多的让读者参与对话的空间。近代报刊具有多种形态,如日刊、周刊、周二刊、周三刊等,使新出版的传播渠道大大超过了传统出版。公共性的近代报刊在晚清的出现,促使官办译书局,教会和民营书局开始普遍利用报刊的力量,以建立和加强自身的品牌、提高销售利润及扩大影响。晚清以来,一般出版机构大都会创办报刊,以作为书局的附属产品。类似的例子很多,如教会系统的墨海书馆有《六合丛谈》、土山湾印书馆有《益闻录》等;清政府官办报刊有1901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办的《北洋官报》(天津)、1903年两江总督署主办的《南洋官报》(南京),以及《湖北官报》(1905年)、《政治官报》(1907年)、《内阁官报》(1911年)等;民营系统的商务印书馆有《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广智书局有《新民丛报》、《新小说》,等等。快速传播,是近代大众传播的重要特点之一。而近代化的交通和邮政促使不同地区的受众在大致相同的时间里阅读相同的内容,报刊流通中形成的批发销售规则及报刊市场化,促使晚清报刊体制日益走向近代化。从《六合丛谈》到《上海新报》,从《申报》到《点石斋画报》,从《格致汇编》到《格致新报》,近代报刊改变了中国读者的阅读方式和趣味、阅读边界及空间。上海是近代中国白话报纸的发祥地,也是白话报纸最为集中的地方。1911年以前,标名“白话”、“俗话”的报刊有41种,连同那些有白话报之实的报刊,一共140份。其中,有27份在上海出版,全国排名第一。有些本该设在外地的报馆,如《宁波白话报》、《湖州白话报》、《安徽白话报》等也都设在上海。传统出版业印刷小说,但清末民初的上海出现了大量报刊连载的翻译小说和白话小说,报刊这一新式载体成为近代白话小说得以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大量反映绚丽多彩的上海租界洋场生活为题材的新小说,如《海上花列传》、《上海游骏录》、《上海新繁华梦》等在上海问世,出版的数量和速度也极为惊人。清末出版成册的小说在1000种以上,其中在晚清上海出版的占70%以上。近代报刊对中国文坛学界的封闭性以极大冲击,加速了传统书业向现代出版业的转变。报刊连载小说不仅传播迅速且具有大众化、平民化和花钱少的特点。与报刊连手采取连载的新形式,在城市中造就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读者群体,而读者的阅读需求又反过来刺激了近代上海新出版的繁荣。

   以新式机械印刷创制的地图,改变了中国读者固有的空间观念;而印制双语辞书则为中国读者创造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方法;大量印刷的交通工具时刻表,改变了国人日出而作和日落而息的不遵守时间准确性的生活方式;规模化印刷学堂教材,成为清末民初知识和思想普及的新工具;广告印刷形式的出现,则大大影响了近代国人的消费意识、消费理念和消费方式,如此等等。可以说,这些周期性发行的新形式之出版物,较之传统书籍更多和更快地传播知识信息,大大加快了信息的流动,打破了传统官方乃至于教会对于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垄断性,改写了静态、单向的文化生产格局,使得社会中众多分散的因素维持一种相对密切的联系,加速了社会文化的裂变,成为搅动中国文化池塘的鲶鱼,促进了文化的激荡、思潮的涌现和社会的变革及进一步整合、重构。

与新技术、新内容和新载体形式相配合,在出版界出现了新式管理模式。知识与权力有着某种同构性,制度管理具有约束和激励的双重效应。上海租界为新出版提供了新的出版管理路径,与传统的官刻、坊刻、私刻和寺院书院刻书不同,墨海书馆已开始实行监理、助理制,由此打破了传统出版机构家族内部管理单一的模式。据苏精的描述,伟烈亚力到墨海书馆就职后,该馆确实在经营管理方面分成了决策和执行两个层级,前者由伦敦会上海站领导人物和站务委员会的主席兼司库麦都思继续掌握全局,并通过站务委员会决定印什么书和如何印法,再交付伟烈亚力具体执行;伟烈亚力负责管理工人,以及采购保管原料器材等。两个管理层级的新模式,形成了新的出版管理路径,从制度层面保证了该馆在书籍生产的分工上有了以麦都思为主导的专门从事选题策划,和以伟烈亚力负责的印刷出版活动二级管理职责。之后日渐成熟的教会出版机构,如广学会在出版物译印方面拥有了一套日渐完善的管理机制,特别对出版物的内容实行评议审核,以确保符合其意识形态的作品面世。在李提摩太任总干事期间,广学会内部形成了一个包括总干事、编辑人员和一些教会领袖构成的出版委员会,该委员会直属于董事会,其职责是“挑选出准备出版的作品,审核所有送来的手稿与书籍,推荐可以印刷的手稿与书籍,决定发行的数量与售价,从整体上监督出版部的日常工作”。1897年成立的商务印书馆尽管最初仅是一个印刷业的小作坊,但一开始就实行了现代股份制,避免了这一由朋友加亲属所组成的书局在后来的发展中沦落为家族式企业。这些教会、官营和民营的新式出版机构经营方式,不同于江南书坊恩庇侍从型的家族经营方式,新教传教士将印刷机构迁至租界特殊环境的上海,采用了“借才本土”的模式,大量聘用掌握印刷新技术的本地工匠,同时还汇聚了一大批具有新知识、新思想、新视野的编译润饰人才,而编译润饰人才主要依托来自江南腹地的学术资源。参与墨海书馆出版活动有着密切关系的江南士人,据确凿材料记述,有王韬父子、李善兰、蒋剑人、管嗣复、沈毓桂、张福僖等,活动在墨海书馆及麦家圈周围。而在中国首屈一指的官办翻译机构,如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则汇聚了一大批以西方传教士为主体的外国翻译人才和具有新知识的江浙文化人。这种文化人的“汇聚效应”,得益于上海书业所实行的“借才异域”的管理方法。官方出版机构“借才异域”还包括聘用外国翻译人才和印刷技术人才,以及任用江南腹地的书业人才和知识人。聘用外国翻译人才对于官办翻译机构来说,是对传统“严夷夏之大防”观念的重大突破,正是这一新管理政策使海内外的西学人才向沪地络绎不绝的形成流动趋势,也是开埠后上海文化传媒市场所形成的特殊人才“聚集效应”。在上海新出版的机构中不仅出现了新印刷机器和掌握了印刷新技术的工匠,同时这些机构还汇聚了一大批具有新知识和新思想、新视野的学者,如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中的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等,小说林社中的黄人、奚若等。进而言之,新出版机构还成为新学思想家、翻译家、移民学者的庇护所和钻研高深学问的学术共同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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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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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学刊》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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